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心楼小酌忆张禺山

参考资料：

　　上片在写法上很有层次，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音响有色彩，可谓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虽全是对秋景的描画，但又句句抒情，情景交融，从而由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形象渲染了思妇的满怀愁绪，突出其盼望远游人归来的急切心情。“萋萋芳草小楼西，云压雁声低。”闺妇伫身楼头，望及的是楼西的芳草萋萋，仰看则见空中有低压的云层。前句表面在写草，实则写人，交代闺思地点是小楼西的同时也指明闺妇不是一般的农妇，而是住在小楼上有身份人家的妇人，还以萋萋芳草形容思妇对远游人情思绵绵之况；后句则以幽咽悲切的征雁鸣叫声不时地传入闺妇耳中来增强了秋日画面的悲凉程度，渲染了思妇感伤的情怀。北雁南飞，使人想到一年一度秋风劲，雁去有时，人儿远去却无归期，思妇的伤悼之情自在不言之中。“两行疏柳，一丝残照，万点鸦栖”三句写衰柳依稀，一抹斜阳，万点昏鸦正飞向自己的栖息之处，一片萧瑟凄凉的景象。乌鸦倦飞后尚知归巢而人远游却不知归的鲜明对比使得让闺妇的愁肠百结而黯然销魂的怀念之情和孤独之感跃然纸上。

　　下片直接刻画闺妇由盼到怨的心理活动。“春山碧树秋重绿，人在武陵溪。”思妇目睹萧瑟的秋景已令人悲生，况树又重绿，人仍不归，那绵绵情怀无法可已。接着的“无情明月，有情归梦，同到幽闺”三句是思妇想象之词，虚写之笔，让读者能轻易地想见一位翘首以待的思妇空伫楼头埋怨圆月的情景：虽然天边残照已消失，凉风袭人，但她空伫楼头仍不肯归，仰望明月，思绪飞越干山万水。对圆月，她发出了埋怨，说圆月无情地照耀着她和游人，却只顾自己团圆而不顾人的团圆。

　　全词衬景如画，笔触精细，描摹生动，不写一些表面的情和景，而是着力地去写人物内心的动向，使得情感抒发委婉含蓄，温情脉脉，哀婉动人，闺妇的形象呼之欲出。

参考资料：

　　《柯敬仲墨竹》首联以议论出之，谈画竹的难易繁简。诗人在此称赞柯氏墨竹之“简”。笔简，脱去形似的画风，力追写意，更能实现其气逸、其格高，这是文人画所追求的美学境界。“莫将画竹论难易”，开口就劝人不要轻率谈论画竹难易这回事，因为其中道理深沉，作者是针对识见肤浅者而言的，也是针对他自己过去的认识而言的，所以此句的“莫将”，也有心商口度的意味。“刚道繁难简更难”，这句中有两个分句，一个“刚道繁难”即硬要说繁难，因为“繁难”是简单的道理，所以才一口咬定，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二是“简更难”，尽翻前四字之案，“简更难”是不合于习惯看法的，但它包含更深刻的道理。所以第二句中有一个波澜跌宕，令人耳目一新。

　　前二句皆议论，而后两句则是为前两句寻找的艺术个案证明，诗人将目光投到画面上来，通过对具体画境和观画的感受的描述，生动展现画家所创造出来的境界，给第二句的说理以形象的论证。“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其实也是对眼前柯九思所画的墨竹图而作出的高度称赞。艺术创作并不在写繁还是写简，关键在于它是否能生动传神，让人感到真境逼人。柯九思所画竹，萧萧数叶之间却能产生风雨飘飒、寒气袭人的艺术效果，可见简便非易，数叶的竹虽简，但却是以虚写实，取得了形简而意远的艺术成就。数叶之竹，其神态却具备天下风雨飒然而至的意蕴，文人画之神妙尽在画笔间。这里的说理因具体生动的例证而变得十分有力。

