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屈原名平，与楚国的王族同姓。他曾担任楚怀王的左徒。见闻广博，记忆力很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悉外交应对辞令。对内与怀王谋划商议国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应酬诸侯。怀王很信任他。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上官大夫和他同在朝列，想争得怀王的宠幸，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屈原起草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见了就想强行更改它（想邀功），屈原不赞同，他就在怀王面前谗毁屈原说：“大王叫屈原制订法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每一项法令发出，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做的。”怀王很生气，就疏远了屈原。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痛心怀王惑于小人之言，不能明辨是非，小人混淆黑白，使怀王看不明白，邪恶的小人妨碍国家，端方正直的君子则不为朝廷所容，所以忧愁苦闷，写下了《离骚》。“离骚”，就是遭到忧愁的意思。天是人类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处于困境就会追念本源，所以到了极其劳苦疲倦的时候，没有不叫天的；遇到病痛或忧伤的时候，没有不叫父母的。屈原行为正直，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来辅助君主，谗邪的小人来离间他，可以说到了困境了。诚信却被怀疑，忠实却被诽谤，能够没有怨恨吗？屈原之所以写《离骚》，其原因大概是从怨愤引起的。《国风》虽然多写男女爱情，但不过分而失当。《小雅》虽然多讥讽指责，但并不宣扬作乱。像《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二者的特点了。它对远古上溯到帝喾，近世称述齐桓公，中古称述商汤和周武王，用来讽刺当时的政事。阐明道德的广阔崇高，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无不完全表现出来。他的文笔简约，词意精微，他的志趣高洁，行为廉正。就其文字描写来看，不过寻常事物，但它的旨趣是极大的（因为关系到国家的治乱），举的是近事，而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深远。由于志趣高洁，所以文章中称述的事物也是透散着芬芳的，由于行为廉正，所以到死也不为奸邪势力所容。他独自远离污泥浊水之中，像蝉脱壳一样摆脱浊秽，浮游在尘世之外，不受浊世的玷辱，保持皎洁的品质，出污泥而不染。可以推断，屈原的志向，即使和日月争辉，也是可以的。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屈原已被罢免。后来秦国准备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结成合纵联盟互相亲善。秦惠王对此担忧。就派张仪假装脱离秦国，用厚礼和信物呈献给楚王，对怀王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齐国与楚国却合纵相亲，如果楚国确实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上商、於之间的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起了贪心，信任了张仪，就和齐国绝交，然后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抵赖说：“我和楚王约定的只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去报告怀王。怀王发怒，大规模出动军队去讨伐秦国。秦国发兵反击，在丹水和淅水一带大破楚军，杀了八万人，俘虏了楚国的大将屈匄，于是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一带。怀王又发动全国的兵力，深入秦地攻打秦国，交战于蓝田。魏国听到这一情况，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地。楚军恐惧，从秦国撤退。齐国终于因为怀恨楚国，不来援救，楚国处境极端困窘。第二年，秦国割汉中之地与楚国讲和。楚王说：“我不愿得到土地，只希望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说后，就说：“用一个张仪来抵当汉中地方，我请求到楚国去。”到了楚国，他又用丰厚的礼品贿赂当权的大臣靳尚，通过他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编造了一套谎话。怀王竟然听信郑袖，又放走了张仪。这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在朝中任职，出使在齐国，回来后，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很后悔，派人追张仪，已经来不及了。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后来，各国诸侯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了楚国将领唐昧。这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要求和怀王会面。怀王想去，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不可信任，不如不去。”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去，说：“怎么可以断绝和秦国的友好关系！”怀王终于前往。一进入武关，秦国的伏兵就截断了他的后路，于是扣留怀王，强求割让土地。怀王很愤怒，不听秦国的要挟。他逃往赵国，赵国不肯接纳。只好又到秦国，最后死在秦国，尸体运回楚国安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即位，任用他的弟弟子兰为令尹。楚国人都抱怨子兰，因为他劝怀王入秦而最终未能回来。屈原也为此怨恨子兰，虽然流放在外，仍然眷恋着楚国，心里挂念着怀王，念念不忘返回朝廷。他希望国君总有一天醒悟，世俗总有一天改变。屈原关怀君王，想振兴国家改变楚国的形势，一篇作品中，都再三表现出来这种想法。然而终于无可奈何，所以不能够返回朝廷。由此可以看出怀王始终没有觉悟啊。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国君无论愚笨或明智、贤明或昏庸，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为自己服务，选拔贤才来辅助自己的。然而国破家亡的事接连发生，而圣明君主治理好国家的多少世代也没有出现，这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臣并不贤。怀王因为不明白忠臣的职分，所以在内被郑袖所迷惑，在外被张仪所欺骗，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军队被挫败，土地被削减，失去了六个郡，自己也被扣留死在秦国，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不了解人的祸害。《易经》说：“井淘干净了，还没有人喝井里的水，使我心里难过，因为井水是供人汲取饮用的。君王贤明，天下人都能得福。”君王不贤明，难道还谈得上福吗！令尹子兰得知屈原怨恨他，非常愤怒，终于让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发怒，就放逐了屈原。屈原到了江滨，披散头发，在水泽边一面走，一面吟咏着。脸色憔悴，形体面貌像枯死的树木一样毫无生气。渔父看见他，便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屈原说：“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沉醉，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渔父说：“聪明贤哲的人，不受外界事物的束缚，而能够随着世俗变化。