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红梅

　　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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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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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四灵都喜欢描写山水形胜，又善于捕捉生活中一两件小事，用轻动灵快的笔墨描写出来，惹人喜爱。这首小诗，写夏天山中夜雨，全用虚写，道人所未道，正是四灵诗中的妙作，在趣味上颇类杨万里的绝句。

　　前两句写山间的夜晚，星月皎洁，无云无雷，紧扣一个“晴”字下笔。这是写雨前之景。后两句，以“平明”二字与上文的“夜”字相照应，以“忽见溪流急”与上文的“星月白”，“ 亦无云气亦无雷”相照应，而“溪流急”又与“他山落雨来”互为因果，前者为果，后者为因。这是写雨后之景。显然，此诗在结构安排上是别出心裁的，写雨，不写雨中之景、雨本身，而由雨前之景一下子切换至雨后之景，跳跃性大，采用的颇似现代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手法，令人眼目为之一新。

　　诗的前两句写雨前之景，后两句摹雨后之景，而下雨的过程也即雨本身则略而不写，看似与写雨无关，实却无不关涉一个“雨”字。诗人写雨前之景，强调昨夜天气晴朗，实言此山无雨。后两句写雨后之景，突出“忽见溪流急”，并以之推知“他山落雨来”，原来是他山之阵雨注入溪中，形成了“溪流急”的景象。清代刘熙载云：“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翁诗写山雨，正是采用了“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之法，且达到了“睹影知竿”之效，堪称咏雨妙作。

　　诗题是“山雨”，偏不从雨入手，反过来，从题外擒入，极力写天晴。诗说整整一夜，月光照着林间，星星在天上闪烁。诗把晴写得很足，还加以“一夜”字，强调整个晚上都是如此，可诗人还嫌不足，进一步说，这一夜不但星月灿烂，连一丝云都没有，也没听见雷声。这第二句，补足第一句，分别从视觉及听觉上写，把晚晴说得很死，不容转圜。三、四句却突然一变，说天明时，见到溪中流水湍急，因此知道这座山以外的山曾经下过一场大雨。这两句也写得很肯定，与上两句组成一对矛盾，出人意表，诗人惊喜的心情，强烈地表达了出来。诗写雨，不通过正面写，没一句说雨如何，已奇；前两句非但不写雨，反而写晴，更奇。妙在诗描述的不单单是普通的雨，完全是山中的雨，更使人感到奇。如果是在平地上，诗人晚上便会见到远处的乌云、闪电；因为是山中，只能见到自己头顶上一块天，见不到山外的山，所以诗得以放笔写晴，得以在第二天清晨的溪水上做文章，把极其矛盾的两组景象统一在一首小诗中。永嘉四灵的诗巧就巧在这种出人意表的构思上，同时在景物中贯注了浓厚的生活情趣。

　　翁卷的《山雨》，不仅描写了此山星白月朗，他山一霎雨过的奇异景象，而且抒发了诗人惊异的感情。而这情又不是直接抒发的，而是寓于景中，在跳动的景物描写之中含蓄地抒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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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咏唱春日百花争艳的迷人景象的词作。写得艳丽浓郁，光采照人，真可谓字字珠玑，行行锦绣。但言语深处，隐然有伤感意。

　　上阕仅用寥寥四句，便写出了一片花团锦簇、灿烂照眼的艳阳春光。“斜红叠翠，何许花神来献瑞”中，前句使用代称手法，以“红”代花，以“翠”代叶，达到含蓄而不直露的效果；一个“斜”字，写出花朵娇柔多姿、毫不呆板之态，一个“叠”字，则强调了叶片争茂繁密的长势。后一句是对眼前花繁叶茂的美景充满惊奇地赞叹，“何许”，即何处；“献瑞”中的“瑞”是祥瑞、吉祥之义。春天到来，百花盛开，千朵万朵的红花在翠绿的枝叶映衬下明艳照眼，这是何处飞来的花神为点缀人间作出的精心奉献！“粲粲裳衣，割得天孙锦一机”二句，仍然着意写花态之美，前句采用了拟人手法，径直以穿衣着裳的“花神”指花；“粲粲”是鲜明的样子。后句中的“天孙”即织女星，《史记·天官书》中有“河鼓大星……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的记载，在这里则指神话中精于织锦的织女。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花神们身上色泽鲜艳、光华夺目的衣裙，都是用从天上手艺最高的织女的织锦机上割下的锦绣制成。这般景象只应天上才有，人间能得几回看到！这是词人对令人陶醉的春光发出的由衷的赞叹。

　　下阕四句写花的内在质地与对春光的爱惜。“真香妙质，不耐世间风与日”中，以纯“真”写花的香，以美“妙”写花的质，真可谓玉质天香，它们怎能经受得住浊世间的狂风吹与烈日晒的摧残！“着意遮围”之句承上启下，要小心翼翼地为百花遮风挡雨，不使它受伤害，只这样做还不行，要使百花常开不败，关键的是“莫放春光造次归”，一定要拉住春光，千万不要让它轻易随便地归去。这是词人发自心底的呼声，写尽了对盛开的充满生气、携着春光的繁花的缱绻之情。

　　若沿袭自《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来看，词人显然是以香花喻君子，“真香妙质”之句可见；而摧残香花的“风”、“日”则隐喻朝中奸佞的权臣。这便给予该词以深刻的社会含义。据该篇后记文字“绍兴壬申春，芗林瑞香盛开，赋此词。是年三月十有六日辛亥，公下世。此词，公之绝笔也”，可知这首词写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瑞香盛开”的春天；因词人自号“芗林居士”，可见“芗林”系指其所居之处；是年三月十六日词人要执意挽留的“春光”尚未归去，而词人却辞世而长去了，这首留世词作，便成了他向世人向春光告别的绝笔了。

　　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智者诚其性，当读《中庸》；愚者虽读此不晓也，不作可焉。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以韩为秦汉间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亦善论人者也。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删。

　　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若翱独不然，其赋曰：“众嚣嚣而杂处兮，成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又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必。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欧阳修书。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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