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冠子·淡烟飘薄

　　词上片，以五韵十句四十一字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用不同笔法描绘初夏景象风光。五韵是为五层，在写景上，显示出柳词长于铺陈的特点。开端“淡烟飘薄”用极细致的笔触概写天气晴好的氛围，透出闲雅的情调。次韵“莺花谢、清和院落”，词人转而择取庭院中“莺花谢”这一标志春已去、夏来临的典型景物来点明时令的变换，又用“清和”二字来泛写院中的初夏气象，并暗示出词人此刻平和的心境。第三韵词人的视线集中到院落中那棵荫荫的大树，翠绿的“树阴”，像篷帐一样覆盖出浓荫的“密叶”，描绘了初夏万物生发的旺盛的生命活力。接着词人由地面的浓荫写到了天空的浮云，“麦秋”时节雨后的天气显得特别地明朗清新，而空中的云朵不时变换着形状，像“奇”异的山峰“倚”在“寥廓”的天空上，在词人的笔下，游动的云而能“倚”，可谓是神奇的自然景观，阔大、辽远、壮观，给人以一种舒朗畅快的感觉。在对自然景象描写之后，第五韵转入对院外具体景物的状写，“波暖银塘，涨新萍绿鱼跃”二句使词情达到欢乐的高潮。暖暧的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池塘，池塘里已长满了新鲜明绿的萍草，映着波光在水中飘摇，还有那活泼的鱼儿不时跃出水面，向人们展示它们愉悦的心情。“银”字给池塘披上了一层光亮的外衣，大大渲染了气氛；“暖”字和“新”字，不仅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喜悦，更使画面形成清新的暖色调；“涨”字和“跃”字，又写尽了万物生机的勃发之象，词人面对此大好景色的欣喜兴奋也就不言而喻了。

　　“想端忧多暇”三句用于上片结尾，在绘景之后，以领字“想”引出，转入抒发感想，自然、流畅。此典见于谢庄《月赋》，原意是说曹植因丧友忧愁郁闷，无心观赏夏日美景，以致使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词人反用此典，惋惜曹植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的景色空自忧伤。而自己绝不会如此，借以表达面对美景时的舒畅心情。

　　过片首韵共四句，连用三典。“铄石天高”二句，“ 铄石 ”、“流金”见于《准南子·诠言》。词人用以形容夏日天气炎热的程度，已到了可使金石熔化的地步。这也使得接下的二句“楚榭光风转惠，披襟处、波翻翠幕”更有意义，如此的炎热之际，能有阵阵轻风拂面，必然十分惬意。于是词人先以《楚辞·招魂》中“光风转蕙”一句写夏日晴风带来的美景，再接以《风赋》中楚王游于兰台披襟迎风之典，写出了“披襟处、波翻翠幕”之句，楚王“披襟”之后而赞“快哉此风”，词人敞开衣襟之后，迎风之快感，不必明言而自在其中，更何况词人还配以夏风拂水“波翻翠幕”的美景。

　　这时，词人的兴致更高了，不由产生了“以文会友”的雅兴，“以文会友”出典于《论语》，原文“以文会友”的目的在于“以友辅仁”，而柳永用来，只以之表现文友相聚的欢乐，所以他兴致勃勃，来一番，“沉李浮瓜”的消夏游宴，此处又用了曹丕消夏宴游的典故，不过，曹丕之“浮甘瓜”、“沉朱李”是在伤痛中忆旧的欢会，柳永却只取其欢会之意，与上句“以文会友”相连，极好地表达了作为一个文人的清雅及情趣。但此次，柳永与友人间不是次庸俗的宴饮玩乐，这从“忍轻诺”三字可以看出，老子曰：“轻诺必寡信”，柳永在“轻诺”前先用一个“忍”字，强调了朋友间的信任，在“以文会友”二句中，三个典故一起连用，一气呵成，浑然有如一体。结拍“但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欢情达到了最高潮，全词也就定格于此。结尾“尽成欢乐”四字，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通过一连七个典故的运用，词人一步一步表情达意，恰如其分，不仅使词意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展延，而且这些化用还极有助于此词古雅格调的形成。再有，此词之七处用典，除《月赋》“陈王”一典需检视原作稍嫌费解之外，其余六处都可以说达到了《颜氏家训》所说“用事不使人觉”的境地。故而用典虽多，却并没有影响全词明快畅达的总体风格。

