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近·谁斫碧琅轩

　　此词不止于追怀过去的游乐生活，还有政治失意之慨叹其中。

　　上片起头三句，写初春景物：梅花渐渐地稀疏，结冰的水流已经溶解，东风的煦拂之中，春天悄悄地来了。“暗换年华”，既指眼前自然界的变化，又指人事沧桑、政局变化。此种双关的今昔之感，直贯结句思归之意。

　　“金谷俊游”以下十一句，都是写的旧游，实以“长记”两字领起，“误随车”固“长记”之中，即前三句所写金谷园中、铜驼路上的游赏，也同样内。但由于格律关系就把“长记”这样作为领起的字移后了。“金谷”三句所写都是欢娱之情，纯为忆旧。“长记”之事甚多，而这首词写的只是两年前春天的那一次游宴。金谷园是西晋石崇的花园，洛阳西北。铜驼路是西晋都城洛阳皇宫前一条繁华的街道，以宫前立有铜驼而得名。故人们每以金谷、铜驼代表洛阳的名胜古迹。但词里，西晋都城洛阳的金谷园和铜驼路，却是用以借指北宋都城汴京的金明池和琼林苑，而非实指。与下面的西园也非实指曹魏邺都（今河北临漳西）曹氏兄弟的游乐之地，而是指金明池（因为它位于汴京之西）同。这三句，乃是说前年上已，适值新晴，游赏幽美的名园，漫步繁华的街道，缓踏平沙，非常轻快。

　　因忆及“细履平沙”故连带想起当初最令人难忘的“误随车”那件事来。“误随车”出韩愈《游城南十六首》的《嘲少年》：“直把春偿酒，都将命乞花。只知闲信马，不觉误随车。”而李白的《陌上赠美人》：“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以及张泌的《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则都可作随车的注释。尽管那次“误随车”只是无心之误，但却也引起了词人温馨的遐思，使他对之长远地保持着美好的记忆。“正絮翻蝶舞”四句，写春景。“絮翻蝶舞”、“柳下桃蹊”，正面形容浓春。春天的气息到处洋溢着，人这种环境之中，自然也就“芳思交加”，即心情充满着青春的欢乐了。此处“乱”字下得极好，它将春色无所不，乱哄哄地呈现着万紫千红的图景出色地反映了出来。

　　换头“西园”三句，从美妙的景物写到愉快的饮宴，时间则由白天到了夜晚，以见当时的尽情欢乐。西园借指西池。曹植的《公宴》写道：“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曹丕《与吴质书》云：“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又云：“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词用二曹诗文中意象，写日间外面游玩之后，晚间又到国夫人园中饮酒、听乐。各种花灯都点亮了，使得明月也失去了她的光辉；许多车子园中飞驰，也不管车盖擦损了路旁的花枝。写来使人觉得灯烛辉煌，车水马龙，如目前。“碍”字和“妨”字，不但显出月朗花繁，而且也显出灯多而交映，车众而并驰的盛况。把过去写得愈热闹就愈衬出现的凄凉、寂寞。

　　“兰苑”二句，暗中转折，逼出“重来是事堪嗟”，点明怀旧之意，与上“东风暗换年华”相呼应。追忆前游，是事可念，而“重来”旧地，则“是事堪嗟”，感慨至深。此时酒楼独倚，只见烟暝旗斜，暮色苍茫，既无飞盖而来的俊侣，也无鸣笳夜饮的豪情，极目所至，已经看不到絮、蝶、桃、柳这样一些春色，只是“时见栖鸦”而已。这时候，宦海风波，仕途蹉跌，也使得词人不得不离开汴京，于是归心也就自然而然地同时也是无可奈何地涌上心头。