整个世界都混浊，为什么不随大流而且推波助澜呢？众人都沉醉，为什么不吃点酒糟，喝点薄酒？为什么要怀抱美玉一般的品质，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一定要弹去帽上的灰沙，刚洗过澡的一定要抖掉衣上的尘土。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宁可投入长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鱼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洁的品质，去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他写了《怀沙》赋。因此抱着石头，就自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屈原死了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爱好文学，而以善作赋被人称赞。但他们都效法屈原辞令委婉含蓄的一面，始终不敢直言进谏。在这以后，楚国一天天削弱，几十年后，终于被秦国灭掉。自从屈原自沉汨罗江后一百多年，汉代有个贾谊，担任长沙王的太傅。路过湘水时，写了文章来凭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他的志向不能实现而悲伤。到长沙，经过屈原自沉的地方，未尝不流下眼泪，追怀他的为人。看到贾谊凭吊他的文章，文中又责怪屈原如果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却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读了《服鸟赋》，把生和死等同看待，认为被贬和任用是不重要的，这又使我感到茫茫然失落什么了。

上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来伺机夺取周王室的权力，秦孝公有着像卷席子一样卷走天下，像包包裹一样包走九州，像装口袋一样装走四海，吞并八方荒远之地的意图。正当这时，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从事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诸侯自相争斗。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继先前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商议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识英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宽宏厚道而爱惜人民，尊重贤才而重用士人，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在这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他们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来攻打秦国。秦人打开函谷关口迎战敌人，九国的军队有所顾虑徘徊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一兵一卒的耗费，然而天下的诸侯就已窘迫不堪了。因此，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剩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而制服他们，追赶逃走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流淌的血液可以漂浮盾牌。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臣服，弱国入秦朝拜。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秦始皇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愿意服从投降），把性命交给司法官吏。秦始皇于是又命令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下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秦始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来使百姓愚蠢；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兵刃和箭头，冶炼它们铸造十二个铜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借华山为城墙，依据黄河为城池，凭借着高耸的华山，往下看着深不可测的黄河，认为这是险固的地方。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和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己认为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坚固的城防，是子子孙孙称帝称王直至万代的基业。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卒子；才能不如普通人，并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像云一样聚集，回声似的应和他，许多人都背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着。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家族。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况且那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是保持原来的样子。陈涉的地位，没有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也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士兵也不能和九国部队抗衡；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法，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侯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管辖全国，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之后把天下作为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秦王子婴死在别人（项羽）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中篇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的慕风向往，为什么会像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如今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政才能的表现。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下篇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朝兼并了诸侯，崤山以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横行天下。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秦君之间互相不信任，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崤山以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来指挥东方诸侯新建的各国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在覆亡前夕没有做出挽救的措施。