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旻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谋犹回遹，何日斯沮？谋臧不从，不臧覆用。我视谋犹，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我视谋犹，伊于胡厎。

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

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全诗六章，前三章每章八句，后三章每章七句。

　　第一章突兀起句，以怨天的口气发端，指出当前王朝政治的灾难是“谋犹回遹”，昏庸的国王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结果“谋臧不从，不臧覆用”，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愤慨和忧虑。第二章进一步指出，所以造成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是由于一些掌权者叽叽喳喳、党同伐异。他们“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因而诗人再次发出感叹：这样下去，不知国家要弄到什么地步！从而加深了第一章内容的表述。第三章，作者用“我龟既厌”这一典型的事例再次表示对王朝政治、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并指出，朝廷上虽然“谋夫孔多”、“发言盈庭”，但都是矢不中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接着第四章又进一步说明，当前王朝的政令策谋，上不遵古圣先贤、下不合固有规范，而国王还偏听偏信、不加考究，就使王朝的策谋更加脱离实际了。第五章作者又以谏劝的口气说，国家各种人才都有，国王要择善而从，不要使他们流散、消亡。这实是对周王发出了警告。最后一章，作者再次表达了自己忧虑国事的深沉心情，其中“战战兢兢”三句，生动形象、寓意鲜明，写出了自己焦虑万状的心态，广为后世所引用，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

　　由上述内容，与其说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不如说它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更确切些。当然，政治讽刺也是一种政治抒情。作者以“谋犹回遹”为此诗中心议题，以对国事的忧虑为主线，以感叹的语气贯穿始终，从中把叙述、揭露、讽刺和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述，从而形成了此诗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和感情深厚的显著特色。从谋划的正邪、决策的当否，能看到政治的弊端以至国家的命运，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并忧心忡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为国事操心，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爱国感情，这些也就是此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参考资料：

蓼彼萧斯，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
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
蓼彼萧斯，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
蓼彼萧斯，零露浓浓。既见君子，鞗革忡忡。和鸾雍雍，万福攸同。

　　全诗四章，全以萧艾含露起兴。萧艾，一种可供祭祀用的香草，诸侯朝见天子，“有与助祭祀之礼”，故萧艾以喻诸侯。露水，常被用来比喻承受的恩泽。故此诗起兴以含蓄、形象的笔法巧妙地点明了诗旨所在：天子恩及四海，诸侯有幸承宠。如此，也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完全是一副诸侯感恩戴德、极尽颂赞的景仰口吻。

　　首章写初见天子的情景及感受。“蓼彼萧斯，零露湑兮。”自古以来，阳光雨露多是皇恩浩荡的象征和比喻，而微臣小民多以草芥自比，因此，这开头两句可以是兴，也可以看作比。有幸见到了君王，或是得到了君王的恩宠，当然是喜上眉梢，喜出望外，心里有多高兴自不待言，因此说：“既见君子，我心写兮。”似是日日夜夜，朝思暮盼，今日终遂心愿后的表述。因为在诸侯看来，入朝面君，无疑是巨大的幸事，一个“写”字，形象地描画出诸侯无比兴奋、诚惶诚恐、激动得难以言表的感受。境由心造，心情舒畅当然见什么都高兴。和君王在一起宴饮谈笑，如坐春风，因此，自然会得到君王的首肯、赞许，尽情享受那种恩遇带来的精神愉悦。因此，当他们与天子共享宴乐之时，便争相倾吐心中的敬祝之情，完全沉浸在圣洁的朝圣之乐中。

　　二、三两章进一步描写君臣之谊，分别从诸侯与天子两方面落笔。对诸侯而言，无疑应感谢天子圣宠，“为龙为光”，这当然是“其德不爽”的结果。故最后祝天子“寿考不忘”；对天子而言，则是描写其和乐安详的圣容及与臣下如兄弟般的深情。可以说抓住了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方面，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天子的风仪及修养。这样可亲可爱的天子，不可能不受到臣下的拥戴与崇敬。