　　此词描写夏景及消夏宴饮的欢乐，在《乐章集》中是一首较为特别的词，也是一首值得称道的词。特殊之处也即为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从描绘的景象看，此词描绘的是初夏的自然风光和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取代了柳词中常见的或旷远萧瑟或衰败冷清的秋之暮景。

　　第二，从抒发的情感看，此词没有柳词中常见的那种或浓重、或隐幽之愁绪，代之以轻快的笔调，抒写出愉悦的心境。在《乐章集》中，似此词这般闲雅欢娱的情调是不多见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从词的下片“别馆清闲”一语和末韵“尽成欢乐”一语的明白表述可以看出，从词的上片的绘景中，也可想见词人舒畅的心情；更有陈王“是日”、楚王“披襟”、曾子“以文会友”、曹丕“沉李浮瓜”诸典故的明示暗言，使全词充溢着闲雅欢娱的情绪。

　　第三，从抒写的手法看，此词除上片之景语与下片直叙欢宴外，使用了一连串的典故，用典之多在柳词中十分少见，用典中有反用又有正用，且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典故的运用能够做到“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张炎《词源》），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词人要表达的感情。

　　第四，从所用的语言及表现出的情调看，这是一首颇具豪气、绝不涉及艳情的极其雅致的典型的文人词。不仅典故的运用使词显得古雅，而且“披襟”的动作表现出词人的疏放，“以文会友”的举止表现出作为文人所特有的情雅。在语气上，“岂须河朔”的“岂须”二字，“但尊前随分”的“但”字，表现出其消夏的兴致和天性中的那种不拘的豪气。末韵“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略微透露出柳永喜好艳情的本性，但对于整首词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

　　从审美的角度看，柳永叙写羁旅愁思与男女情爱的作品，大多写得缠绵悱恻，具有阴柔之美；而此词相对来说，是具有一定阳刚之气的。

参考资料：

　　1087年（宋哲宗元祐二年），诗人由苏轼、傅尧俞等人推荐，以布衣充任徐州教授。徐州是诗人的家乡。还乡赴任道中，恰逢重阳佳节，想到那数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流离生活即将结束，诗人心中充满欣慰。但同时又想到那与他“潦倒略相同”（《除夜对酒赠少章》）的好友秦觏仍旅寓京师，心中又感到惆怅。于是他以诗寄友，抒发自己的万千感慨，并勉励朋友奋发有为。

　　作者首先从所见的景物下笔。“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两句描绘的是诗人舟行一天，泊船投宿时的景色。傍晚时分，一阵急风将雨吹散，晚霞映照的水面泛着粼粼波光。从系在水边的船上，可以看到茂盛草木包围着的土地庙中，已有暮鸦来集。见到祠庙，才使诗人想起这一天是九月九日重阳节。人逢佳节，不能少了吟诗喝酒赏菊花，何况诗人此刻心情颇佳，是“一杯一杯复一杯”，大有不喝到酒酣耳热、颓然醉倒而不罢休之势。但他“九日清尊欺白发”，尚未尽兴却已不堪酒力。这年诗人才三十五岁，却说“白发”，这是因为“发短愁催白”（《除夜对酒赠少章》），在“十年为客负黄花”的窘迫潦倒生涯之中，诗人为前途渺茫而发愁，为生活无着而发愁，早就愁白了头。眼前欢乐的节日气氛，使他回忆起不久前的流离生活。那时，为了生计而奔走他乡，寄人篱下，重阳佳节没有心思赏花喝酒，白白辜负了黄花。这一联，“九日”句写他眼前所见，“十年”句忆往事。诗人眼前略有兴致，开怀畅饮；而往事却不堪回首。一喜一怨，感情复杂，往复百折，极其沉郁。