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年幼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我却认为还不是那么回事。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现在国家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冲突，国制混乱，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怎么能够说是大治！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对您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策，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叙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射箭打猎之类的娱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样更急迫？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耗费心血，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能保证使陛下所享受的各种乐趣不受影响，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平民拥护首领，匈奴归顺，纯朴之风响彻边陲，百姓温良朴素，官司之类的事情停止不发。大的气数已定，那么，全国便会顺应而治理得好，四海之内，一派升平的气象，万物都符合事理，陛下在生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礼》书上说宗庙有功德，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大宗，得以与太祖共享盛名，与大汉天下共存亡。创建长久安定的形势，造成永久太平的业绩，以此来承奉祖庙和六亲，这是最大的孝顺；以此来使老百姓得到幸福，使芸芸众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创设准则，标立纪纲，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对后代可以为万世子孙树立楷模，即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还可以安享太平，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有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其内容全都可以原本地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不要忽视。我谨慎地用它来考察过天地的变化，应验过往古的情况，核对过当今的事情，日夜思考而详细地知道了它的内容，即使是禹和舜再生，为陛下考虑，也不能加以改变。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本来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臣下屡遭祸害，皇上也多次忧伤，这实在不是使皇上放心、使臣下保全的办法。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近来吴王的谋反活动又被人告发。天子现在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错，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而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年纪还小没有成年，汉朝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气方刚，而汉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称病还乡了，而诸侯王会自下而上地普遍安插亲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到了那时，而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办不到了。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狶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肴乱，高皇帝与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黄帝说：“到了中午一定要抓紧曝晒，拿着刀子一定要赶紧宰割。”现在要使治安之道顺利而稳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动，到头来就要毁掉亲骨肉，而且还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同秦朝末年的局势还有什么区别吗？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境地，大概不会去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样做的。假如国家的局势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着楚，黥布统治着淮南，彭越统治着梁，韩王信统治着韩，张敖统治着赵，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着燕，陈还在代国，假令这六七个王公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继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我判断陛下是不会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乱的年代，高祖和这些王公们共同起事，并没有子侄亲属的势力做为依靠。这些王公走运的就成了亲近的侍从，差一点的仅当个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他们的才能远不及高祖。高祖凭着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这些王公成为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优厚的了，然而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汉朝的事发生了九次。陛下跟这些王公，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宁的。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
　　不过，上面这些情况，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关系疏远”。那就请允许我试着谈谈那些亲属诸侯王吧。假如让齐悼惠王统治着齐，楚元王统治着楚，赵王统治着赵，幽王统治着淮阳，恭王统治着梁，灵王统治着燕，厉王统治着淮南，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老百姓那种兄弟关系的想法，大概没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当做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赏给别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黄屋车。他们不执行汉朝的法令。即使执行了，像厉王那样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又怎么能招他来呢！幸而召来了，法律怎么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动了一个近亲，天下诸王都环视着惊动起来。陛下的臣子当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开口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刺客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些人呢？