　　从艺术手法上，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起码由视觉沟通了两重的通感：一是作用于听觉，一幅画居然能产生满堂风雨的感觉。这是耳朵发生错觉，可见画的简而妙；二是作用于肤觉，一幅画居然又产生了降温的感觉，这是生理上另一错觉，再见画的简而妙。从炼句上看，通常形容“只数叶”，用“寥寥”也合律。而诗人却用了“萧萧”，这就不但绘形，而且绘声。这是风吹竹叶、雨打竹叶之声，于是三、四两句就浑然一体了。如换着“寥寥”，也能过得去，但过得去并不就佳妙。从语气上看，用了“君看”二字，与首句“莫将”云，皆属第二人称的写法，像是谈心对话。

　　这首小诗既是评论柯氏的墨竹，也探讨了艺术的真谛，意象与画论结合，诗情与哲理交融。巧妙的做到了诗意与画论的结合。诗人以简笔写意赞画家的简笔写意，诗画相得相彰。前两句是借观柯九思的墨竹图而发议论，专门拈出了画竹的难易繁简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文人画尚意崇简美学趣味的推崇。这里没有逼真地描绘画面，主要是写意，写出流动在画面的气韵，制造出一种萧疏、凄冷的氛围。上联以抽象论艺的方式评价柯氏的画艺，下联则是具体印证：简笔，不是简率，而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达到形似基础上的升华。

　　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此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要做到简实则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

参考资料：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 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 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 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 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 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报刘一丈书》是答复刘一丈的一封书信。“刘一丈”，名介，字国珍，号墀石。“一”，表排行居长，即老大。“丈”，是对男性长辈的尊称。刘一丈，即一个名叫刘介的长者，排行老大。也是江苏兴化人，与宗臣家有世交，与宗臣父亲厚交40余年。因宗、刘两家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报刘一丈书》中，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大胆揭露了相府中的丑事，真正表达了对刘一丈的深情厚意。《报刘一丈书》是一篇书信体优秀散文，全文四段，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第1自然段）是书信的开头部分，写的是客套话，作者以晚辈的身份、恭敬的口气，感谢刘一丈的来信、馈赠，并对其念及老父深表谢意。“数千里之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长者”，年纪大的长辈，指刘一丈。“馈遗”，指馈赠的礼物。“不才”，无才，自谦之词。（我在几千里外，常收到您的来信，以安慰我长久的思念之情，这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何况又承蒙你赠送我礼物，这样我更不知如何报答您了。）“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殷”，深厚的意思。“即”，由此可见。（您信中情谊十分深厚，由此可见您没有忘记我的老父亲，我也理解我父亲深深怀念您了）。这里清楚交待了宗臣老父亲与刘一丈的深厚情谊。正因如此关系密切，宗臣在信中才能对刘一丈无一保留地尽吐激愤。

