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蜀山道中

春归林木古兴嗟，燕语斜阳立浅沙。
休说旧时王与谢，寻常百姓亦无家。

　　春天到了，燕子归来，它一向习惯于在人家筑巢而居，不料这时却找不到筑巢的地方。它无可奈何地站立在沙滩之上，面对斜阳，呢喃自语：古人曾为春燕归于林木而嗟叹，以为这是乱世之象，如今乱世又来了。过去王、谢两家衰败了，他们堂前的燕子仍可前去筑巢，虽然他们的乌衣旧宅已变成普通百姓的家；而在现实中，别说那些世家古族都丧失了家宅，连普通的百姓也家毁宅焚，华屋、蓬户，皆归于一尽，燕子不往林中筑巢，又该去何处呢？

　　“春归林木古兴嗟，燕语斜阳立浅沙。”这两句写燕子归来而无宅可巢。上句的“春归林木”，表明燕子无处安身，只好栖息于林木，而古人为此而兴叹，他们兴叹的原因是感慨世道的衰微，连燕子都无处安身，更不要说人了。下句写无家可归的燕子的可怜，它们立于浅沙之上，面对斜阳，抒发感慨。燕子立斜阳而语，显然是对现实的不满，对现实的哀怨。这时代真是衰微啊，连筑巢之宅都找不到了。

　　“休说旧时王与谢，寻常百姓亦无家。”这两句反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意，当年刘禹锡所感叹的是，那些显赫一时的王公贵族不知何处去，他们的雕梁画栋成了废墟，代之而起的是寻常百姓，平民小屋。而如今呢？其情形比那时更加凄惨，那寻常百姓的家业并非世外桃源，在战火纷飞中，旧时王谢固然是灰飞烟灭，而寻常百姓亦遭到侵略者的灭顶之灾，他们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更不要说归来的燕子无宅可巢了。“无家”二字，点名了燕子们“春归林木”的原因，也是当时赤地千里，人民流离失所惨象的高度概括。

参考资料：

　　《赠梁任父同年》这首诗是1896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时写给梁的一首诗。诗中表现了作者为国献身，变法图存的坚强决心和对梁启超的热切希望。

　　诗题中梁任父即指梁启超，梁启超号任公，父是作者对梁的尊称，旧时“父”字是加在男子名号后面的美称。“同年”，旧时科举制度中，同一榜考中的人叫同年。

　　首句“寸寸河山寸寸金”作者起笔便饱含深情的赞美作国的大好河山，蕴涵着对大好河山的珍爱之情。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又会体会出作者内心的几多痛楚，这么好的河山却被列强瓜分殆尽，此种局面又怎不让人扼腕叹息，痛恨。

　　次句“侉离分裂力谁任”侉(kuǎ)离,这里是分割的意思，意指当时中国被列强瓜分的现实，面对着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受灾受难的国家，作者不禁仰天长问：什么人才能担当起救国于危难之中的重任。一片爱国激情溢于言表。

　　第三句“杜鹃再拜忧天泪”杜鹃，传说中古代蜀国的国王望帝所化。望帝把帝位传给丛帝，丛帝后来有点腐化堕落，望帝便和民众一起前去劝说丛帝，丛帝以为望帝回来夺取皇位，就紧闭城门，望帝没有办法，但他誓死也要劝丛帝回头，最后化成一只杜鹃进入城里，对着丛帝苦苦哀哀的叫，直到啼出血来死去为止。丛帝也因此受到感动，变成了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据传说望帝始终在叫着这样的话“民为贵，民为贵”。这里是作者自比，表达了深切的忧国之情，表达了作者愿意为国家像杜鹃一样啼叫哀求，呼唤着国家栋梁之材，共同为国家出力。再拜，古代的一种礼节，先后拜两次，表示隆重，此处体现的是作者的拳拳爱国之心。

　　最后一句“精卫无穷填海心”精卫，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本是炎帝的女儿，因游东海淹死在那里，灵魂便化为精卫鸟，不停的衔来西山之木石，誓把东海填平。后来用精卫填海这个典故作为力量虽然微弱，斗志却极坚强的象征。这句诗歌借精卫填海典故表达了自己，──同时也勉励梁氏──要像精卫那样，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定决心。

　　诵读此诗，觉字字含情，句句蕴泪，作者那一腔忧国报国之情，跃然纸上。其殷殷之心，皇天可鉴。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距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当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当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当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聪明累》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所创作的一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此曲主要写王熙凤耍尽权谋机变，弄得贾府一败涂地，也害得自己落了个“悲辛”的凄惨下场。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大量采用比喻及迭词对句的形式，生动地描绘出了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全曲语带讽刺，曲调哀怨，充满了悲伤气氛。

　　王熙凤是贾府的实权人物。她主持荣国府，协理宁国府，而且，从“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中，更识得她交通官府， 为所欲为的阶级本性。

　　曲子开头的两句道出了王熙凤及其所代表的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必然命运。宋代黄庭坚《牧童》诗末两句云：“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里的“机关用尽”，是讽刺那些不顾一切费心机、弄权术去追名逐利的达官显贵。王熙凤正是这一类耍尽阴谋机变，权欲、贪欲极度膨胀的剥削阶级人物。曲子这头两句，用嘲弄的口气，概括了贾府“女霸”王熙凤的为人和结局。

　　王熙凤生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阴险毒辣，制造了许多罪恶，确是到了“心已碎” 的地步，但结果还是树倒猢狲散：“家亡人散各奔腾”。

　　贾府的衰败，是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封建社会“末世”所注定的。因此，无论王熙凤如何的“聪明”，如何的“机关算尽”，都不能支撑贾府这座即将倾塌的“大厦”，更不能挽救四大家族乃至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似灯将尽”的历史命运。曲子唱出“一场欢喜忽悲辛”，即是王熙凤一生遭遇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末世”的挽词。

　　曲子最后唱道：“叹人世，终难定！”这是作者的感叹，作者把王照风的悲剧结局和封建家族的没落，归之于人世祸福难定，却是作者局限性的反映。

　　这支曲子，用语生动形象，很有特色。开头两句，语带嘲讽，突出王熙凤“弄权”的显著特点，以及她自食恶果的必然命运。作者还用迭词对句的形式，使要表达的思想更加鲜明。用“意悬悬”写出王熙凤费尽心力耍弄阴谋权术时的精神状态；用“荡悠悠”讽刺她到头来只是好梦一场。曲子更用“忽喇喇似大厦将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种发声传情的比喻，形象地描写出王熙凤命如油尽灯灭，她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崩溃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