　　末章借写天子离宴时车马的威仪进一步展示天子的不凡气度。看那威风凛凛的高头大马，听那叮当悦耳的铃声和鸣，威而不滥，乐而不乱，恰恰表明天子不仅能够泽及四海，而且可以威加四夷，因此，他才能够集万福于一身，不愧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全诗以“和鸾雍雍，万福攸同”作结，为读者描绘了一派其乐融融的大祝福场面：四方车马齐聚，鸾铃叮当悦耳，臣民齐祝君王，万福万寿无疆！想来真是令人激动满怀，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此诗无论内容或是形式，均体现出雅诗的典型风格。因表现的是诸侯对天子的祝颂之情，未免有些拘谨，有些溢美，比起健康活泼、擅长抒发真情实感的民间风诗来，在艺术与情感上，可取之处便少了许多。

参考资料：

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印度电影《流浪者》中有一首著名插曲《拉兹之歌》，流浪汉拉兹穿街走巷，举目无亲，哀伤地唱道：“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我看这世界像沙漠。……”那种凄凉，那种幽咽，博得人们洒下一掬同情泪。而当读者读到《诗经·唐风》中的《杕杜》时，心情同样很沉重，因为它也是一首流浪者之歌。当然，它比《拉兹之歌》古老得多。

　　全诗二章，章九句，复沓章法，二章内容除用韵换字外基本相同。起首“有杕之杜，其叶滑湑”，用孤孤单单的一株赤棠树起兴，与同样是孤孤单单的一株赤棠树起兴，与同样是孤孤单单的流浪汉相对照，既相映成趣，又相对生愁。赤棠虽孤单，还有繁茂树叶作伴，自己却是“光杆司令”一个，相比之下树要比人幸运得多。所以这“兴”又是“反兴”。诗人看到孤树，伫足留连，忽而觉得同病相怜，忽而叹人不如树，感触纷纭。这种独特心理感受与流浪者身份相切合，很有典型意义。关于这流浪者的性别，闻一多《风诗类钞》另有妙诠：“杕杜喻女之未嫁者。《说文》：‘牡曰棠，牝曰杜。’”那末这流浪者竟是一位未婚少女，那就更显悲哀了。此说可备参考。

　　起首二句，也可谓“兴而赋也”。第三句“独行踽踽”才是全章的灵魂。整首诗就是描写一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踽踽独行者的苦闷叹息。此句独立锁住，不加铺叙，以少驭多，浓缩了许多颠沛流离的苦境，给人无限想像空间。此句点出了流浪者，成为前后内容的分水岭，前是流浪者所见，后是流浪者所思。

　　“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路上风尘仆仆的行人还是有的，但心为形役，各有各沉重的精神枷锁与自顾不暇的物质烦恼，没有人肯去对一个陌路人相濡以沫。这时，流浪者想到了同胞手足的兄弟亲情，是“他人”无法比拟和替代的。正如《小雅·常棣》所说：“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亲人，家园，不知在何方。异域他乡的流浪者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现实中想得很多很多，只能在想像中求得一些慰藉。正如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小女孩孤苦伶仃，只能划火柴在光亮中幻想着已上天国的奶奶来呵护自己，心灵感到一丝温暖。兄弟虽好，毕竟在虚无缥缈中，现实终究是现实，诗人不禁“嗟——”，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嗟”字直贯最末副歌式复唱四句。

　　叹息的内容很平实浅近，也正是流浪者的最基本需要：行人为什么不来亲近我？我没有兄弟在旁，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孤独寂寞，呼天抢地，两个激问中蕴藏着浓重的绝望和忧伤。落难的人犹如落水的人，非常需要救援，可没有人会来、没有人能来济助他。这确实是一声令人心寒的长叹。

　　由此推想，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或是战乱，或是饥荒。《小雅·常棣》说：“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死丧祸乱既平清，一家生活也安宁。那时虽有亲兄弟，反觉不如朋友亲）可作反证。是战争使骨肉离散，沦为难民。又《大雅·召旻》：“瘨我饥馑，民卒流亡。”（饥馑遍地灾情重，十室九空尽流亡）是灾荒使百姓失所，乞食四方。不管哪种情况，这首抒写心灵感受的流浪者之歌，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向后世真实展示了一幅古代难民的流亡图，其艺术视角很独特，给人启迪。

　　旧说如《毛诗序》谓“《杕杜》，刺时也。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为今人所不取；而朱熹《诗集传》谓此为“无兄弟者自伤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辞”，则差为近之。

参考资料：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对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