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潭州张芸叟二首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这首诗是对张籍创作经验，也是诗人自己经验的总结。就诗歌创作而言，看上去平淡无奇，无华丽辞藻，无艰字僻典，无斧凿痕。但这是平淡，而不是平庸。这是淡而有味，是诗人着力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然而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达到。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绮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宋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庭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至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这种平淡无奇的诗，可细味之下便觉奇崛无比。这种诗看似很容易，而写的过程却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从“豪华”到“真淳”，从“绮丽”到“平淡”，可能是一条漫长的路，不走完这条路很难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来的。

　　其实，“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也适合于其它事物。对于看似“寻常”的东西，不要轻视，不可忽视，有的“奇崛”就隐藏在看似平常的外表中。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做出貌似寻常而实为奇崛的事来。

参考资料：

1、 黄士吉．历代哲理诗巡礼：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11.08：第233页

陌上风光浓处。第一寒梅先吐。待得春来也，香消减，态凝伫。百花休漫妒。 　　严冬腊月，乡间小路上一枝寒梅初绽，为人间带来春讯。然而当春回大地、百花竞艳时，她却香消态凝，端庄自重。词人劝百花休漫妒之语，包含着对凌寒开放的早梅的无限赞赏。

嫩绿重重看得成。曲阑幽槛小红英。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
春婉娩，客飘零。残花浅酒片时清。一杯且贾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

　　这是一首歌咏春天的词，但不是一般对春天的赞歌，词人在歌咏阳春烟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作客他乡的飘零之感，在较深层次上，还含有对青春老去的喟叹春老去的喟叹。

　　上阕四句七言，很象是一首仄起首句入韵的七言绝句，不仅平仄相合，后两句的对仗也极为工整。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钱钟书《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这首《鹧鸪天》的上阕，就很像是《田园杂兴》中的绝句，也带有意境深刻，不重词采，自然活泼，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阕舍弃了作者在《田园杂兴》中融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一体的笔法，而侧重于描绘庭园中的自然风光，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幅风景画。

　　既然是画，就必然要敷色构图。起句“嫩绿重重看得成”，就以“嫩绿”为全画敷下了基本色调。它可以增强春天的意象，唤醒读者对春天的情感。“看得成”（“得”一作“渐”），即指此而言。当然只有这第一句，还不成其为画，因为它只不过涂了底色而记。当第二句“曲阑幽槛小红英”出现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构成了整个风景画的框架；二是有了色彩的鲜明映衬；三是有了一定的景深和层次感。“曲阑幽槛”，把画面展开，打破“嫩绿”的单调，增添了曲折回环、花木幽深的立体感。“小红英”三字极端重要。这三个字，不仅增强色彩的对比和反差，重要的是，它照亮了全篇，照亮了画面的每个角落。画面，变活了；春天的气氛变浓了。正可谓“一字妥贴，全篇增色”。“小”字在全词中有“大”的作用。“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范成大此句正合王诗所说。

　　“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是对仗工整的两句，它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嫩绿”、“红英”之中引开，放在蜂闹燕忙的热闹场景。如果说，一、二句两句是静止的画面，那么，有了三、四两句，整个画面就动静结合“酴醿”，又作“荼，俗称”佛儿草“，落叶灌木。”蜂儿闹，说明酴醿已临开花季节，春色将尽，蜜蜂儿争抢着来采新蜜。“杨柳行间燕子轻”极富动感。“蜂儿闹”，是点上的特写：“燕子轻”，是线上的追踪。说明燕子在成行的杨柳间飞来飞去，忙于捕食，哺育乳燕，上阕四句，有画面，有构图，有色彩，是蜂忙燕舞的活生生的风景画。毫无疑问，词人对这一画面肯定注入了很深的情感，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思维。但是，盛时不再，好景不长。春天已经结束，词人由此引起伤春而自伤之情。

　　下阕，笔锋一转，开始抒写伤春自伤之情。换头用了两个短句，充分勾勒出感情的变化。“春婉娩”，春日天气温暖然而也近春暮，这是从春天本身讲起的；而“客飘零”，是从词人主体上讲的。由于长年作客在外，融和的春日固然可以怡情散闷，而花事渐阑、萍踪无定，则又欢娱少而愁思多了。

　　为了消除伤春自伤之情，词人面对“残花”，借酒浇愁，时间已经很久，故曰“残酒”。醉中或可忘记作客他乡，但醉意过后，忧愁还是无法排遣。“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面对此情此景词人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又继续饮酒，企盼着在醉梦之中，打发掉这恼人的花月良宵，迎接新的一天，以忘却伤春之情与飘零之感。“送了斜阳月又生”，结尾以日落月升、写时间流逝，春色难留，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此篇虽写伤春自伤之情，抒发客居飘零之感，但有情景交融的画面，有沉着豁达的性情，读起来仍使人感到清新明快，与一般伤春之作不同。

参考资料：

1、 唐圭璋等著． 《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1988年版（2010年5月重印）：第1412-1413页

吏役沧海上，瞻山一停舟。
怪此秃谁使，乡人语其由。
一狙山上鸣，一狙从之游。
相匹乃生子，子众孙还稠。
山中草木盛，根实始易求。
攀挽上极高，屈曲亦穷幽。
众狙各丰肥，山乃尽侵牟。
攘争取一饱，岂暇议藏收？
大狙尚自苦，小狙亦已愁。
稍稍受咋啮，一毛不得留。
狙虽巧过人，不善操锄耰。
所嗜在果谷，得之常以偷。
嗟此海山中，四顾无所投。
生生未云已，岁晚将安谋？

　　这是一首寓言诗。唐柳宗元曾作过一篇《憎王孙文》，对别名王孙的猴子大加挞伐，说它们“窃取人食，皆知自实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山恒蒿然”。王安石这首诗，很可能是受了柳宗元的启发。

　　诗写得明白如话，说自己在海上看见一座光秃秃的山，一打听，原来山上住着一大群猴子，只知摧残，不知爱惜，更不知收藏播种，却越生越多，以致山上草木都被吃光弄死，生活没有了着落。是寓言诗，自然有它的寓意。王安石没有像白居易写新乐府那样，直接说明自己作诗意图、所讽刺的对象，后世便自己去寻求解释。金性尧先生《宋诗三百首》解释说：“这是一首寓言诗，从首句吏役说开，讽谕大小官吏不顾公家的积累，巧取豪夺，终于使国库一毛不留，成为秃山。”这是从传统的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论上展开，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读这首诗，至少还可以从中悟出两点启发与教训：其一，人们必须爱护自然资源，注意培育与发展，不能任意摧残，如同诗里的猴子一样，攀援穷幽，日益侵牟，最终弄得山上一毛不长，受害的还是自己；其二，人们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有限，而“生生未云已”、“子众孙还稠”，终将坐吃山空，到后来噬脐莫及。

　　从艺术上来说，这首诗在王安石的作品中算不上好诗；从思想上来说，它能引起人们在多方面儆戒，是很可贵的。

参考资料：

1、 李梦生 ． 宋诗三百首全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1日： 第52-53页

清溪咽。霜风洗出山头月。山头月。迎得云归，还送云别。
不知今是何时节。凌歊望断音尘绝。音尘绝。帆来帆去，天际双阙。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