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
鼓柁湘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
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
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
近日得到了九江寄来的音书,遥遥地思念献吉更使我愁苦。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
朝里的奸党整日找人的过错,夜晚时各种丑类也傍人居住。
鼓柁湘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
泛舟襄江,恐怕难于实现,隐居家乡,不知怎么样?
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
过些年如能到淮水相访,一起到桐柏山隐居结庐。
参考资料:
1、 《明诗观止》编委会编.明诗观止:学林出版社,2015.08:1122、 吕晴飞 李观鼎主编.中国历代名诗今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04:1292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
献吉:李梦阳之字。浔阳江:指长江流经浔阳的一段。浔阳,古县名,今江西九江市。
天边魑(chī)魅(mèi)窥人过,日暮鼋(yuán)鼍( tuó)傍客居。
魑魅:山妖鬼怪,此指朝中奸党。鼋鼍:大鳖与鳄鱼,喻指凶恶的权贵。
鼓柁(duò)湘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
鼓柁:泛舟。阳羡:古县名,即今江苏宜兴。后以买田阳羡指隐居田园。
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
桐柏山:在今河南省桐柏县西南。何景明家乡信阳位于桐柏山东南百余里。
参考资料:
1、 《明诗观止》编委会编.明诗观止:学林出版社,2015.08:1122、 吕晴飞 李观鼎主编.中国历代名诗今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04:1292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
鼓柁湘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
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
“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以太白譬梦阳,不仅因二者同姓,而且也以才德兼备而不见容于世相似。“愁予”一辞出自《楚辞·九歌》“目渺渺兮愁予”,大有“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愁思。杜诗接下去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句,言太白才高见嫉,被陷于小人。又于“魑魅”外想出个“鼋鼍”作对仗: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鼋鼍”偏义于后者即鳄鱼,那可是扬子江上要吃人的怪物。引入“鼋鼍”,便与“浔阳江”更为贴切。这“鼋鼍”和“魑魅”,都是比喻李梦阳周围的恶势力。它们围住他、窥伺他,是决不肯放过他的。作者同意朋友在信中的说法,也是希望他提高警惕,不要大意,担忧之色溢于言表。
后四句承上意转,进一步希望朋友作最坏的打算。看来问题还不太严重,最多是丢官归里。不过也不那么简单,还未能马上急流勇退。因为“魑魅”、 “鼋鼍”在逼近,在窥伺,欲速不达,只能步步为营,且守且退。“鼓柁襄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襄江流经襄阳,那是汉代隐逸汉阴丈人、庞德公,唐代田园山水诗宗孟浩然居住过的地方。阳羡是会稽的一块好地方,苏东坡词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
诗中“鼓柁襄江”、“买田阳羡”皆指归田。“应未得”、“定何如”亦互文,都是尚不能付诸实践之意。但诗人相信这一天会成事实,因李梦阳实际上是开封人,何景明系信阳人,两地距淮河、桐柏山不远,所以诗的结尾道:“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这个结尾表明作者也已厌倦官场黑暗,意欲退隐,不仅是为明哲保身,也是为远世全节的考虑。友人一旦丢官,交游定当锐减,而何大复本人坚定表示愿与卜邻,正是从道义上给朋友以支持。
全诗两句一意,极为疏朗。如纯从技巧角度而言,中两联上下句均似有犯复之嫌。试将颔联“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与杜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比较,前句两句十四字只一意,后两句十字具两意,其意象疏密之别显然。但从全诗着眼,则情真意挚,一气贯注,实不拘拘格律,不当以字句之工拙计优劣。
参考资料:
1、 周啸天著.宋元明清诗词鉴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02:291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生只不过是看起来真实一点的梦境,谁能够先看穿这个呢?我生平所为只有我自己知道啊!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春天我在茅草屋里睡足了觉,窗外的日光慢慢地移动。
参考资料:
1、 吕树坤《四大名著诗词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年第1版,第6页大梦谁先觉(jué)?平生我自知。
大梦谁先觉:大梦:道家对人生的一种看法。觉:这里谓觉醒之意。平生:平素,往常。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迟迟:徐缓貌。
参考资料:
1、 吕树坤《四大名著诗词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年第1版,第6页本诗出自《三国演义》,无任何正史记载。与其说是诸葛亮诗,不如说是罗贯中诗。《三国演义》不愧为四大名著之一,不愧为中华文学史上的瑰宝,罗贯中亦不愧为小说大家,从这首小诗就能看出端倪来。首先,从写作角度来说,此诗为诸葛亮的出场,做了大气盘旋的铺垫。那么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刻画和场景氛围渲来说,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
其次,此诗是为诸葛亮量身订做的,不仅十分符合诸葛亮的身份,而且一开始就为诸葛亮戴上了一顶智慧的帽子。说到这里了,就必须要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了。大梦,是道家对人生的一种诠释,在道思想中,梦既指混沌迷蒙的景象,又指人的感知与思想。“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来理解,意思就是在这乱世之中,人人迷茫,惊慌失措,但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其中的缘由一直只有我才知道啊。
这里为什么是道教思想,而不是其他诸如佛教等教派的思想呢?明代小说家有一个通用的人物形象塑造定型,凡是智慧型的人物,都赋予道士身份,或者与道士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大家熟知的瓦岗寨军师徐茂功、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梁山的军师吴用及智慧人物公孙胜,等等。罗贯中塑造诸葛亮也是一样,仙风道骨,呼风唤雨。因此,诗的第一句,基本上就给诸葛亮在小说中的形象定了型。还有一点,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乐毅,诗句的意思正好与此呼应。
