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伯桃墓羊角哀墓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销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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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上片以倒装句式描绘暮春萧条的景色，抒写惜花惜春的情意，表达了作者慨叹美好年华逝去的惆怅情怀；下片抒写暮春伤逝念远的幽怨，以暮春纷飞的杨花不肯飞入权贵人家的画堂朱户，表达了作者不亲权贵的品格。全词情景交融，清新婉丽，曲折多致，笔法精妙，堪称伤春词中的佳作。

　　古来伤春愁秋的诗词多得不可胜数。这类被人嚼烂了的题材，却是历代不乏佳篇，非但不使人感到老一套，相反，永远有新鲜之感。王安国这首《清平乐》就是这样的好词。

　　词题为《春晚》，顾名思义是写残春景象。“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作者一起笔就写由于“昨夜雨疏风骤”，南园已满地残红了。词人面对这万花凋谢的景象，自然不胜伤感。此时耳边传来了黄莺儿不停的啼唱，于是，他仿佛感觉到多情的莺儿也正为落花发愁，苦劝春天不要归去呢。“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好像词人叹息。写莺语的“费尽”，实是衬托出词人的失落感，因为花开花谢，春去秋来，是自然规律与莺儿无关。妙词人赋予禽鸟以人的感情，不直说自己无计留春之苦，而是借莺儿之口吐露此情，手法新巧而又饶有韵味。

　　此词交叉地写听觉与视觉的感受，从音响与色彩两个方面勾勒出一幅残败的暮春图画。开头从听莺声写起，转而便诉诸视觉。一夜风雨过后，园花凋谢，残红败蕊，满地飘零，狼藉不堪。百花盛开时，灿烂本如宫锦，可惜此时给糟塌得不成样子了！“满地残红”自是残春时节的典型景色，比之美好宫锦之被污损，词人痛惜之情可见。
　　
　　下面又从视觉转到听觉上来：正当词人目睹这如花似锦的春天匆匆消逝，心中无限惆怅之时，仿佛从远处传来歌女小怜之辈弹奏琵琶的声音，“弦弦掩抑声声思”，那弦弦声声正是惜春惜花之情。小怜，即北齐后主高纬宠幸的冯淑妃，因她“慧黠能弹琵琶”，后代诗人常用以借指歌女。此词中“小怜初上琵琶”，是从李驾《冯小怜》诗“湾头见小怜，请上琵琶弦”句化出。这琶琶之声哀婉动人，当此即将逝去的春宵，有多少闺中佳人长夜不眠，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飞越千里关山，追寻天涯游子。这里，作者抒写的是由春天的匆匆归去而引起的年华虚度之感，隐隐寄托着一种美人迟暮、英雄末路的悲慨。

　　最后，词人写到眼前触目皆是的杨花——这一暮春特有的风光：只见那如雪的飞花飘扬，是那样的自由自在，可始终不肯飞入那权贵人家的画堂朱户。

　　这首词表达了词人伤春、惜春、慨叹美好年华逝去的情怀，寄寓了作者深沉的身世感慨。全词融情于景，写景中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写出了自己的性情与风骨，堪称一首出类拔萃的伤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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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联写天气，统摄全局，极精采。两句诗应连起来读、连起来讲：飘浮的云朵在碧空里你来我往，忙于“议”，“议”什么？“议”究竟是“阴”好，还是“晴”好。“议”的结果怎么样，没有说，接着便具体描写“山行”的经历和感受：“荷雨酒衣湿”，下起雨来了；“鹊声喧日出”，太阳又出来了。浮云议论不定，故阴晴也不定。宋人诗词中往往用拟人化手法写天气，姜夔《点绛唇》中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尤有名。但比较而言，王质以浮云“议阴晴”涵盖全篇，更具匠心。

　　“荷雨”一联承“阴”。先说“荷雨”，后说“酒衣湿”，见得先听见雨打荷叶声而后才意识到下雨，才感觉到“衣湿”。这雨当然比“沽衣欲湿杏花雨”大一点，但大得也有限。同时，有荷花的季节衣服被雨酒湿，反而凉爽些。“蘋风”是从浮萍之间吹来的风，说它“吹袖清”，见得那风也并不狂。雨已湿衣，再加风吹，其主观感受是“清”而不是寒，表明如果没有这风和雨，“山行”者就会感到炎热了。

　　“鹊声”一联承“晴”。喜鹊喜干厌湿，所以叫“干鹊”。雨过天晴，喜鹊“喧”叫，这表现了鹊的喜悦，也传达了人的喜悦。试想：荷雨湿衣,虽然暂时带来爽意，但如果继续下，没完没了，“山行”者就不会很愉快；所以诗人写鹊“喧”，也正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心声。“喧”后接“日出”，造句生新：“喜鹊喧叫：‘太阳出来了！’多么传神！“鹊声喧日出“，引人向上看，由“鹊”及“日”；“鸥性狎波平”引人向下看，由“鸥”及“波”。鸥，生性爱水，但如果风急浪涌，它也受不了。如今雨霁风和，“波平”如镜，鸥自然尽情玩乐。“狎”字也像“喧”字一样用得很精彩，“狎”有“亲热”的意思。也有“玩乐”的意思，这里都适用。

