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刘上舍将仕

　　此词通篇都写赏月。

　　上片开头写词人仰望浩月初升情景。

　　首二句化用李白诗中“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句意，“青烟”指遮蔽月光的云影。夜空像茫茫碧海，无边无际；一轮明月穿过云层，像一面金镜飞上碧空，金色的光辉照亮了天上人间。“飞”字写乍见月之突然升起，使人感到似是何处飞来，充满惊异欣喜之情。

　　“永夜闲阶卧桂影。露凉时、零乱多少寒螀”三句，通过永夜、闲阶、凉露、寒蝉等物象，极写月夜的静寂清冷，描绘出一幅充满凉意的，悠长寂寞的中秋月夜图，烘托出词人的孤寂心境和万千感慨，流露出词人对美好月色的珍惜眷恋。

　　“神京远，惟有蓝桥路近。”写因望月而生的身世感慨。词中引用，以蓝桥神仙窟代指蟾宫月窟。这两句意思是说，京城邈远难至，倒是这一轮明月，与人为伴，对人更加亲近。作者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三次任京官，后面两次都是因牵连党争而去职，被贬外郡；作此词前不久词人虽得脱出党籍，起任泗州知州，但朝中已无知音。“神京远”的“远”，主要是从政治的含意说的。

　　上面这几句赞美眷恋中透出了几分凄清。这时作者已五十八岁，前次去官回家，就已修葺归来园隐居，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此词对仕途坎坷，也仅微露怅恨而已，全词的主调，仍然是旷达豪放的。两句明白点出孤寂心情，意脉紧接上文，而扬景则由环境景物转到望月抒怀。

　　下片转写室内宴饮赏月。卷帘、开屏，都是为使月光遍满，为下文“付与金尊”预作地步，表现了对明月的极端爱悦。“淡指粉”的“淡”字也与月光极协调。水晶做成的帘子高高卷起，云母屏风已经打开，明月的冷光照入室内，宛如浸润着佳人的淡淡脂粉。筵上的人频频举怀，饮酒赏月，似乎要把明月的清辉全部纳入金尊之中，待天晓时同着流霞，一道饮尽。

　　这里把月下筵面的高雅素美，赏月兴致的无比浓厚，都写到极致。月光本来无形。作者却赋予它形体，要把它“付与金尊”，真奇思妙想也。天晓时分，月尚未落，朝霞已生；将二者同时倾尽，意思是说赏月饮酒，打算直到月落霞消方罢。

　　“更携取、胡床上南楼，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写登楼赏月，由室内转到室外。夜更深，月更明，虽然夜深露冷，作者赏月的兴致不但没有衰减，反而更加豪壮。这时他想起《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的一个故事：晋庾亮武昌，尝秋夜与诸佐吏殷浩之徒南楼赏月，据胡床咏谑。作者觉得庭中赏月不能尽兴，所以要象庾亮那样登上南楼，去观赏那月光下如白玉做成的人无际素白澄澈的清秋气象。古代五行说以秋配金，其色白，故称秋天为素秋。用“玉做人间”比喻月光普照大地，可谓奇想自外飞来。它既写月色，也暗含希望人间消除黑暗和污浊，像如玉的明月一般美好之意。“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作豪放之语，两句包举八荒，丽而且壮，使通篇为之增色。

　　全词从天上到人间，又从人间到天上，天上人间浑然一体，境界阔大，想象丰富，词气雄放，与东坡词颇有相似之处。全词以月起，以月结，首尾呼应，浑然天成。篇中明写、暗写相结合，将月之色、光、形、神，人对月之怜爱迷恋，写得极为生动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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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端“春语莺迷翠柳。“烟隔断、晴波远岫”二句，以丽语勾出春暖花开的美景。“春语”句为近景，着“烟隔断”三字，点明下面所写“晴波远岫”是远景，开头所绘之春景，有柳之翠，莺之黄，山之青，水之绿，色彩鲜明清丽；有峰峦之静谧，水波之动荡，翠柳之摇曳，黄莺之歌唱，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动静交织、远近交融的立体画面。这画面充满蓬勃的生机，为下文起着反衬的作用。

　　“袖炉香”三句，写闺中人在薰香的室内，敬请春风的吹拂，“吹透”二字，刻画出闺中人要驱走重帘叠幔所造成的寒气与重压之情何等强烈。这里没有春天来临的欢愉与轻松，由此将“闺怨”正面作了暗示。