后两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字面上的意思是,我在草堂春睡已足,我都已经从美梦中醒来了,可窗外的太阳还在慢慢吞吞的移动。这句更深层的意思是表达诸葛亮虽然超然物外,遗世隐居,却从未放弃心怀天下、等待伯乐到来的雄心。用“日”来隐喻赏识自己的伯乐、未来的明主,用“日迟迟”形容明主的到来太慢了。实际上这是说给刘备听的,他在埋怨刘备来得太迟了。因为战乱年代,机会稍纵即逝,明主和贤臣相遇、相识、相知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也相当的宝贵。
由此可见,罗贯中把这首诗放在此处、此时,何其高妙,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首诗,仅从字面上看,前两句与后两句似乎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但仔细玩味,一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大智大贤者的形象便活现出来了。体现出了作者高超的文学造诣。
参考资料:
1、 吕树坤《四大名著诗词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年第1版,第7页北人生而不识菱者,仕于南方,席上啖菱,并壳入口。或曰:“食菱须去壳。”其人自护所短,曰:“我非不知,并壳者,欲以去热也。”问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后山,何地不有?”
夫菱生于水而非土产,此坐强不知以为知也。
北人生而不识菱者,仕于南方,席上啖菱,并壳入口。或曰:“食菱须去壳。”其人自护所短,曰:“我非不知,并壳者,欲以去热也。”问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后山,何地不有?”
有个出生在北方不认识菱角的人,在南方做官,他在酒席上吃菱角,连角壳一起放进嘴里吃。有人对他说:“吃菱角必须去掉壳再吃。”那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缺点,说:“我并不是不知道,连壳一起吃进去的原因,是想要清热解毒。”问的人说:“北方也有这种东西吗?”他回答说:“前面的山后面的山,哪块地没有呢?”
夫菱生于水而非土产,此坐强不知以为知也。
菱角生长在水中,而不是生长在土里,这是因为他为了装作有学问,硬要把不知道的说成知道的。
北人生而不识菱(líng)者,仕于南方,席上啖(dàn)菱,并壳入口。或曰:“食菱须去壳。”其人自护所短,曰:“我非不知,并壳者,欲以去热也。”问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后山,何地不有?”
北人:北方人。识:知道。菱:俗称菱角,形状像牛头,紫红色,水生植物,果实可以煮着吃。性喜温暖和充足阳光,盛产于我国 中部和南部。果实有硬壳。仕于:(仕途)在……做官。于, 在。席:酒席。啖:吃。并壳:连同皮壳。或:有人。曰:说。食:食用,在这里可以指吃。去:去除,去掉。护:掩饰。短:缺点,短处,不足之处。并:一起。欲:想要。以:用来。答:回答。何:哪里。
夫菱生于水而非土产,此坐强(qiǎng)不知以为知也。
而:表示转折,此指却坐:因为,由于。强:本文中指“勉强”。
北人生而不识菱者,仕于南方,席上啖菱,并壳入口。或曰:“食菱须去壳。”其人自护所短,曰:“我非不知,并壳者,欲以去热也。”问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后山,何地不有?”
夫菱生于水而非土产,此坐强不知以为知也。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就会闹出笑话,被人耻笑。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个人的学识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虚心潜学,才能得到真知。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则小故事不仅在情节构思上遵循了生活的真实,更在于北人强不知以为知的做法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极具普遍性与代表性。
虑天下者,常图其难难而忽其难易,备其难可畏而遗其难不疑。然而,祸常发于难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难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难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难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难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难能周,非法术之难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难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灭诸侯:指秦先后灭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封建:指自周以来的分封制。郡县: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任免。汉帝:指汉高祖刘邦。起陇亩之中,刘邦出身农民家庭。起兵反秦前,只做过乡村小吏“泗水亭长”。陇,田垄。建庶孽:指汉高祖即位后大封同姓诸侯王。七国:指汉高祖所分封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临淄七个同姓诸侯王。篡弑之谋:汉景帝在位时,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王莽:西汉末年外戚,逐渐掌权后称帝,于公元九年改国号为新。祚(zuò做):皇位。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哀、平:西汉末年的哀帝刘欣、平帝刘衎。晋:指西晋。唐太宗:李世民。武氏之杀其子孙: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民间流传《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太宗问太史令李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武氏:指武则天,她十四岁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高宗时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中宗即位,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689年(载初元年)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执政数十年间,屡兴大狱,冤杀许多李唐宗室和朝臣。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五代方镇:指唐代以后五代的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拥有兵权的藩镇。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