第二部分
　　（第2、3、4自然段）是信的中心部分。作者针对刘一丈来信中“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八个字来发议论，引出自责，借题发挥，字字矢弊。
　　第2段，“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孚”，信用、融洽。“称”，符合，配得上。“上下相孚，才德称位”，是刘一丈在信中勉励、劝慰宗臣的话。（上下级互相信任，才与德与自己的地位符合。）刘一丈希望宗臣能上下相孚和称位，勉励宗臣做一个称职的好官，并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对此宗臣有深切的感受。（他谦虚地说，我的才能和品德与职位很不相称，这一点我本来就知道。至于上下互不信任的毛病，我身上表现的就更为严重。）这里表面上是作者自责，实际上是为讽刺时弊预设伏笔。一涉及到这个问题，作者就不禁联想到官场的情况--奸臣当道，贪官满朝，谄媚之徒青云直上，正直之士仕途艰涩。这哪里还谈得上“上下相孚”呢？于是文章很自然的由说自己“不孚”之病，转而为揭露官场的腐朽丑恶架起了桥梁。
　　第3段，揭露上下相孚的真相，这是全文重点。“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紧承上文。“且”，提携连词，相当于“再说”、“那么”。“何哉”，反诘嘲讽语气，表现作者不屑一谈，不吐不快的心情。他要把丑恶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让人们看看现在的所谓“上下相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文章对此没有空发议论，是用漫画形式勾画出官场现形图。作者以典型化的手法作了形象化的回答。作者描写了客求相公这一组镜头。“客”是下级，是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小官僚。而作为上级的“相公”，又是喧赫一时的权相严嵩。通过“客求相公”的描写，作者揭示出了这上下互相信任的内幕实质。干谒求见的这一组镜头写的非常精彩。
　　第一个镜头写客见相公之难。先看下级求见时的丑恶姿态。有这么一个下级小官僚“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从早到晚打马奔走，恭候在权贵的门口。“策”，马鞭，这里作动词用，指鞭打。可是“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当守门人故意刁难不肯让他进去的时候，他便甜言蜜语装作女人的媚态，（可看出客者为个人仕途而不择手段）并把袖里藏着的银子偷偷地送给守门人，求守门人帮他一把。“袖”，名词作状语，在袖子中；“私”，偷偷地赠送。“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其实守门人得了他的贿赂拿他的名片进去通报了，主人也不会出来立即接见他。“即”，即使。“刺”，名片。“即”，立刻、马上。于是他只好“立厩中仆马之间”，任凭恶气侵袭衣襟，即使饥寒毒热不可忍，他也不肯离开。“抵暮，则前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把他折腾了一天，至到傍晚，那个先前得了贿赂的人才出来告诉他，相公今天累了，谢绝今天会客。请你明天再来吧。“暮”，晚上。到了第二天又不敢不来，他在家里心神不安“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通宵披衣坐着，一听鸡叫赶紧起来梳洗，再骑马赶去敲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反问修辞）？’”这个人已利令智昏，半夜三更去叫门，守门人大为关火，厉声问道：谁？他小声答道：昨天那个客人又来了。守门人更加怒气的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勤快呢？那有相公这个时候出来见客的吗？
　　这里写到“相公倦，谢客矣”“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这里的“相公”是什么意思，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相公”是对宰相的尊称，作者在这里故意把权贵们说成“相公”，旨在巧妙地讽刺权奸—宰相严嵩。受到这番冷落，“客心耻之”，他心里也感到耻辱。“耻”，以……为羞耻。但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达到目的“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他强忍着对守门人说：实在没有法子，您姑且放我进去吧！“亡”，通无。“姑容”，姑且。于是“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门者再次得了他所赠的银子，才起来放他进去。他“又立向所立厩中”，又站到他昨天站的马厩里。我们看，一个下级小官僚为了巴结大官吏，以图升官发迹，不得不厚颜无耻的买通把门官，先以甜言蜜词，后以袖内屯金，还要忍受冷遇和侮辱，“立厩中仆马之间”，尝饥寒毒热之苦，尽管碰壁而归，仍不罢休，继续坐而达旦，第二天鸡叫即起，继续走马抵门，门者再次刁难，他始而强忍，继则哀求，最后只得再行贿赂。既使得其进门，仍立厩中仆马之间。这里，作者以传神之笔，把那个下级小官僚的卑劣伎俩，丑恶灵魂刻画的淋漓尽致，唯妙唯肖。展示出一个封建社会上骄下臾的群丑图，这里把门者写得盛气凌人，怒呵怒斥；客者却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其用意是：表现客者为求谒于主者自愿受之的丑态；也是映衬主者跋扈，不可一世）
　　第二个镜头写“客见相公”，请看权者召见时的卑鄙行径。经过两天的努力，两次贿赂，忍受了两次马棚之苦，终于感动了上帝。“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谢天谢地，幸亏主人出来，坐北朝南召见他，他诚惶诚恐地跑上前去爬在台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听得一声主人“进”，他连忙拜了几拜，仍爬在地下故意不起来，起来后马上奉上贿赂的银子。“主者故不受”，而主者故意推托，“则固请”，他就坚持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主人故意坚决不受，他就再三坚决请求。“故”，故意、含假装意。第一个“固”，坚持。第二个“固”，仍是坚持（故固不受，这是故意装出一付清高以遮盖他那贪财之心）。如此诚恳，盛情难却，主人这才“命吏纳之”，叫手下收了银子。他如释重负，大喜过旺，“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他忙又爬下再三拜谢，又故意迟迟不起来。他知道主人即已收下他的银子，一定帮他的忙，他能不感恩吗！“起则五六揖始出。”爬下作了五六个揖才慢慢起来。这段文字最富讽刺意味和喜剧色彩，“南面召见”本是国君召见丞相，这里喻指奸相严嵩专权。那个小官僚听说召见，受宠若惊，立即故作恭谨惶恐之态“惊走”“匍匐”“再拜”“固请”“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步步推进，层层渲染，一个可卑可鄙的小丑形象如在目前，呼之欲出，令人忍隽不掬。更于权者，虽寥寥数字，但声威俱全，一览无余。他自恃为尊，金口难开，只一个字“进”，足见他骄横跋扈，赫赫威势。对“所上受金，故不受”，“故固不受”，故作姿态，虚伪奸诈，令人肉麻。