　　像首联一样，尾联也用拟人化手法，其区别在于前者正用，后者反用。有正才有反，从反面说，“山色不言语”，从正面说，自然是“山色能言语”。惟其能言语，所以下句用了个“唤”字。刚经过雨洗的“山色”忽受阳光照耀,明净秀丽，“不言语”已能“唤醒三日醒”；对于并未喝酒烂醉的人来说，自然更加神清气爽，赏心悦目。

　　以“山行”为题，结尾才点出“山”，表明人在“山色”之中。全篇未见“行”字，但从浮云往来到荷雨湿衣、蘋风吹袖、鹊声喧日、鸥性狎波，都是“山行”过程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合起来，就是所谓“山行即事”。全诗写得兴会淋漓，景美情浓，艺术构思也相当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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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咏梅花、咏海棠一样，苏轼以梨花自况，袒露他贬居黄州后心胸仍像洁白梨花那种旷达情怀。

　　上片，以反衬手法，从视角上写梨花的品格。“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开头三句，以“红杏”开过了，“夭桃”谢“尽”了来衬托梨花盛开状态，交代梨花独放的暮春季节。“独”字一用，宛有万花皆离我独笑的孤姿；“占春芳”再无他花，只有此花独为大地占尽春芳，显示高洁。以红衬白，个性鲜明。“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从嗅觉上和心态上，以反衬之笔，写梨花的自然清香和沁人脾的魅力。兰草与麝香本是花中之王和香中之首，在此与梨花相比，自然逊色多了。但他并未贬低兰麝。然而，作者巧妙地指出：兰麝怎能和“自然透骨生香”的梨花相比，进一步突出了梨花的名贵地位和观赏价值。这为下片写人埋下了隐示性的一笔。

　　下片，运用了正喻手法，写包括作者在内的游黄州、武昌的友人梨花般的品格。“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突出他们饮酒赏花，酒花香醉的谐谑情景。“对酒莫相忘”为领颔句，领取串连下文。喝上了酒，就会忆起这酒似歌妓“佳人”的姿色；还兼有或占尽那似酒似花的、“无花香自远”的“明光”酴醾的韵味。酒、佳人与酴醾的联系是从白色与麝香般的气味为媒体的。紧接着两句点题：“只忧长笛吹花落，除了宁王。”由上的写物而隐喻到写人，让人留恋的红杏、夭桃最后凋谢了，但最担心的是梨花，不要因时令之笛吹落；否则，担心的便是开国受命之宁王。很显然，作者以此隐寓着贤明的神宗，能否像宁王那样，不要吹落他这“梨花”。

　　全词笔法奇特，博喻成堆。先是以“红杏”、“夭桃”红色和凋谢反喻梨之白花和盛貌；继而以兰麝的兰黑色和沉香来正喻梨花般的白花和透骨的本质；再以上片的花物来喻隐下片的人事；下片又以酴醾般的酒、花与忆想中的“佳人”相喻，且三者融为一体，互得益彰。最后，借花抒发花与宁王息息相关的命运，来影射宋朝皇帝是否爱惜孤洁梨花般的贬臣东坡；何况苏东坡早是“酴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的齐安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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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词运用对仗、叠句、偏正词，颠倒词等写作手法，描绘了一幅渔父田园江湖生活的图景，表达了苏轼对渔父的羡慕之情，以及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渔父，渔父”，开头两句以叠句的形式，呼唤出渔父，接着赞颂他们如同“江上微风细雨”，习以为常。“青蓑黄箬裳衣”，写渔父的衣着，仅用六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渔父的外貌。“红酒白鱼暮归”，写渔父钓鱼饮酒的情景。还是以极为精炼之词，描绘了渔父充足的一天生活，乐而忘归。

　　“青蓑黄箬”与“红酒白鱼”对仗，互相映照。暗含着高雅的情趣。较之《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中所写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放浪的渔父形象要高雅得多。

　　以上数句突出的是渔父闲淡自适的形象，“归暮，归暮，长笛一声何处”。这是写渔父归家后的另一种生活情景，并上升到对渔父精神层面的叙述。渔父披着暮色回到家后，吹起了长笛，自我消遣。尽管渔父“归暮，归暮”了，但迎来的却是“长笛一声何处”新的一天的生活。诙谐情趣，只有渔父才能独自享受。苏轼通过对渔父生活及精神状态的描写，使得渔父的形象更为丰满。

　　该词运用对仗，两个叠句，八个偏正词组，两个颠倒词，四个形、色、声通感的词句，巧妙组缀了一幅披风载雨、嗜酒归暮的渔父生活景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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