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远山行见田间蓄水有法禾黍畅茂即事述怀

深禁好春谁惜，薄暮瑶阶伫立。别院管弦声，不分明。
又是梨花欲谢，绣被春寒今夜。寂寂锁朱门，梦承恩。

　　这首小词委婉缠绵，深挚动人。其作法别致， “全从对面写来”即词人借“宫禁”中一女子的形象抒写其相思相恋的苦情。如此作法不止婉曲含蓄，且能得到更为深透的艺术效果。

　　词人所钟爱的人入宫之后，容若还抱将来限满出宫更为夫妇之望，已如前述。这时候容若尚未和卢氏结婚，所以要留着正配的位置等他的恋人，正以“稳耐风波愿始从”相吻合。

　　但不幸的是恋人人宫之后，不等限满出来容若便去了另一个世界。她身体本来怯弱，又是个神经质的女性，因倾心容若的缘故，无端遭人嫉忌，被送人那深沉宫禁，虚了鸳盟，抛了凤侣，葬埋了花容月貌，辜负了锦样年华，当然使她万分悒郁。

　　而词中可见恋人入宫后，从未得皇帝临幸。容若写此词，并非要描写恋人与其他宫女一般望幸的心理，不过表明她始终是清白的女儿身，始终属于他自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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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
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

　　这首诗描绘一幅了夜深人静，但更鼓声声，吹灯欲睡，月照雪映，窗更明的幽冷夜景。全诗简洁晓畅、清新可喜。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夜之静，雪之明，表现出诗人孑然一人夜中赏雪景的独特感受。

　　“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制造了更深人转静的环境气氛。“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它以“更鼓”、“人声”的一急一绝，形成对照，更深人静的过程，借助“沉沉”“渐渐”四叠字便生动形象地传达出来，使人仿佛听到夜神走动的脚步声。它又以两散行句结束，特意突出后二句雪映月增明的绝妙景致。

　　“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写雪映月愈明的景色。“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白。”灯本以照明，吹灯而窗更明，是因为夜空正高悬明月，大地又洒满白雪。末句不言雪而雪自见。诗人这时也许已和衣上床，却又欹枕待月。一年最后一个“十五”，既有明月当空，又有白雪洒地，很可能是诗人一生少遇的良宵。这时一盏寒灯，显已成为多余。不由起坐吹灯，临窗赏玩。由于白雪映衬，月光显得分外皎洁。真是天上地下，照耀如同白昼。

　　“月照一天雪”五字，准确地表现出诗人映雪赏月的独特感受，既写了实景，又传出真情，全诗就因有了此句而大增光彩。这两句的艺术灵感，也许是受张九龄“灭烛怜光满”的诗意的诱发，但它不是“望月怀远”，而是映雪赏月，则显属诗人的创造。它也不像韩愈、苏轼因有谪迁经历，而生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情思，只是直写这年最后一个“十五夜”雪中看到的月色。

　　此诗由于使用了对偶、散行句式交替出现的艺术手法，而收到了语言清新简净的效果。此诗所写腊半雪夜赏月的景致，可能会给人“幽冷”的印象，但它与柳宗元“孤舟”独钓的“孤独”心态迥然不同，因为作者并无柳氏南迁后的幽禁遭遇。它乃是一个生活安定的诗翁，十二月十五夜飞映雪赏月的真实感受，可以用诗人“景是众人同，情乃一人领”（《老莫作诗》）的艺术自自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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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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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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