　　这段话描写刻画出“干谒者”和“权贵者”怎样的丑态？干谒者的丑态：极尽谄媚贿赂之能事；权贵者的丑态：极其贪得而故作清廉。
　　作者主要通过何种描写手法来刻画人物的？主要是行为描写，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刻画人物的丑态。
　　文中连用了三个“故”字，四个“固”字，说明作者为什么反复使用这几个字及其艺术效果。“故”，是故意，虚情假意。“固”，是坚决。这两个字所包含的人的态度是矛盾对立的，作者放到一起，并反复使用，是为了强调“干谒者”和“权贵者”的坚决，实质都是极虚伪的。愈坚决就愈虚伪，愈要掩盖虚伪也就愈坚决，因而也就更显其虚伪，这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他们极其丑恶的心态。
　　第三个镜头写客见相公后的得意样子。那个小官僚被召见之后，如愿以偿，摇身一变又是一幅面孔。“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笑揖，大喜，奔出。”他出来对门人作揖道：幸蒙大官人照顾我，希望下次再来不要阻挡我。受门人向他还了一个礼，他便欣喜若狂地跑了出去。“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他骑在马上遇见相识的人，就扬起马鞭对人说：我刚从相府出来，相公很赏识我，很赏识我。并虚假地说了相公厚待的情况，即便是了解他底细的人，也在心里敬畏相公而厚待他了。“所交识”，所与交游熟识的人。“适”，刚才。“厚”，厚待、看重、赏识。相公因得了他的贿金“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相公稍微伺机跟人说一下，某人不错，某人不错！“闻者亦心计交赞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着这话的人也都在心里盘算着一齐称赞他。这里“相公厚我，相公厚我！”“某也贤”“某也贤！”两个反复手法的运用，简直出神入化，把官僚的狐假虎威，奸相的信口雌黄，揭露的淋漓尽致。而那些势利之徒，鹦鹉学舌之状也不唯妙唯肖。文章至此顺势而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与这一段开头写奸者“所谓浮者何哉？”紧相呼应，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这里通过上门者、客者、权者三人丑态栩栩如生的刻画，十分形象的刻画了官场中十分黑暗。所谓“上下相孚”，只不过是上下勾结，欺世盗名的代名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长者谓仆能之乎？”（您老人家说我能够这样做吗？）这冷言一语，力发千钧，问的有力，表明作者不同流俗的态度和激愤之情。文章转为叙述自己，洁身自好，不肯向权贵们低头的作风。
　　第4段，写作者自己自恃高洁之权贵的品质。“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岁时”，一年的四时节令，指逢年过节。“伏腊”，指夏、冬祭祀的日子，指重要节日。（前面所说的权贵之家，除了逢年过节、伏腊祭祀递一张名帖以示祭祀外，常年不相往来。）从时间上说，在漫长的一年中，作者只有在夏天伏日、冬天腊日这些节日投上名片，以祭名节，整年都不登权贵之门，这和“客，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是一个对比。
　　“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偶尔经过他家门口，我则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加鞭催马快跑过去，好像有谁追赶似的。）“间”，间或，偶尔。“疾”，快、迅速地。从态度上说，作者见到或经过权者之门时，他捂着耳朵、闭着眼睛，急忙跑过去，这样的急速行走，表现了作者唯恐沾染上臭气的清高气节，和“客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惊走”匍匐阶下”，“大喜，奔出”这样的描写，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照。
　　“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唯守分尔矣！’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这就是我心胸狭隘的胸怀之处吧！，因此常常不被长官所喜欢，我却更加不理会这些。，不仅如此，而且还常常大言不惭地自我安慰：“人生祸福，命中注定，我只有谨守本分就行了！”恐怕要讨厌我太过迂腐了吧？）运用了反问修辞。从结果上说，作者这种正直、清廉的作风，导致了“长不见悦于长吏”，权贵们的提拔那就更提不上了。但作者不以此畏矣。
　　这一段与上一段处处形成对照，作者把正邪、洁污、直曲区分的经纬分明，表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污浊现实的反抗态度，这在当时政治黑暗，士大夫不顾廉耻的情况下，那是难能可贵的。诘句“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意在言外，余味无穷。一则总结了所谓和当时的时尚是大相径庭。这诘句深刻揭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风气，满怀作者的无限愤慨。
　　以上是第二部分，这是全文主体。作者借用刘一丈来信所写“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八个字，大加发挥，通过具体的形象真实地尽情地描绘了“客”鉆营拍马屁的丑态，并衬托了相公的淫威虚假。写的夸张形象，穷形尽现。写自己处处和时尚作对比，并以反诘句明确表现自己，不能“上下相孚”，写的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这些现实弊端和自己的现实，在内容上是一邪一正，风格上是一谐一庄，恰当的反映了现实中的两种风气及作者的鲜明态度。
　　在这封信中，作者借对方来信中提到的“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句话展开议论，但整篇文章却只议论“上下相孚”一个方面，为什么？
　　刘一丈的来信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告诫作者。作者在回信中着重谈了“上下相孚”的看法，而没有谈“才德称位”，这是因为“上下相孚”和“才德称位”是互为因果的，是互相依存的，讲明当时社会根本不能“上下相孚”，才德不能称位也就不论自明了。抓住“上下相孚”一点来做文章，这是一种集中笔墨，切中要害的写法。

