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别长史庾公太守徐公应召

　　这首诗从眼前之春意阑珊联想到万里春尽、鸿雁北归、友人旅程渺远、故乡富饶、慈母望归等一系列内容，以送归为构思线索、以惜别为核心，内容是很清楚的，做到了含蓄而不隐晦，尽谢点染而又情思萧然。

　　首联描写了万里大地春已去，雁也北归，而友人却要南去的景象。似乎与春暖北上的大雁不相和谐，但它写出了辽阔的高空景观，场面雄伟，是写空中。

　　颔联是地上，水波辽阔的汉江连着天，这种景象给人带来物大人小的感觉，人处水上，有漂泊不定之意，故说“孤”客。全诗写得流畅，毫无生硬感。想象丰富，行笔自然，语气舒缓，用字考究。除了写景之外，一些字的力度颇大，感情也极其鲜明，如“尽”是春去夏来，“稀”是雁阵北飞，“广”是辽远阔大。

　　颈联写了稻田的笔直，菰米收获，通过运用景物描写，渲染了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尾联运用了老莱衣的典故，表达诗人希望友人孝敬父母。

　　综观全诗，既未明言送别之事，又无送别场景的刻意描绘，更无送别诗中所常见的诸如思念、忧伤、凄凉等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出现。然而，诗人在送别时的复杂心绪——理解、担忧、伤感、劝勉等还是隐伏予作品之中，只要细心寻绎，便不难发现它。最后两句，“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一写诗人，一写友人，活脱脱地反映出二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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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以设问开篇，“马蹄踏踏谁见过？”这话既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表达了女主人公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心上人是骑着马儿离去的，至今不见归来，唯有“踏踏”的马蹄声不时回响在耳边，萦绕在心上。接着展示夜不能寐，坐而吟唱的特定时空。“眼看北斗直天河”，这句有双重含义，一指“夜深”，如注家所诠释的；一指时届凉秋。古人有依据星象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习惯，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按北斗星位置的变化来分辨四季，当玉衡、开阳、摇光三星连成的线直指西方的银河时，这片土地便已进入秋天。秋天是自然界由盛而衰的季节，传递秋的信息的是西风和落叶，它们都引发人的伤感之情。况且正值华年，在饱尝别离的痛苦之后，独守深闺空闱之中，长夜漫漫，能不愁肠百结？“铅华笑妾颦青娥”，正是这种愁苦神情的写照。

　　人的愁苦愈积愈深，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势必要设法排遣。“为君起唱《长相思》”，就是女主人公选择的排解方式。她的歌声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饱含爱恋，贯串精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连无情的“严霜”也为之动情，竟至掉头而去，不忍卒听。“帘外严霜皆倒飞”，想象奇诡，极富表现力。比起《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似更进一层，因为“天若”句有比喻词“若”，系或然之辞，而此句表达得如此坚决，就象实际发生的那样，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气势，使难于捉摸的情幻成新奇美妙、可见可感的物象。这就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女主人公感情的可贵突出地呈现在一个“长”字上。自朝到暮，从昏到晓，她的心始终伴随着离去者的身影和“踏踏”的马啼，融进一片痴情。她彻夜难眠，长想思，至于长吟唱，抒发着无尽的恋情，直至东方发白，朝霞升起。她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忠贞不渝，而对方，“陆郎去矣乘斑骓”，毫无顾恋之意。多情换来薄情，女主人公徒然陷入痛苦的深渊。“陆郎”具体解释诸本不尽相同。徐文长说是陆贾，“贾在南中，倡家竞留之。”暗示女主人公是青楼中人。王琦以《明下童曲》为本，注云“陈孔，谓陈宣、孔范，陆谓陆瑜，皆陈后主狎客。”狎客薄情，司空见惯，王注似与诗的本意相合。

