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融八月四夜见访值予有出寄诗三绝和韵以

　　这首词，正如周济所云：“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宋四家词选》）孟棨《本事诗·情感》记崔护于清明在长安城南村庄艳遇故事，作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再结合周邦彦的身世和政治生涯来看，词中的“刘郎”当系以自己比刘禹锡而言。刘禹锡是唐代顺宗时的革新派人物，后遭贬放，又曾返京师。写有《再游玄都观绝句》，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周邦彦倾向新政，曾为宋神宗所赏识，后神宗逝世，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周邦彦外出为庐州教授，羁旅荆江，游宦溧水。直至哲宗亲政，罢黜旧党，周邦彦才得返都。但在当时执政的新党实已变质，他的抱负仍然不得抒展，所以这首词当是暗寓这些情节的。

　　此词，字面上的重见桃花、重访故人，有“还见”、“重道”之喜，但只见“定巢燕子，归来何处”“旧家秋娘，身价如故”，自己则“探春尽是，伤离意绪”。空来空去，落得“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此词，大开大合，起句突而又平。又其云在“章台路”上，不写眼前所见，却说“还见”云云，梅桃坊陌，寂静如故，燕子飞来，归巢旧处，全系写景，但以“还见”贯之，人之来，人之为怀旧而来，人之徘徊踯躅，都从字里行间露出，景中含情，情更浓烈，可见此词的沉郁处。中片本为双拽头，字句与上片同。以“黯凝伫”之人的痴立沉思写起，不写他所访求之人在与不在，而只“因念”云云，表面上描绘其昔时情态笑貌，实则追想从前的交游欢乐，但不明说，实是词的顿挫之处。下片则铺开来写，加深描绘“前度刘郎”“旧家秋娘”，一则“事与孤鸿去”，一则“声价如故”，对照写来，顿挫生姿。“燕台句”写空有才名，而今只留记诵。“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清游何在？真是沉郁之至。一结以“飞雨”、“风絮”，景中含情，沉郁而又空灵。这首词以“探春尽是，伤离情绪”为主旨，直贯全篇。从时间上说，是以今昔情节对比写来。上片之“章台路”、“坊陌人家”均写今日之景。中片之“因念个人痴小”云云都是写昔人的情况。今日之景是实写，昔日之人是虚拟。一实一虚，空灵深厚。“还见”字犹有过去的影子。“因念”字徒留今天的想象，又是今中有昔，昔中有今。下片则今昔情事交织写来，“前度刘郎重到”有今有昔。“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则是昔日有者，今日有存有亡。“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东城闲步。”又是昔日之事，而今日看来，一切皆“事与孤鸿去”。最后又写念日情况，是在“官柳低金缕”的风光中，“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有今而无昔。今之惆怅和昔之游乐成一鲜明对照。词在时间上就是这样似断似续，伤春意绪却是联绵不断。词又是一起写景，一结写景。一起静景，一结动景。花柳风光中人具有无限惆怅，是以美景衬托出感伤，所以极为深厚。加以章法上的实写、虚写、虚实穿插进行，显出变化多端，使这首词极为沉郁顿挫而得到词中之三昧。

　　这首诗题目表明诗人漂泊无归之感，着眼“野泊”二字。“可怜江月乱中明”破空而来，忧愤无端，领起全篇。时荒世乱，万物失色，而江月不管兴亡，在乱中依旧光耀如昔，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怜惜，这一句实际已交代了题目，“江月”点“野泊对月”，而“乱”字点明时世感慨，“可怜”二字已透露情怀。“应识逋逃病客情”对江月抒情。江月之明，应知诗人的难言之隐。“逋逃”是愤激之词，言漂泊无家，点足“野泊”二字。“病客”引起五六句的怀归之感。诗人原可继续抒情，却用广阔的背景作一顿挫。“斗柄阑干洞庭野”，望天无语，天上参横斗转，地上茫茫洞庭，点明“野”字，亦见望久，始见斗柄横斜；“角声凄断岳阳城”，听角伤怀，角声暗寓兵乱，岳阳城在泊舟近处，凄断写角声，亦写听到角声的感受。这两句都是以顿挫的句法，吞吐的语气，描绘出一个彻夜不眠人的形象，并将其融入诗中，恰切地表现了沉郁悲抑的复杂心情，蕴含着对国事的深沉忧患。乍看气象开阔，细思情绪深沉，在写景中抒情。

