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魁途次与芳洲分手

　　《午日观竞渡》是明代边贡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从端午节期间戏水，赛龙舟的风俗开始写起，触景生情，表明了对屈原的思念，对异乡的端午风俗的赞同，在闲暇的日子里总会有一丝丝闲愁。

　　首联是写端午节人们观看赛龙舟的场景。表现了端午节时期热闹的场面。

　　颔联全面描写了龙舟的装饰，赛龙舟的热闹场面。

　　颈联进而转向了对屈原的思念。在端午节这天，人们都会祭念屈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风俗至今仍然存在。

　　尾联直接抒情，诵读《离骚》，吐露了诗人生活中的淡淡哀愁。

　　这首诗沉稳平淡，风格朴质，包含着诗人对爱国民众英雄的崇敬心情。

　　这首词笔法简洁细腻，以女子的口吻，写主人公与情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情极深挚，非至情者莫能道出。写法上，运用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交织，在对花的爱与恨以及对于相思的怕而又不得不相思的矛盾交织中，体现其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幸福的向往。该词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及李清照《一剪梅》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片从“花”字生发，鲜花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代表着纯真的爱情，并常常被用来比喻美丽的女子。“折花枝”尽管只是写了女主人公的一个动作，但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青春少女美丽的面庞及折花枝时的优美姿态，联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唐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艺术境界。“恨花枝”三字接得突兀，词人着一“恨”字，准确地刻划了折花人心灵深处的悲苦，这首词即以盈盈春色反衬人的失意。“准拟花开人共卮，开时人去时”，令人仿佛看到折花人流下相思泪，含情凝睇着伊入离去的方向。女主人公本来打算同恋人在花开时节共同饮酒赏花，可是花开之日却是人去之时，离愁既生，迁恨于花枝也是必然的。其实“花枝”并没有什么过错，“恨花枝”，说到底就是恨自己的恋人，本来说好的事情，为何能轻易违约匆匆离去。不过，这“恨”中也包含着爱的成份。

　　下片紧承上片意脉，娓娓道来，生动地写出自己的刻骨相思。这“相思”二字所包容的巨大能量，曾使古今中外的多少有情男女愁苦不已，损心伤神。回想昔日花好月圆共饮时，湖边柳下细和语，卿卿我我蜜意时，女子惧怕孤独、不甘寂寞， “怕相思，已相思”将女主人公怨恨、思念、爱怜的感情，细腻、逼真地表达出来，直抒胸臆。但“怕”又有何用，谁能摆脱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但当心里有了“相思”的想法时，就已经在相思了。“怕”和“恨”连起来，正是白居易所描绘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同义语。对一位感情丰富，情窦已开的女子来说，“恨”是“爱”的折光·，“怕”是“恋”的延伸，相思之苦，难遣胸怀。“轮到”，表明主人公过去还未曾品尝过相思之苦，正因为是初尝，才更能体会到相思是那样的折磨人，纠缠人，让人没法回避，无法推辞。心中所思，形诸面容，“眉间”自然会“露一丝”，这“一丝”凝聚着主人公对恋人的无限深情与怀念，其中有恨，有爱，有失望，有希望，有痛苦，有幸福，个中滋味难以表达。以“丝”谐“思”，采用民歌抒情惯用手法，清新含蓄，娇态可怜。

　　该词上片写实记事，下片抒情展怀。上下片虚实结合，相映相衬，情味浓郁，完美地塑造了一位多情女的形象。上下片打头的两个三字句，有很别致的形式：第二，三两字相互重复，句首第一字相互对照。例如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思悠悠，恨悠悠”，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君泪盈，妾泪盈”，俞彦这首词颇具匠心地借助了这种形式上的奇突。“折花枝，恨花枝”和“怕相思，已相思”，前者是心理与行为，后者是心理与情势的比照和冲突，两者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出词的主旋律——情绪上的双重体验（眷恋与痛苦），由此超越了语言结构的外壳，成为构成作品内在完整的有机因素。

参考资料：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

　　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钱买一石、百钱买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据其间，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然才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难致而又多槁死，则人益贵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呜呼！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然穷其所生之地，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而绝徼海外，或素不产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见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是将不胜笑也。语云：“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以此言之，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因自谓竹溪主人。甥其为我记之。”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故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而后快乎其心。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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