大慧禅塔

　　上片着重写风水洞中清美的境界。开头两句紧扣题目中“风水”二字落笔，以议论领起全词：“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这是用佛家的眼光观照自然，是对“风水洞”之所以得名的一种诠释。毫无疑问，这是词人接受了佛家宇宙观的一种体现。词人仿佛接触到了“源头活水”由此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故应为我发新诗。”而后着力写词人在风水洞发现的别具美感的景物：“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这两句扣住了风水洞“流水不竭”、“清风微出”的特点，结合着词人的视觉感受和嗅觉感受，写出了一个藏娇蕴秀、清美绝人的境界，多少也带有“妄意觅桃源”（《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诗）的思想倾向。

　　下片自抒所感，并写出出洞后所见。“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这两句是想象，是夸张，实际上表达了对风水洞中“水”的极度赞赏，又很有幽默感。以下转到写出洞归来。“还凭流水送人归”一句，承上转下，点出一个“归”字，而且运用拟人手法，把“流水”以至风水洞都写得富有人情味，词人此行的满足和快乐也就见于言外了。篇末两句承上“归”字，写归途中的景物“层巅余落日，草露已衣。”词人通过景物描写，表明己到了傍晚时分，词人白天在风水洞逗留的时间之长，就可想而知了。倘若仔细品味，夕露“沾衣”的话兴许还另有一层深意在。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中描写了自得其乐的劳动生活，后半首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该词在模山范水与纪游之外，还隐隐流露出超脱的审美趣味以及对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

　　全词由游览而至生出归田园的意向，结尾处意蕴深厚，既是情绪流程的归宿，也是词人的终生追求。写景、抒情、议论都是诗歌创作中常见的表现方法，该词将写景、抒情、议论结合了起来，也可以说是词的诗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参考资料：

解纵枭鸱啄凤凰，天心似此亦难详。
但知斩马凭孤剑，岂为摧车避太行！
得者折腰犹下列，失之垂翅合南翔。
不如长揖尘埃去，同老逍遥物外乡。

半通官职万人才，卷蓄经纶未得开。
鸾凤托巢虽枳棘，神仙定籍已蓬莱。
但存漆室葵心在，莫学荆山玉泪哀。
倚伏万端宁有定，塞翁失马尚归来。

　　这组诗对张缋刚正不阿的精神和未得施展的才学，给予了赞颂，并作了慰勉和劝诚。

　　第一首首联引申《庄子·秋水》“鸱得腐鼠”，而“吓”“鹓雏”之意，之“枭鸱”得“解纵”，“凤凰”被剥“啄”，比喻小人逞凶，君子遭害。世局如此，自无天理可以推“详”的了。次联赞扬了张缋的峥嵘风骨。上句称张缋就像汉代朱云那样，只知道凭借“尚方斩马剑”，誓“断佞臣”之头（《汉书·朱云传》），决不妥协。下句化用曹操《苦寒行》诗意，说他不肯因为太行山艰险，可能摧折车轮，而回避不前。这两句把两个著名典故精心组合，成为孔平仲诗中的佳联。张缋的凛凛风骨，在诗行中闪出了光彩。三联则评议了朝政的污浊，也从政治得失上为张缋作了分析。上句说：软媚者虽然卑躬“折腰”于小人之前，仍然屈居“下列”，所得几何？而洁身自爱者虽然“垂翅”，但终将振翅南飞，又算什么“失”呢？这两句把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和《后汉书·冯异传》的“始则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的名言加以提炼，构成一联对句，以形象说理，极具启发性。末联“不如长揖尘埃去，同老逍遥物外乡”，在析理的基础上，对张缋提出建议：你的立身大节既已确定，对出与处的两种可能又都深有了解，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看来，不如长揖尘世，同老于“物外”之乡，去做“逍遥游”，才真正适意呵！这里的“长揖尘埃”，“逍遥物外”，化用了《庄子》语意，对污浊政局表示了厌弃。