　　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徵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所以说，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王也一定作乱，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那些自负强大而发动叛乱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侥幸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却没有改变酿成叛乱的制度。同姓诸侯王也袭用了这种做法，发动叛乱，如今已有征兆了，形势又完全回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转移到何处，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弃砍刀、斧头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认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济北王的身上呢？因为形势不容许啊！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狶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
　　我私下里考察从前的事件，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淮阴侯韩信统治着楚，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了匈奴的力量，就又反叛了；贯高借助了赵国的条件，就又反叛了；陈 部队精锐，也反叛了；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才有二万五千封户，功劳很少，却保全了下来，权势最小而对汉朝最忠顺；这不只是由于性情和别人不同，也是由于形势使他这样。倘若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个城为王，那现在他们由于作恶而亡国，也是可能的。假使让韩信、彭越之流，只居于彻侯的地位，即便今天也还能保全，也是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天下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天下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汉朝，那最好让他们都像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下不至于像韩信那样被杀掉，那最好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徉；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多多建立诸侯国而使他们的势力减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指使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反叛的邪念。这样就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似的，没有不听从指挥的。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如同辐条聚向车轮一样，都归顺天子，即使是老百姓，也会知道他们都很安稳。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出制度：把齐、赵、楚三个王国分成若干侯国，让齐王、赵王、楚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受封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尽为止。对燕、梁等其他王国也是这样。有些封地大而子孙少的，也都分成若干侯国，暂时空着搁置起来，等着他们的子孙出生以后，再封他当候。诸侯王的封地，有不少已被削除收归汉朝所有的，那就替他们调整侯国所在的地区，等到要封他的子孙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按候国的应有户数，给以补偿。一寸土、一口人，皇帝也不沾他们的，确实只是为了安定太平罢了。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考虑保住自己的统治的。臣子没有背叛的念头，皇帝没有讨伐的想法。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制定了，没有人触犯；政令推行了，没有人抵触。贯高、利几一类的阴谋不会出现，柴奇、开章那样的诡计不会萌生。老百姓都向往良善，大臣都向皇上表示恭顺。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道义。这样，即使让幼儿当皇帝，天下也很安定；即使立一个遗腹子作天子，让臣子朝拜老皇帝遗留下来的皇袍，天下也不致于混乱。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安定无事，后代也称颂陛下的圣明。只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上述五个方面的业绩也就随之而来了，而陛下又怕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办呢？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不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当今，天下的形势像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围，脚指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时都不能伸屈自如，一两个指头抽搐，浑身就觉得无所依赖。丧失了今天的机会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神医，也都无能为力。这个病还不只是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不能走动。楚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叔伯兄弟，当今的楚王，是叔伯兄弟的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当今的齐王是陛下哥哥的孙子。陛下自己的子孙，有的还没有分封土地，以便安定天下，旁支的子孙，倒有人掌握大权来威胁皇帝。所以，我说：不仅是害了浮肿病，还苦于脚掌扭折了不能走动。令人痛哭的就是这样一种病啊！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天下的形势，正像一个倒吊着的人一样。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子的地位至高无上。蛮夷，本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属臣。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占土地，掠夺财物，对汉朝非常不敬，给天下制造的祸患，已经无以复加。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棉和绚丽的丝织品。蛮夷向汉朝发号施令，这是行使人主的权力；天子向蛮夷恭敬地纳贡，这是在行属臣的礼节。