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雨送郑陵

　　这首词以春景起兴，写女子对丈夫的眷恋之情。开头“花花”二句首先渲染繁花似锦的春天景象：春光烂熳，百花盛开，为女主人公的出场作铺垫。“罗袖”二句，写女主人公出场，她穿着罗衣，面对画帘，思念情人肠欲断。由春日美景转到相思之情的描写，其中“肠断”二字把景与情的和谐气氛打破，乐景哀情相映，情更哀。“卓香车”，是说女子于画帘之内，伤怀已极，故立车遣愁。

　　后四句摄取对话的特写镜头：回头闲聊，神态绰约。“回面”二句写女主人公坐在车上与街上的熟人说话，这是女子掩饰自己情感的举动，看似平静，实为她在排遣自己“肠断”的心情。结句写女主人公因烦闷而向人诉说丈夫“不归家”，很有情趣。女子之言实为衷曲，进一步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说明她“肠断”的原由。这里借用刘晨、阮肇典故，意指情人久出未归。一个“惟”字，表现出女子对爱的专一和执着。

　　全词围绕“断肠”写人，时而绘景，时而动作与心情俱见，时而将心情隐于动作之中，时而又把心情寄之于话语之内，运笔多变，将人的内在心曲揭示无遗，极富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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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诗题，此诗应为怀古诗，其实称之以“旅游诗”可能更恰当。此诗描写了这位年轻的西部人第一次进入中国中心区域（虽然仅在南方边缘）的旅程。他不断地回顾“巴”（四川），细心地寻访“周甸”（不包括四川），寻访“禹功”所覆盖的地区。他反复提到那些广泛的地理名称，仿佛这些名称本身就具有某种神奇的意义。他为这些地区的历史和古迹所倾倒。他在白帝城怀古，所缅怀的既不是历史事件，也不是盛衰过程，而是集中于与中国文化的中心区域相联系的古迹本身。

　　由怀古而产生的忧伤很容易转换成孤独及思乡的情绪。与较老练诗人的修辞练习不同，陈子昂这首诗更多地与情绪的激发有关，而不是与技巧有关。他的旅行诗并不像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同类诗，而更接近李百药的诗。诗中对句的排列比王勃、卢照邻的诗较不板滞。他的风格离开骆宾王的风格更远。骆宾王的怀古旅行诗用了高度矫饰的语言，即使最真诚的感情也会黯然失色，从而彻底破坏诗的情调。

　　陈子昂描写自然景物的对偶句不似上官仪那样复杂，可是在这首诗中，这些对句也一铺到底，破坏了诗篇的流畅。此外，诗人还隐喻性地运用动词描写直观景象，表现了宫廷诗的一定影响。

参考资料：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像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是它的根系牢固；想要河流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多聚积道德仁义。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扣住诗题“田家”，从春雨春雷写起，点出春耕。 “微雨”二字写春雨，用白描手法，没有细密的描绘“微雨”，而将重点放在“众卉新”三字上，既写出万木逢春雨的欣欣向荣，又表达了诗人的欣喜之情。“一雷惊蛰始”以民间传说“惊蛰”这天雷鸣，而万虫惊动，来写春耕之始。

　　“田家几日闲，耕蛰从此起”总写农家耕作。“几日闲”更是用反问句式道出了农民劳作的艰辛。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具体写农夫终日忙碌不休的事情。写农忙，既是一年到头，又是从早到晚，可见时间之长；从空间来讲，也是十分广阔的，既有田地、场院、又有菜圃、涧水。另外“俱”字将农夫忙碌无一人轻闲点出，“就理”又写出农夫虽忙，但有条不紊，忙而不乱。这四句是白描手法，语言简明而无雕饰，自然平淡，极炼如不炼。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这二句写出了农民的勤劳朴实。

　　“仑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在前面铺叙农忙之后，突然转笔写到农夫的无粮与徭役之苦，笔墨虽朴实，但同情之意流注其间，此二句可使读者纵观封建社会农夫被压迫之惨状。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是诗人以观感作结。讲食禄不耕者对衣食父母的农夫们的艰辛劳作而又饥寒的情况惭然生愧。“方惭”二字既是对不劳者的谴责，也是诗人对自己宦游食禄生活的自责。

　　诗人在此诗中用通俗易懂的诗句描写了田家的劳碌和辛苦，表达了对其的同情，惭愧官吏的不劳而食。笔法朴实自然，不加渲染夸饰。

参考资料：

　　此诗通过竹亭述志，赞扬了兄弟之间志同道合、友爱情深的思想感情。全诗叙写自己与诸弟很友爱，且都有远大的志向，像古代的竹林七贤一样，常雅集竹亭，饮酒抚琴，以寄托豪情逸气。

　　在意象运用上，此诗以竹作为清幽和隐逸的意象。竹在古代，是潇洒挺拔、高雅脱俗的逸士的象征。颈联两句的“竹林”有借竹林七贤喻指诗人兄弟之意。这里继承魏晋风度之气，以魏晋的名士风流来刻画兄弟们的高雅志趣，来烘托他们超然脱俗的品格。而“竹林”同时切诗题中的竹亭，作者也是借阮籍（竹林七贤之一）的出世之志来映照自己对遁迹竹林的出世生活的无限向往。

　　从写作方法上，此诗运用了白描和用典的手法，写了竹亭集会，赋诗饮酒弹琴的和谐场面，写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

　　孟浩然诗中常表现出一种“安以乐”的太平气象，在此诗中则具体表现为“逸气”。逸气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气概、气度。陈贻焮《孟浩然诗选》认为，这里的“逸气”表现出孟浩然高雅的心情；“高雅的心情”是抽象的、综合性的体验，也是孟浩然“韵高”的方面。从陈贻焮的赏评中可以看到，在这首诗歌中，孟浩然将原本矛盾的“鸿鹄志”和“竹林”的清逸洒脱、高雅爽朗进行有意识的协调，并且调和得极为自然。此诗是孟浩然的“韵”和“才”能够统一起来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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