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季秋赠别顾宁人社兄之会稽

　　纳兰此篇则明示之“怀古”，“怀古”之作是诗人咏怀的一种手法，无非是借用古人古事以抒情达意而已，可以说举凡诗词中的怀古之作都是诗人的咏怀之作。该篇亦是如此，作者借咏隋炀帝穷奢极欲，腐败昏聩之故实，抒写了自己的不胜今昔之慨。

　　其一为王世禛首倡，描摹红桥风物。谓其坐落于绿杨城郭，登桥四望，徘徊感叹，亦当自迷。容若和之，曰为怀古。除了“旧时明月”，其所怀者，应当还包括长堤锦缆。前者乃自然物象，指明月照耀下的扬州；后者社会事相，指隋炀帝至汴京，锦帆过处，香闻十里场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忆扬州》）。汴水年年，水调声声。眼前物景似乎并无变化。上片布景，以“无恙”二字，说明一切。那么，当年经过汴水，巡幸江都的帝御龙舟及萧妃凤舸，至今又如何呢？

　　长堤上，清瘦绿杨，不是曾为牵系过锦帆的彩缆吗？眼下所能见到的，尽为愁思笼罩。隋帝建造迷楼，已与宫女的玉钩，一起埋葬。下片说情，以长堤锦缆与清瘦杨柳对举，说明江上景物依旧，眼下人事全非，并以玉钩、迷楼，对于当年的人和事，表示哀悼，为寄吊古之情。词章因红桥之名，哀乐交乘，与原作之徘徊感叹，同一怀抱，可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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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色浓郁，远山连绵，一抹淡淡的云彩，笼罩在远山周围。秋气乍起，升起一阵阵凉意。远山、微云，似乎也冷溶溶如水。这般景致，与作者所思恋的那位女子在清早画眉相像。清晨微凉，一派凄美销魂，是那一豆残焰也令蜡烛顾影自怜，起了思念，不然它如何会流下殷红的泪水来，沾湿自己的全身。青色丝被任它不整，也不管它可否盖在身上，沉水香袅绕出浓浓的香烟。这般景致，却如何只我一人独自念想。猛地回头，仍旧独自在这野店茅屋中听得西风一阵紧、一阵严。

　　词的上阕借景物起兴，抒发离情。词人在旅途之中见到了那被一抹微云遮掩着的远山，恰似清晨闺中妻子梳妆时所描画出的蛾眉，不由得开始怀念家中的妻子。

　　下阕以“红蜡泪”三句描绘想象中妻子孤独凄清的情景。妻子正独守空闺，对着红烛沉香，孤寂难眠；而此时的自己却停宿在这荒村野店中，耳畔西风猎猎，卧听西风，怎能不凄迟伤感，孤清寂寞?寥寥数笔，兼写了妻子和自己的孤寂之情，哀怨至极。

　　这首词意象选用亦颇为着力，词整体的意象“温度”有一番清凉微冷的感觉，情感上则营造了一种悲哀的秋氛。意象呈现方式也是素描与工笔结合。素描如：微云一抹，雾岚菲薄，山如眉黛，斯人独立，黄昏野店，秋叶西风；工笔如：红烛泣泪，青绫不整。意象上，觉出了它“温度”的冷，情思上，读之则感同身受，纳兰词的“真”，其感染力便是如此淋漓痛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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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枝低拂碧窗纱，镂月烘霞日日加。
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怜处士已无家。

　　“梅花开到九分”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如开到十分，便是全盛了。古人很早就明白满招损，盈必亏，物极必反的道理。全盛的梅花接着便会凋零的。所以慧心的诗人宁愿花只半放，以蓄其开势，有道是：“山脚山腰尽白云，晴香蒸处画氤氲。天公领略诗人意，不遣花开到十分。”（元璟《马家山》）花取半放，诗亦取不尽，是其妙处。叶燮诗亦从九分著意，寓惜花之心情，是一首富于情韵之作。

　　“亚枝低拂碧窗纱，镂云烘霞日日加。”二句写作者窗外园中之梅，花开日盛。“亚枝低拂”句虽是写临窗梅树，没有清浅的溪水 ，却仍具有疏影横斜之意。诗人形容花色有明艳，常引云霞为喻，“镂云”偏重写花的质感轻盈匀薄，“烘霞”偏重写花的颜色艳丽鲜明。“日日加”则是从含蕊到吐放，渐渐盛开，不觉已“开到九分”。再下去便要开到全盛即“十分”。开到十分的花朵固然美丽无以复加，但诗人还是宁愿它保持九分的势头，接下去便写这种祝愿。