脚反而朝上，头反而朝下，这样头脚倒置，谁也不能解救，这还能说国家有贤明的人吗？还不仅仅是头脚倒置，还有足病，而且又有风病。足痛，痛的是一边，风病，痛的是一方。如今西部和北部的边郡，虽然封有高爵守边，仍然免除不了敌人入侵的忧患，从老至幼都因为战备而不得安宁，侦察人员要观察烽火而不能睡觉，将士则披着铠甲而睡，所以我说痛的是一方。医生能够治愈这种病，但是陛下却不让他治，这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怎么忍心以帝皇的尊号去作匈奴的诸侯，位势既已卑下屈辱，但祸患却不因此停息，长此下去怎么会有穷尽！进谏的人大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本来就不能解决，太缺乏治安的办法了。我私下估计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一个大县的人数，拥有广大天下的汉朝被只有一县人口的匈奴所困扰，我深为当政者感到羞辱。陛下怎么不让我作属国官去掌管匈奴事务？低照我的计谋，一定勒住单于的脖子而杀了他，降伏叛徒中行说而用鞭子抽他的背，率领匈奴的官民只听陛下的命令。现在不去征服敌人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湎于微小的娱乐中而不考虑消除国家的大患，这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威德本来可以远播于四海之外，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之外的地方，朝廷的威严和政令都不能被接受，这又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 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如今那些卖奴婢的人，给奴牌穿上绣边的衣服和丝边的鞋子，然后关进交易奴婢的栏中，这种服饰是古代王后穿的，只是进庙祭祀才穿平时都不穿的，但现在平民却用来给奴婢穿。那种白皱纹纱作面子，薄细绢作里子的花边衣服，是古代天子的衣服，如今富人大商人却用于招待客人时装饰墙壁。古代百姓为了侍奉天子和王后而适当节省，今天平民住房的墙壁可以用帝王的衣服做装饰，低贱的歌女艺妓可以用皇后服饰，这样做而要天下的财源不穷尽，恐怕是不可能的。况且皇帝自己也穿质量粗劣的黑色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皇后用来装饰衣领的高级丝绸，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还不够—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免受寒冷，怎么能够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不劳而获，要想使天下人不饥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违法犯上的事，是不可能的。国家既已贫穷，盗贼在等待时机，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变动”，这是在说大话罢了。民众的习俗已经到了最无长幼、最无尊卑、最犯上做乱的时候，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作为”，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商鞅抛弃了礼义和仁义恩惠，一心只想兼并天下；他的新法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以后就到富人家中当上门女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出给父亲恩德的表情，婆母前来拿簸箕扫帚，儿媳立即口出恶言；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就与公爹姘居鬼混，媳妇和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他们只知道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然而由于齐心并且抓住了时机，还声称要拔取六国，兼并天下。秦的功业虽然成了，目的也达到了，但是最终仍不知要返回到讲廉耻节操、仁义道德的正轨上来。信奉兼并的法则，追求进攻的事业，使天下风俗大败；人多的压迫人少的，狡诈的人欺侮老实的人，胆大的凌辱怯弱的人，年轻人侵犯老年人，其社会混乱达到极点。因此，高祖皇帝负起挽救天下的大任，威望震服全国，天下人追从他的德行。过去还属于秦的东西，今日已转归汉朝所有了。然而秦朝遗留的残余风俗并未加以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对此朝廷却没有制定法度，致使人们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有不同，每年都在变化。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今天最严重的发展到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了。盗贼敢于割断窗帘门帘进入内室，甚至偷走高祖、惠帝两庙的器具，还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大都市抢劫官吏，夺取钱财。有的伪造文书取走官粟近十万担，敛取民赋六百余万钱，乘坐驿车周游郡国。这些人不行道义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熟视无睹，没有引起警觉，反而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用移风易俗的方法，使天下人痛改前非按正道行事，这绝不是庸俗的官吏可以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文书工作，根本就不懂治国的大体。陛下又不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痛惜。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是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舩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至于确立君臣的地位，规定上下的等级，使父子之间讲礼义，六亲之间守尊卑，这不是上天的规定，而是人为设立的。人们所以设立这些规矩，是因为不设立就不能建立社会的正常秩序，不建立秩序，社会就会混乱，不治理社会，社会就会垮掉。《管子》上说：“礼义廉耻，这是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不确立，国家便要灭亡。”假如管子是个愚昧无知的人也就算了，如果他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大体，怎么会不为不讲礼义廉耻而寒心呢！秦王朝抛弃礼义廉耻，所以君臣之间关系混乱，六亲之间互相残杀，邪恶之人到处作乱，万众叛离朝廷，总共才十三年，国家便被灭亡，如今礼义廉耻还没有完备，所以邪恶之人侥幸得势，而民众心存疑惑，现在就确立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各有等级，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使邪恶之人无法侥幸得志，使群臣忠信、君主信任臣子！这一制度一旦确立，世世代代长享太平，后代君主有了可以遵循的治国法度。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这就像横渡江河却没有锚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子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 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于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夏朝的天子传了十几代，然后由殷商继承。殷商的天子传了二十几代，然后由周继承。周朝的天子传了三十几代，然后由秦继承。秦王朝的天子只传了两代就被推翻了。