　　第一首在赞誉中带有不少安慰的口气，第二首则于推崇中渗入了一些劝勉的成分。重点还在第二首。第二首首联对张缋备极推崇，而又深表惋惜。他是“万”中选一的人才，却“官职”未“通”；他有“经纶”天下的满腹学问，却“卷蓄”而不得展用。次联以两个比喻，指出张缋不会久困“下列”，终将重返朝廷。上句是化用《后汉书·仇览传》“积棘非鸾凤所栖”的话，说鸾凤虽暂时“托巢”于“枳棘”之上，终能栖息在梧桐之颠，正如神仙，虽也有谪降，毕竟已在蓬莱三山“定籍”。三联对张缋既有勉励，也有劝诫。上句用《列女传》鲁穆公时漆室女忧念国事，倚柱而歌的故事。下句用《韩非子》卞和献璞玉被砍足，抱璞哭于荆山的故事。两句一气呵成，意思是说，只要存着漆室女的耿耿之心，定有施展抱负之一日，无须学卞和抱璞而哭，因为世事本是倚伏不定的，否极终将泰来。于是引出尾联的宽缓语。尾联化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词意，以及《淮南子》“塞翁失马”的故事，对张缋作了鼓励。诗人指出：张缋在政治上虽然暂受挫折，只要此心不渝，定有祸去福归之一日。

　　这两首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说理与抒情有机统一。两者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割裂。但诗人熟练地掌握了写诗技巧，使之结合自然。如第一首的一、四联，第二首的四联，一再化用《庄子》中《秋水》、《逍遥游》和《老子》、《淮南子》中的词意与典故；第一首的三联节取汉代、晋代两朝的成语，说理成分都较浓厚。然而这些说理的内容，不仅与形象结合，而且发之肺腑，从而具有抒情色彩。在喻人以理的同时，还能起到感人以情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抽象、空洞地述说道理之弊。

　　这两首诗的中间两联把一些为人处世的生活准则，反复进行艺术综合，最后概括成精彩偶对，构思过程颇费推敲。如第一首次联以“斩马凭孤剑”对“摧车避太行”，“斩马剑”三字经他一分为二，“斩马”与“摧车”，便成了工对。又在“剑”前缀一“孤”字，以与“太行”成对，这“孤”字很能表现出持剑人的胆气。再通过“但知”、“岂为”这样旨意确切的词语加强表现力。主人公张缋的劲直气骨，便鲜明地突现出来。又如第二首三联以“漆室葵心”对“荆山玉泪”，句首的“但存”、“莫学”，倾向性都很明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5��方式，而十分推许前者。“玉泪”二字更打破了比拟妇女泪水的一般用法，而换上卞和抱璞玉哭于荆山的内容，顿时异彩焕发。由于诗人在中间两联的写作上狠下了功夫，在酝酿一、四两联时，又尽可能地发挥他运用散行句式的特长，这就使他的七律作品能成为宋诗中的优秀诗篇。其中如“但知斩马凭孤剑，岂为摧车避太行”、“但存漆室葵心在，莫学荆山玉泪苦”等联，以工巧的对仗表现了古代“劲直”之士除恶犯险、无所畏避的精神和忧国忧民、无怨无悔的心志，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借景抒怀之作。写重阳节感时伤今的无限愁绪。开头“断烟离绪”，指离别之苦，“醉踏南屏”是往事在眼前浮现，佳人未曾入梦与己相会，更增哀伤无限。下阕第一句“旧节传杯”，再忆当年曾与佳人共欢，使人白发频生。而今只剩下自己，但仍希望：明年重九的登高与佳人重逢。全词以游踪为主线，穿插有关重阳的典故，昭示本人的一段艳情，颇有一种凄迷之美。