　　接着，诗人抒发自己对秦觏的怀念之情和慰勉之意。九日登高是当时的风俗，一般写重阳节的诗中都要提到，并非一定是实指。“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两句是写对秦觏的怀念。垂老之年，逢此佳辰，多所感慨，因此更加怀念在远方的朋友，他的心仿佛仍然留在朋友身边。这样一位天下闻名的“淮海少年”，逢此佳节不可能无所创作。方回以为，“无地落乌纱刀”，用典极佳。这一句是用东晋孟嘉事，孟嘉是大将军桓温的参军，重阳节与桓温同游龙山，风吹落帽，桓温命孙盛写文章嘲弄他，孟嘉又写一文回敬，都写得很好。从比，“九日脱帽”就成了重阳登高的典故。作者巧妙地用此典故，说明自己虽已渐向老境，然而逢此佳节，仍兴致勃勃，何况有秦觏这样的少年豪俊之士；他要结伴登高，写出优秀的诗篇来。对朋友的赞美之情、慰勉之意、期望之心，全都凝聚在此联之中了。

　　这首诗颇有特色。既是“九日”，那么吟诗、饮酒、赏花、登高皆是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巧妙地将它们揉合在诗中，既有实景，又有虚构。既然是寄友，那么他当时的处境、心情和对朋友的问候、祝愿等也有所交代。作者用精炼的笔触，巧妙剪裁安排。全诗风格沉郁含蓄，意蕴深长，令人回味。

　　这首诗写春游的欢乐情景，表达了诗人由春游产生悲愁的独特感受。前两句写春城儿女春游的欢乐情景，后两句写诗人对春光无限珍惜的悲愁。用语平平，但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春城儿女纵春游，醉倚层台笑上楼。”写春游之景。王令家居扬州，乃繁华之地。春天的扬州更是满城春风春景，春柳春花。杜牧有诗“春风十里扬州路”，韩拥有句“春城无处不飞花”，诗以“春城”以首，接之以“春游”，无限恣游之景，尽在一“纵”字之中。具体“纵”意，接下来“醉倚层台笑上楼”便展开一幅明媚春光下春城儿女纵情春游的热闹画卷。当此春情，渐上层台，渐倚高楼，如斯风光，好不醉人。一“醉”字，既可理解为春酒小酌，酒意使然，又可理解为春风化人，春景使醉。正是：莫问春情几许，但看春情如醉。

　　“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诗人笔锋一转，由满城春花骤至满眼落花，感伤之意，倏忽袭来，令人防不胜防。此等落花，非被风雨所摧，故无苏轼“西园落红难缀”之恨；非因暮春所取，故亦无曹雪芹“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之怨。此处落花，落在繁华时节，落在盛春之际。韶光未逝，我独凋零，众人皆欢，我独悲婉。诗人‘偷穷心狂高，不肯束世程。揭欲望丘轲，今昔相招迎”（《谢束丈见赠》），空怀抱负在身，奈何世不相容。王令逝时年未三十，作此诗时亦正当二十余岁的大好年华，而忧愁苦闷如斯，决非偶然。“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用语平平，未有奇字，与其《假山》诗“旧山风老狂云根，重湖冻脱秋波骨”之奇险风格绝不相类，然而用意别出，自有机杼，故亦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参考资料：

　　这实际是一首标准的况物自比的咏梅诗。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文武双全，年轻时意气风发，曾有一首词自赞：“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北宋灭国，是陆游一生中永远的痛，他一怀忠贞，念念不忘北伐，但一直得不到南宋小朝廷的重用，直至死去，中国人都熟悉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诗句，这首诗所表达的情绪也是相通的，反应的是在诗人特有的政治处境下，心念复国，若有所待，非常幽微，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

　　从诗比较明朗的格调上看，这应是陆游中年时期的作品，当时的政治空气应该是，偏安势力牢牢控制政局，北伐派的处境至为严酷。

　　“幽谷那堪更北枝， 年年自分着花迟。”说的是诗人自忖处于政治势力的边缘，资历不高，又力主北伐，长时间得不到当权派的重用是自然的事。

　　但是，他的心中确实仍有期待。年复一年的等待并没让他感觉到绝望，“自分”二字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这种心态。

　　要知道，在当时的氛围中，能保持这样比较舒解，比较积极的心态并不容易！

　　就像这眼前大雪覆盖，依然含苞待放的梅花一样——你可能理解到，那雪中咏诗之人的高标逸韵？……

　　浓烈的诗情画意，夹杂着无法言说的身世之感，虚实相照，浑然一体，烘托出一种清逸深幽的特殊美感。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惯有风格，也是我们的祖先奉献给世界文学宝库的一份独到财产。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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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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