人的秉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三代的君主以德治世维持了长期的统治，而秦王朝的君主特别残暴无道呢？这个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举行礼仪，让官员背着，主管该事的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地到南郊相见，这是见天。沿途经过宫门一定下车，经过宗庙一定恭敬地小步快走，这是行孝子之道。所以，太子从婴儿的时候起，就接受了道德礼义。过去成王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做他的太师。保的职责是保护太子身体安全，傅的职责是辅导太子德义，师的职责是教育训练太子智慧，这是三公的职责。同时还为太子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他们的职责是与太子一同生活，为太子做出榜样。所以太子在幼年时期便获得了并于仁义道德的知识。三公、三少固然明白用孝、仁、礼、义辅导训练太子，赶走邪恶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天子审慎地选取天下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弟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经的事，所听到的都是正派的语言，所实行的都是正确的原则，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一直与正直的人相处，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不正直，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与不正直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为不正直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太子喜欢吃的东西，一定先为他传授学业，然后才给他吃；选择太子高兴玩的东西，一定先要他完成练习任务，然后才让他玩。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像天赋秉性一样，经常学习而掌握的，就像天生本能一样。”等到太子年龄稍大，懂得妃匹女色的时候，便送他到学馆学习。学馆，就是朝廷贵族子弟就读的馆舍。《学礼》上说：“帝入东学，学习尊重父母，崇尚仁爱，于是有了亲疏次序，把恩德推及到平民百姓；帝入南学，学习尊重老人，崇尚诚实，于是有了长幼差别，百姓也不相欺；帝入西学，学习尊重贤人，崇尚恩德，于是由圣贤和有智慧的人出任官职，功业不被遗弃；帝入北学，学习尊重显贵，崇尚爵位，于是有了贵人和贱人的等级差别，下级不敢越权犯上；帝入太学，跟着老师学习道德原则，学习之后就到太傅那里接受考试，太傅处罚他的锗误，匡正他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品德和智慧都得以增长，治国的道理也就获得了。这五学既然已经被帝王掌握，那么黎民百姓就可以通过教化和睦相处了。”等到太子成年举行了冠礼，免除了太保太傅的严格管束，便又有负责记过的史官，有负责进食的宰夫，负责进善言的人站在旌旗下面提醒，负责劝谏戒恶的人把他的恶行记录在木板上，那些敢谏的人还可以击鼓警戒。盲人史官背诵古诗相劝，乐工弹奏规劝的曲调，大夫进献计谋，士人传达人民的言论。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所以行为切合规范，没有羞愧的事情；教化与心思一同成熟，所以所作所为都符合道德，像是天生养成的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礼仪规定：春天早晨要迎接日出，秋天日落的时候要迎接夕月，这是用来弘扬敬道的办法；春季和秋季人学时，教室里坐着国家元老，帝王要拿着醯，亲自馈赠给他们，这是用来弘扬孝道的办法；出门远行则在车马上配上铃铛，慢行则符台《采齐》的音律，快走则符合《肆夏》的音节，这是用来掌握节度的办法；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活着便不杀它吃，听到过它的叫声便不吃它的肉，因此远离厨房，这是长施恩惠，并且弘扬仁德的办法。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夏、商、周三王朝之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创设了教育、辅导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谦让，它崇尚的是奸诈；本来就不崇尚礼义，它崇尚的是刑罚。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的，不是斩首级、割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所以，胡亥头天当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廷，把有远见卓识的人说成妖言惑众，他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难道说这仅仅是胡亥天性凶残恶毒吗？主要是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的缘故。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民间谚语说：“不要学习做官的办法，只要观察以往成功的事情。”又说：“前车覆，后车诫。”夏、商、周三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统治，看它们以往的事可以明白了，但是却不加以学习，这是不效法圣人智慧。秦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其原因也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却不注意避免，这样，汉朝廷又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存与亡的变化规律、治与乱的关键要旨便在这里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完全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长大成人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即使经过多次翻译都无法相互理解，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意到对方那里去生活，这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必定为人正直，太子正直便可以保证天下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于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于将某一行为制止在它发生之前，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明显，而礼的作用却难以觉察。用庆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不移，实施这样的政令，准确无误。根据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么能说先王不使用庆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最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断绝于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孔子说：“让我断案，我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我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就是推行仁义，使讼案不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如首先确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一旦在心中确定，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出来。