　　过片紧承“倩东风”，“花讯催时候”写闺中人盼望春天的迅速到来。“旧相思、偏供闲昼”一句，以直抒胸臆手法写出“闺怨”之情。“旧相思”与上片的“寒压”相呼应，可见“寒压”之感绝非客观的重帘叠幔所致，而是有内在的原因。因此，就更感到永昼漫漫，百无聊赖了。“春澹情浓半中酒”一句，继写闺中人的所为所感。正因“春澹情浓”这种感情的反差，造成的内心矛盾，也只好以酒消愁了。然而酩酊之后更引起身体不适。最后道“玉痕消，似梅花，更清瘦”，以闺中人玉损香销，如清瘦的梅花作结，从而将“闺怨”之情一笔托出。

　　此首小令在艺术颇具特色：一、含蓄委婉以景托情，反复渲染，揭示主旨。开章描绘春景之美，用以反衬闺怨之情，后以帘幔塞压从正面衬托闺怨，进而以“倩东风，与吹透”表达闺情之渴望；下阕又以闲昼相思，情浓病酒来揭示“闺怨”，最后以玉容消损如清瘦梅花的比喻将闺怨写足。二、善于炼字。词语声调铿锵，色彩鲜明，景物描写富有主体感。如“春语莺迷翠柳”一句，写翠柳飘拂，黄莺婉转，不仅有声有色，动静交织，而且加上一个“迷”字，将黄莺拟人化了，有力地表达了人对春天的喜悦之情，它起了诗眼的作用。又如“晴波远岫”二个词的修饰语为“晴”“远”二字，于是就将晴空如洗，水波荡漾，峰峦起伏，山青如黛的美好境界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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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淡荡，渐秋光老、清宵永。小院新晴天气，轻烟乍敛，皓月当轩练净。对千里寒光，念幽期阻、当残景。早是多愁多病。那堪细把，旧约前欢重省。
最苦碧云信断，仙乡路杳，归雁难倩。每高歌、强遣离怀，奈惨咽、翻成心耿耿。漏残露冷。空赢得、悄悄无言，愁绪终难整。又是立尽，梧桐碎影。

　　这是一首秋夜怀人之作，词中铺写深秋月色和离情别绪， 皆是层层翻出，尽情挥洒。

　　上片首韵中的“渐秋光老、清宵永”写秋色渐深，长夜渐深，这是此词怀人的景节与时间。次韵所说“小院”，是词人所居客馆的小院，这是此词怀人的地点。这两韵主要写深秋长夜小院之景：“金风淡荡”秋风融和恬静；“新晴天气”，雨后爽适宜人；“轻烟乍敛”，迷蒙的雾气渐渐散开；“皓月当轩练净”，皎洁的明月当窗，洒下如白绸缎般的银光。这些景色为怀人铺下素雅清明的背景，于是以下进入怀人的主题。词人面对皓月的“里寒光”想及千里外的知己，当初共有的“幽期”，幽隐的期约，被阻碍而不得实现，·当残景”意思是：面对清秋之景，更加感到期约也如残秋零落不可收拾。且自身早已是“多愁多病”，怎么还能禁受得了把旧日的期约与前时的欢聚细细思索？

　　过片换头一韵中“碧云信断”、“归雁难倩”反用苏武滞留塞北以雁传书的典故，写书信也不得传递，进一步诉说怀人之苦。这离怀每每用放声高歌”的方式来“强遣”，无奈唱出来的声音凄惨喑哑，“翻成心耿耿”，反而使内心更加不能平静。底下插入一韵四字景语“漏残羹冷”，明写自然界夜更深，天更凉，衬出怀人的心绪更为凄冷，又暗写了词人在怀人中度过了无寐长夜。此刻留给词人的只有“无言”的静悄，只有“难整” 的“愁绪”。煞拍“又是立尽，梧桐碎影”二句化用唐末吕岩的词《梧桐影·明月斜》：“明月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写自己长夜不寐，徘徊梧桐树下期盼故人的情状。景与开篇之小院皓月呼应，情则总括并收束全篇，余味不尽。

　　总观全词，写景的素雅清明尚可不论，高歌遣愁这种颇具阳刚意味的行动，以及运用苏武故事与吕岩词章，都可判明所怀之人是词人的同性知己。尤为不可忽略和误会的是“幽期”一词儿，此词最早见于谢灵运的诗《富春渚》：“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吕延济的注将其中含义阐释得更为明彻：“往时已有幽隐之期，但以沉顿，困于微弱，常不能就。”可知此中包含了词人旧时与好友有过某种期约却难以实现的深义在，可能有着词人的一番理想与志愿的难言之隐。如此解，词中“早是多愁多病。那堪细把，旧约前欢重省”也才更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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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