　　“祝汝一分留作伴”，这也就是“不遣花开到十分”的意思。留一分保持九分，就可以长久与人作伴了。至于留谁作伴，那是语有出典的。盖宋代处士林逋，杭州人，少孤，力学而刻意不仕，结庐西湖孤山。时人高其志识，赐谥和靖先生。逋不娶无子，所居多植梅蓄鹤，泛舟湖中，客至则放鹤致之，因谓梅妻鹤子。“祝汝一分留作伴”便是就以梅为妻的林和靖作想，然而林和靖早已作古，故末句云：“可怜处士已无家”。处士既已无家，那么梅花还留一分何为呢？所以末句实际上又暗含对第三句的否定。其实花开花落，自有规律，“祝汝一分留作伴”只是主观上的美好想法。无论处士有家无家，梅花既开到九分，也就会开到十分，其花期已就过得差不多了。而诗中却从梅花的有伴无伴，处士的有家无家作想，写得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也就将诗人的惜花心情，于此曲曲传出，极富情致，几令人“不忍卒读”。所以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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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草黄羊外，空闻觱篥哀。
遥寻苏武庙，不上李陵台。
风助群鹰击，云随万马来。
关前无数柳，一夜落龙堆。

　　诗一开始，即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塞上秋景图。白草黄羊，写目中所见。深秋时草已枯萎，其色近白，故云“白草”。出句以云州野外所特有的典型景物——白草中的黄羊，来表现塞上的单调、荒凉。对句则写所闻。由于吹奏者远在视野之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故云“空闻”。诗用一个“哀”字状觱篥之声，实际上是把诗人主观的感受，强加给客观的声音的结果，是诗人心声的吐露。出句与对句用一“外”字勾连，不仅具有使所见、所闻共置于一个画面之效，同时，也形象地写出了云州原野之广漠。两句诗有声有色，既有平面的秋景，又有空间的哀音，虽为景语，但亦微露故国之思，极富情韵。

　　“遥寻苏武庙，不上李陵台”两句，以褒苏贬李言志。苏武一向被人们视为具有爱国气节的典型。苏武与李陵，在对待国家民族的态度上截然相反，完全属于对立的两类人物，因而诗人对待两人的态度亦迥然不同。虽然李陵台近在咫尺，但诗人却“不上”，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尽管苏武庙远在他乡，但诗人却不畏路途遥远，拟“遥寻”之。这样，就把自己仰慕苏武坚贞不屈，而鄙薄李陵投降变节之心志，曲折地表现出来。屈大均写作此诗，并非是无病呻吟，为怀古而怀古，而是他在明亡之后，表示自己决不同清廷合作，矢志不渝忠于明室的心志的委婉流露，是他对叛降清廷的汉族士大夫的一种侧面的谴责。

　　颈联“风助群鹰击，云随万马来”，由言志又转入写景。两句诗写景极为传神。群鹰展翅搏击长空，已见奋飞碧霄的身影；作品于“群鹰击”之前，又着“风助”二宇，更可表现出苍鹰那种顺着风势急速飞行的矫健不凡之态。“万马来”之前，又着“云随”二字，更可表现出骏马四蹄腾空，凌厉飞驰，呼啸而来的气势。两句诗极力突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动态。但搏击的群鹰，疾驰的万马却并非实写，而是虚写诗人眼中的幻觉。这种假想中的幻觉，又寄托了诗人巨大的希望。诗人希望在中华大地出现群鹰搏击长空，万马奔驰原野那种抗清的场面。这种虚幻的景象，显然是诗人出于反清扶明的渴望，而于无中生有的一种精神活动。但这种精神活动，却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诗人内心的无法直言的隐秘，是渴望得到心理满足的一种主观情感的表露。

　　尾联“关前无数柳，一夜落龙堆”。以景语结束全诗。前人论诗论词有所谓“清空一气”之说。所谓“清空一气”，不过是一种“化景物为情思”，使物中有我的一种写法。这两句诗即具有“清空一气”的特点。诗人用干枯的柳叶整夜在狂风吹动下，不断地飘飘洒洒从树上落下的景象，使眼前景象具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忧郁气氛，从而渲染内心的哀愁。同时，又以柳叶自况飘零的身世。这样，就使读者在景物描写中似乎看到了诗人自我的形象，而诗人自我的形象也似乎化入了景物。是写物抑或是写人。给人不即不离之感，物我似乎已融为一体。以“清空一气”的景物收束全诗，既能宕出远神，又得含蓄蕴藉之美，令人品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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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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