天下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天下危亡也不是一天促成的，都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因此，不可以不观察它的积累过程。君主所积聚的治国方法，在于他选择什么，抛弃什么。选择礼义方法治国的君主便积聚礼义，选择刑罚治国的君主便积聚刑罚。刑罚积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会埋怨而背叛君主，礼义积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会和睦而亲近朝廷。所以，君主想要百姓善良温顺的愿望是相同的，只是用来使百姓善良温顺的方法不同，有的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引导，有的用法令进行惩罚。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开导的，随着道德和教化的深入人心，民风就会和乐；用法令进行惩罚的，法令使用到极点，民风就会令人悲哀。哀乐的感受，便是应验祸福的东西。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王、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好比一个大器物，现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道理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因而恩德滋润天下，禽兽蔓延，草木富饶，四方蛮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传子孙数十代，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德和恩没有一样，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恶他如同对待仇敌一样，几乎锅及自身，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说：“要判断某人说的话是否正确，一定要观察他所说的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假如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给他看呢？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太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 刖笞 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君主的尊贵，就好像宫殿的厅堂，群臣就好像厅堂下的台阶，百姓就好像平地。所以，如果设置多层台阶，厅堂的侧边远离地面，那么，堂屋就显得很高大；如果没有台阶，厅堂的侧边靠近地面，堂屋就显得低矮。高大的厅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厅堂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治理国家的情势也是这样。所以古代英明的君主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朝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俗话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怕砸坏器物都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那些接近皇帝的尊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正人君子，所以对大臣只能命令他自杀而不对他用戮刑。因此，刺额、割鼻子等伤残肢体的肉刑都不施加到大夫以上的官员身上，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能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匹年岁大小，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受到处罚；见到君主用的扶几和手杖就要起身；在路上遇到君主的辇车就要下车恭候；进入宫殿的正门就得小步快走；对于君主的宠臣，即使犯了罪，也不对他施加杀戮之刑，这是尊敬君主的缘故。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主有不敬行为，是为了尊重大臣，勉励他们保持节操。现在从诸侯王、列侯到三公等高级官员，都是天子理应郑重地以礼相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如今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额、割鼻、剃须发、剁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是正如厅堂没有台阶一样吗？遭受杀戮的人不是太接近皇帝了吗？不讲廉耻伦理，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会虽处于朝廷之上却有像刑徒罪隶那样无耻之心了吗？至于秦二世被杀的望夷官事变，秦二世亲近被判重罪的赵高，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结果。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我听说，鞋即使新鲜，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用作鞋垫。如果一个人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天子曾经对他以礼相待，官吏和百姓曾经对他俯地叩首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过失，陛下下令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叫他告老还乡是可以的，叫他自杀是可以的，杀了他也是可以的；如果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主管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都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都知道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处刑，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训练天下百姓遵守礼义，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优待显贵的。天子曾经以礼相待的、百姓曾经以为荣耀的官员，死了便死了，卑贱的人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他呢！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 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 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 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跌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豫让曾经侍奉中行君，智伯讨伐并且灭掉了中行，豫让转而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消灭了智伯，豫让用漆把脸涂黑，口吞木炭来改变自己说话的声音，一定要报复赵襄子，试了五次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回答说：“中行把我当普通人对待，我便以普通人的身份侍奉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我所以用国士的身份回报他。”