　　仔细品味，此诗与鲍照、李白的同题作品有明显的区别。后二者属“听歌逐音，因音托意”一类，女主人公不是歌唱者，而是在聆听所爱的歌声之后，为之沉吟久坐，抒发爱慕的情意，属“投桃报李”式的情感交流，带有喜剧性质；此诗中的坐吟、起唱者皆为女主人公，男方则无反应，以多情烘托无情，更具悲剧效果。就体式而言，鲍照和李白的作品有七字句，也有三字句，属杂言体；李贺的这首则全是七言句，类似七言歌行。这些表明李贺创作诗歌不愿受前人的缚束，他的主体意识相当浓烈，力图充分表达自我。袭用旧题系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而非模仿的冲动。善于渲染是李贺诗歌的一大特色。这首诗中就多借景抒情的笔墨，不同寻常的是，景物描写不仅仅用作陪衬而已，常常成为题材的主体部分。例如“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乍看起来前一句是叙事。抒情，后一句是写景。经过仔细体味，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两者都是叙事、抒情、写景的结合体，不过一者常，一者变；一者正，一者奇而已。“帘外”句运思奇诡，却不难体味。用奇诡的物象和境界，表达几乎人人都能体味的情理，正是李贺的特长，也是他的诗歌独具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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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写景，不仅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还渲染出浓厚的离别情绪。“东门”点名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青门，“青青”表明杨柳的颜色已经很绿，表明时间是在暮春时节。“杨柳”是送别的代名词，于是一见杨柳，就让人想到离别。绿色的杨柳树夹杂在御河两岸，看似恬静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且首句是远望所见，第二句是近观所见。在远与近的距离感中，诗人送友的踽踽长街的身影得以体现，衬托出舍不得惜别却又不得不分别的心情。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这两句是抒情，通过侧面描写出送别人多。一个“苦”字，既是攀折杨柳而不便之苦，也是离别的愁苦。至于诗人自己折了杨柳没有却只字未提，更衬托出了诗人的送别的深情。后两句看似平淡，仔细咀嚼，意味深长，诗人折或者不折杨柳，内心的悲楚恐怕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这首送别诗短小精悍，言浅意深，依依惜别之意，跃然纸上。纵观全诗，字字未提送别却字字点题，其中的描写言简意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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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句，点明咏柳本题。“宜春苑外”四字，点出杨柳所在之地。“最长条”三字，简约的勾勒柳枝的“长条”形状。柳，向以“垂柳”为美，冬去春来，发芽抽枝，很快长条拂地。因而咏柳的作品，总是渲染柳条的柔长。温词言柳，也先写其“长条”，既将柳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而着一“最”字，分明已将人的观感溶于其中。那么，词人不写其他花树，却独言柳，可能只是因为柳的“最长条”，或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但仔细分析即可知，细长柔软的柳条，最能勾起人的离情别绪。柳条随风摇摆，与人难舍又难分，好像还有许多惜别的话，没有说出来，饱含着激情。细细地柳丝，似人的情思。因此，描摹柳的“长条”，已暗示人的伤怀，以物喻人。紧接“闲袅”句，承首句，咏柳枝柔细而俏美的样子。美人舞腰纤软，用以媲美杨柳树枝在春风中舞动的轻柔美妙景象，十分生动可爱。“伴舞腰”，其一“伴”字，描摹柳条与春风结“伴”，即与春风共舞 ，拟人化手法更为浓重，甚得物之神韵。自然地引起下文“玉人”的感怀。

　　三、四句，借柳而赋离情。说“玉人”肠绝，表明她的悲伤；而用虚词“正是”蝉联，便与首句“最”字挽合，既有开合震荡的节奏感，更强化了此句与上两句之间的一意贯连，即标明，正是春风中摇动的柳条，牵惹起“玉人”的离情别绪。至此，感悟伤怀的题旨充分表露，唱叹之间，使物我无间。“一渠春水赤栏桥”，再以景结拍。此句，表面来看，正与首句景色相合：宜春苑外，碧水红桥，映衬绿柳，为画面增添许多春色。这景象，明丽可人。但是，联系上片“玉人肠绝”，便显然可见眼前景含无限情。作者借“桥”的意向，喻示桥头折柳送别，令人肠断，像汉人送远行者至灞桥伤别一样。故“赤栏桥”一经温词采用，便顿现光彩，使得后世亦常用以描写离别情境。而“一渠春水”的意向，既比拟愁如春水，也象征别易会难、别情无奈，“恰似一江春水流”，空留感伤。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言简意深，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不露一丝痕迹，形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正是玉人肠绝处”，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客观地咏物写人，春风、春水、赤栏桥，却皆染上离人的意绪，读来令人感慨，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一、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典故等修辞方法暗示出来。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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