　　此词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其一，结构别具一格，上片先写今后写昔，下片先承上写昔后再写今，忆昔部分贯通上下两片。其二，大量运用对比手法，以昔衬今，极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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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别朋友，是唐宋诗词中经常被采纳的题材之一。这方面的名篇佳作，数不胜数。杨氏的这首送别词，虽非上乘之作，但写得幽畅婉曲，颇有特色。词的发端便直言离恨：“离恨做成春夜雨。”与好朋友春夜话别，无尽的离愁别恨化为无尽的春雨；那绵绵春雨就像绵绵友情。“添得”二句进一步写一场春雨，使春江水涨，浩浩荡荡，一派东流去。以春江东流，来写离愁滔滔不绝，近于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句意。

　　“弱柳”两句写弱柳系不住船，表示尽管盛情挽留，但朋友还是不得不登船离去。王安石有《题朱郎中白都庄》诗曰：“藜杖听鸣艣。”眼看着船儿渐去渐远，耳听那越来越小的橹声，心中既为朋友离去而怅惘，有一种“人去一城空”的失落感；又有对朋友一路风波之劳和前程坎坷难卜的担忧。“为君愁绝”中一个“绝”字，饱含这无限深情。

　　下片“君到”三句写朋友要去的目的地。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到了南徐州那芳草如茵的渡口，如果你想寻春，依旧是当年我们曾走过的那条路。话语下面隐藏的意思是：本是当年你我结伴同行，而今只有你形单影只，一个人独自踏青了。路依旧而人不同，一种物是人非的感慨，深藏在字里行间。

　　结尾“后夜”两句是悬想别后友人思己，回望之时，已是有无数乱山遮隔。这是透过一层的写法，宋词中屡见。下片首称“君”，故“独怜”下亦有一“君”字存在。又因是由词人悬想而出，故“乱山遮隔”之感，亦彼此同之。“词起结最难，而结尤难于起。”（沈祥龙《论词随笔》）这首词结句俊秀飘逸、悠悠长长，有不尽之意。这种结法与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结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以及岑参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结句“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等一样，都是“‘临去秋波那一转’，未有不令人消魂欲绝者也。”（李渔《窥词管见》）

　　陆氏侍儿有《如梦令·送别》词曰：“日暮马嘶人去，船逐清波东注。后夜最高楼，还肯思量人否？无绪，无绪，生怕黄昏疏雨。”这首小令的意境和这首《蝶恋花》的诗情画意，确乎相近，可对读并可互相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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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诗写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行时轻松愉快的心情。此诗首句写出行时间，次句写出行路线，第三句写绿阴那美好的景象仍然不减登山时的浓郁，第四句写黄莺声，路边绿林中又增添了几声悦耳的黄莺的鸣叫声，为三衢山的道中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和意趣。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

　　第一句句点明此行的时间，“梅子黄时”正是江南梅雨时节（黄梅天），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游兴愈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他高涨的游兴。

　　三四句紧承“山行”，写绿树荫浓，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添得”二字则暗示出行归而兴致犹浓，故能注意到归途有黄鹂助兴，由此可见出此作构思之机巧、剪裁之精当。

　　作者将一次平平常常的行程，写得错落有致，平中见奇，不仅写出了初夏的宜人风光，而且诗人的愉悦情状也栩栩如生，让人领略到平的意趣。

　　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比融入感情。诗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梅天与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伏，引出了新意。全诗又全用景语，浑然天成，描绘了浙西山区初夏的秀丽景色；虽然没有铺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锲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曾几虽然是江西诗派的一员，但这首绝句写得清新流畅，没有江西诗派生吞活剥、拗折诘屈的弊病。他的学生陆游就专学这种，蔚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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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为晏殊词的另类作品。

　　起句“燕鸿过后莺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稀，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与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细算浮生千万绪”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改用白居易《花非花》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于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与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难散易与秋云的留、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

　　下片“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钩连，自然过渡。“闻琴”，指汉代的卓文君，她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指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象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她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好花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与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握军政大权。其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侣”。不宜“独醒”、只宜“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

　　此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的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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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杭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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