　　“酒添客泪愁仍溅，浪卷归心暗自惊”承第二句来，以酒浇愁，酒随泪溅，所谓“举杯消愁愁更愁”。听浪思归，而无所归，故暗自惊心。这两句表面对仗，意实相连而下，“酒添客泪”和“浪卷归心”互为表里，而“浪卷”字又扣“野泊”字。“愁”“惊”两字引出尾联。若至五六为止，只见作客野泊思归，所感只在一家。尾联忽然推开，遥应第一句的“乱”字。而两句亦有顿挫。“欲问行朝近消息”从一身乱离，想到朝廷迁流不定，由忧一身到忧朝廷，结句把遍地兵荒马乱的情景写足，消息虽欲问而无由，其为忧愤，更何以堪。杜甫《登岳阳楼》结句云：“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也是由一身漂泊写到国家战乱。而这首诗结句更甚于“戎马关山北”，因群盗纵横即在眼前也。诗人把兵荒马乱的景写足，把忧愤难堪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总之，全诗一结有茫茫无尽之感，而中间两联情景交融，思想感情沉郁，表现手法沉着含蓄，颇有杜甫的气骨。诗中虽重一“客”字，不足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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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即景诗，描写春天郊游的心情以及春天的景象，也是一首写理趣的诗，作者用朴素的手法把柔和明丽的春光同作者自得其乐的心情融为一体。开头两句写云淡风轻、繁花垂柳，一片大自然的郁勃生机；第三句是诗意的转折和推进，第四句更进一步说明自己并非学少年偷闲春游，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哲理，以及对自然及宇宙的认识。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看似十分平淡，但如细细品味，却有几层意思在其中。其一，写自己春游所见、所感。云淡风轻，傍花随柳，寥寥数笔，不仅出色地勾画出了春景，而且强调了动感—和煦的春风吹拂大地，自己信步漫游，到处是艳美的鲜花，到处是袅娜多姿的绿柳，可谓“人在图画中”。其二，着重写自己留连忘返的心情。这种心情主要是通过‘近午天”、“过前川”六字自然而然地传达出来的。所谓“近午天”，并不是说自己时至中午才出来游春，而是用“近”来强调自己只顾春游忘了时间，用自已的突然发现来表现自己沉醉于大自然的心情。同样，“过前川”也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描写自己向河岸漫步的情况，而是用“过”来强调自己在春花绿柳的伴随下“过”了前面的河流才发现自己只顾游春，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这样，这两句诗尽管描写的只是云风花柳等自然景观和作者喜爱它们的心情，但其中更隐括着一种作者要忘世脱俗的高稚情调，正是这种情调，才使他几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主要是诗人自己内心世界的直接抒发。本来，在云淡风轻的大好春色中漫游，在春花绿柳的簇拥中陶冶自己的情性，这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在扼杀人们性灵的封建时代，这似乎只应该是有些“狂”劲儿的少年人才能千，而须眉长者只应该端然危坐，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才行。然而，尽管程颢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尽管他写这首诗时很可能已经是一位蔼然长者，可他仍然无法抗拒大自然对他的吸引，做出一些为“时人”所不能理解的举动。这其中包括了他对自然真性的追求和理解，同时也包括了他对一般“时人”的嘲笑与讽刺，既表现了他对子人生价值的另一种认识，也表现出了他乐在其中，孤芳自赏的高雅。至此，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也有意无意地披露了他性格的另一个侧面：他不仅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中，还是一个对大自然充满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只不过他的感情经常被“理”压抑和扭曲罢了。

　　全诗色泽协调，情景交融，表现了作者追求平淡自然、不急不躁的修身养性的性格色彩和水到渠成的务实功夫，也表现了一种闲适恬静的意境。诗歌风格平易自然，语言浅近通俗。全诗写出了诗人怀念少年时在故乡时的事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少年时代以及对故乡黄陂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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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 ，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 ，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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