第三部分
　　（最后一个自然段）以劝慰之语作结，回应书信开头。“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家乡常受倭寇侵扰。“客子”，身在异乡之人，指作者本人。作者时刻思念着家乡，当然也时刻思念着刘一丈。“至于长者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则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你怀才而遭困顿，就更使我感到悲伤，天公赐给您博学多才，且莫说你自己愿轻易抛弃它，就是天意也不愿您轻易抛弃这些呀！希望你心情能够平静下来。）
　　这段话表明了几层意思？主要有三层：其一、客居他乡的游子对家乡的怀念；其二、对刘一丈抱才而困的不平和愤慨；其三、对刘一丈的劝慰，回应开头刘一丈对自己的关心。
　　说明这一部分和文章主题的关系？这段文字是全篇不可分割的部分，用刘一丈抱才而困的处境进一步揭露了“上下相孚”的虚伪性。
　　说明其在结构上的关系。回应文章开头，使首尾呼应，结构严谨。这并非一般客套话，仍然紧扣“上下相孚”这个中心。从上面所言，作者自己尚且“不见悦于长吏”，何况刘一丈这样德高学广之人呢？既是对他怀才不遇的深切同情，也希望他能洗身持洁，以展抱负之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散文《报刘一丈书》有较高的思想性，它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批判性。作者敢冒政治的风险，以鲜明的立场和大无畏的精神把矛头指向严嵩，揭露官场中权者持骄纳贿，谒者拍马求宠的真实情态和丑恶本质，大胆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现象，把明代官场的丑恶内幕以及罪恶，予以淋漓尽致地描写，揭示了当时是怎样社会现象。我们说这书信不仅有揭露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文中所针对的虽然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情、具体的社会现象，但是却启迪人们该如何对待不良社会风尚上做一些规律性的思考，什么样的思考呢？那就是启发我们要从品德和节操的高度去对待社会不良风气。在强大的恶劣社会风尚面前，要站稳脚步，坚守节操，保持品德的完美，不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我们要相信是非曲直、功过，历史都会给予公允的评论。代表恶势力的严嵩，曾经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但终究身败名裂；而品德高洁的宗臣为后人所传颂，这些都具有规律性。因此我们说这篇文章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古为鉴，可知新蒂。

总结
　　《报刘一丈书》这封信通过描绘官场的丑恶，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腐败丑恶和当时社会的黑暗。文章紧紧围绕“上下相孚”“才德称位”两方面展开，但对后者只是一笔带过，而对前者却作了详细的描述。本文运用对比手法，形象地揭露了进谒者的奴颜婢膝、曲意逢迎和权贵的骄横跋扈、倨傲做作的丑态。文章在讽刺鞭挞丑恶的同时，也表达出作者不屑巴结权贵的正直态度和可贵品质。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