　　相传吴氏曾纳苏杭一妾，后一遣一死。这首词就是重九日为怀念杭州亡妾而作的。上片写重九之日登临山峰的高处，面对断烟、残阳、秋水、黄菊等萧索景色怀念追忆与爱妾醉游南屏山的往事，渲染了悲剧气氛，抒写凄楚情怀，烘托思念亡妾的凄苦心境。下片极力抒写亡妾死后自己的生活的倍感百无聊赖和凄怆的情状，叙事十分生动，心理刻画极为细致，抒情非常凄婉，作为一个词人，竟然“尘笺蠹管，断阕经岁慵赋”，可见他的心真的是如一盆死灰，表现出作者对亡妾的极度的思念。“惊飙从卷乌纱去”活用孟嘉之典，不是表现作者的豁达大度而是描述自己的无所顾及和无心无绪。但是从整体上看，这首词还是显得有些晦涩，从而影响了整体的艺术效果。

　　“断烟离绪”，起句四字情景交融，精炼而形象，统贯全篇。“断烟”写景，“离绪”写情。“斜阳红隐霜树”是写重九烟雨蒙蒙，故傍晚还不见斜阳，隐没于霜树之中。凄凉的心境，又逢凄凉的时节，烘托出抑郁的情绪。重阳佳节，正是菊花盛开之际，词人在风雨中折来黄花数枝，插在壶中，花的香气含着雨气喷出。在此凄风冷雨之中，谁还会有心情骤马去登上荒台吊古呢？“吊古”一词隐含了多少伤逝之痛。作者又不禁回忆起当年与伊人重九登高时的情景。当时伊人执扇清歌，扇底歌声与寒蝉共咽（意谓其声悲凉），作者则酒酣倦梦，几乎忘却伊人在旁。上片忆念双双登高的情景。

　　下片转入今情。斯人逝矣，往事如烟，对此佳节，还有什么心情“传杯”饮酒？但无“传杯”的心情而仍复“传杯”者，无聊之极也。（参见陈匪石《宋词举》）“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杜甫《咏怀》五百字），饮酒可以忘忧，写词可以抒闷，但心灰意懒至此，连未写完的歌词（断阕）都封尘已久，更何况重写新词呢！天气入夜转晴，月影斜照东篱，寒蛩宵语，似亦向人诉说心事。“早白发、缘愁万缕，惊飙从卷乌纱去。”这是从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二句转用来的。

　　重九日晋人孟嘉落帽的故事，后世传为美谈。杜甫这两句的意思是：如果登高时风吹帽落，露出了满头白发，我就含笑把帽子重新戴上，并且还会请旁人为我整理一下。这两句诗表现杜甫的洒脱旷达的心态。但是梦窗这两句词意与杜甫不同。梦窗已经不以风吹帽落、露出满头白发羞愧了；他这两句的意思是，反正人亡身颓，无复欢颜，一切都随它去吧！这表现了词人极端沉痛绝望的心情。结语“谩细将、茱萸看，但约明年，翠微高处”三句也化自杜诗（同上）：“明年此会知谁健，笑把茱萸仔细看。”杜诗之意谓今年重九，姑且强乐自宽，但不知明年此时会何如耳。梦窗今年未能登高，但遥想明年能有机会。老杜细看茱萸，梦窗虽也看茱萸，着一“谩”字，就自觉无味。那么明年翠微高处之约，也不过说说而已。杜甫逢佳节而强作欢笑，梦窗则欲强作欢颜而不能，其无聊、沉痛更倍于少陵，实在是时代、身世使然。

　　吴梅《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序》：“吴词潜气内转，上下映带，有天梯石栈之妙。”梦窗词脉络贯通，形象完整。上下映带尚是为形象的表面，潜气内转则是其内质：“天梯石栈”，则说的是梦窗词的大起大落，突接突转，也有潜在的气韵沟通。“霜树”、“萸花”、“传杯”等皆为实写：“斜阳”、“翠微”等为虚写，虚实结合，线索明晰。说明梦窗词气韵贯通的特点。

　　西方文论说“美是杂多和整一的结合”，于梦窗词亦可得到印证。梦窗不但炼字、炼句，而且炼意，词藻华丽，同时又极富内在的神韵。读梦窗词，不可不注意这些艺术特质。

参考资料：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参考资料：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白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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