原来是同一个豫让，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猪狗一样，后来忠君守节，作出烈士的行为，这是人主使他变成这样的。所以，如果君主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便会自比犬马，如果君主像对待官员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也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员，如果臣子玩弄手段而没有耻辱之心，没有志气，丧失节操，缺乏廉耻观念又不注意加以修养，苟且愉生，则会见到利益便去抢占，见到好处便去夺取。当主上衰败的时候，便乘机袭取主上的财产、地位；当主上有忧患的时候，却漠不关心，袖手旁观；当有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便欺骗主人，以出卖主人的利益来谋取好处。这样怎么会有利于人主？群臣人数众多，而主上人数最少，钱财、器物、职业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得依靠群臣掌管。如果群臣都无廉耻之心，都苟且而安，那么，主上最忧虑。所以古代礼不施加于百姓，刑不施加于大夫，目的是为了勉励宠臣保持气节。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行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责而被免职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确实犯了罪，也还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而是换一种委婉的用辞，为他避讳。所以那些受到了君主严厉谴责、呵斥的大臣，就身穿丧服，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清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犯有中等罪行的，得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斩下他的首级。其中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揪着他的头发按着他的头斩下首级，君主还对他说：“你自己犯有过失，我对你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群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我激动，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人们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么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就会只为君主而不顾自己，只为国家而不顾家庭，只考虑大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私利，见到有利益而不轻易沾取，见到危险也不轻易回避，全都按礼义的要求办事。君主提倡这种精神，所以宗族重臣就会真心地为维护宗庙而死，司法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而死，辅佐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君主而死，看守监狱和守卫边疆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死。说圣明的君主都有金城，就是用金城来比喻这种志向。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死，所以我应该与他同生；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不顾安危，所以我应当与他共存；人家尚且愿意为我冒着危险，所以我应当与他都得到安全。人人都只考虑自己要做的事情合不合道义，而不去考虑能不能获得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太子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这样做君主并没有丧失什么啊！放着这样的事情不做，却长期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说，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姬昌受封为西伯，具有神智和美德。殷朝土地为三份，他有其中的两份。

修奉贡献，臣节不坠。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整治贡品来进奉，不失臣子的职责。只因为崇侯进谗言，而蒙冤受拘禁。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专征，为仲尼所称。
后因为送礼而赦免，受赐斧钺征伐的权力。他被孔丘称赞，品德高尚地位显。

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道。
始终臣服殷朝帝王，美名后世流传遍。齐桓公拥周建立功业，存亡继绝为霸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聚合诸侯捍卫中原，匡正天下功业千秋。号令诸侯以匡周室，依靠的主要不是武力。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
行为磊落不欺诈，美德流传于身后。孔子赞美齐桓公，也称赞管仲，百姓深受恩惠。

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天子赐肉与桓公，命其无拜来接受。桓公称小白不敢，天子威严就在咫尺前。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圭瓒，秬鬯彤弓。
晋文公继承来称霸，亲身尊奉周天王。周天子赏赐丰厚，仪式也非常隆重。

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威服诸侯，师之所尊。
接受玉器和美酒，弓矢武士三百名。晋文公声望镇诸侯，从其风者受尊重。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威名八方传遍，名声仅次于齐桓公。佯称周王巡狩，招天子到河阳，因此大众议论纷纷。

参考资料：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汉朝自建国到现在已是二十二世，所重任的人（何进）真是徒有其表。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猴子虽穿衣戴帽，可究竟不是真人，（他）智小而想图谋大事。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做事又犹豫不决，致使君王（少帝）被劫。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白虹贯日是上天给人间的凶兆，这应验在君王身上，而（何进）自己也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乱臣贼子（董卓）乘着混乱之际操持国家大权，杀害君主，焚烧东京洛阳。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汉朝四百年的帝业由此倾覆，帝王的宗庙也在烈火中焚毁。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献帝）被迫着西迁至长安，一路上迁徙的百姓哭声不止。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我瞻望着洛阳城内的惨状，就像当年微子面对着殷墟而悲伤不已。

参考资料：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