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亲行次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一二句以写意笔法挥洒出一幅幽美壮阔的黄河月夜图。“明月黄河夜，寒沙似战场。”首句应题而起，点明时间地点，用语平淡无奇，如随口吟出，却神完气清，境界浑然，可谓发兴高远。诗人伫立月下，凝神遥望，但见黄河东去，没入苍茫夜色之中；沿河两岸，铺展着一片沙滩，由于月光映照，沙滩显得格外空阔绵远，冷寂凄凉。眼前景象激起诗人沉思遐想，“似战场”，则表明思之所向。寥寥三字，突兀而来，挟带着深沉的叹息，表达出诗人对国事时局的忧虑，隐隐透出一片报国之意。

　　三四句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渲染水流的气势。“奔流”句承上联“黄河”，奔流”一词在此有二用：一是以“奔”之“流”指代黄河，从而避免字面重复；二是状水势的湍急迅猛，道出黄河的特性。“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其景象已经十分壮观，再加之声音动地，就更令人心惊魄动，望河兴叹了。“平野”句承上文“寒沙”，描绘大河两岸辽阔而苍凉的景象。平坦如砥的原野向四方延展，广大荒远，似与天接，尤其在星月辉映的夜里，更给人以浩茫无垠的感觉。 这一联看似纯写景物，其实也融会着深沉的情思。那奔腾不息的河水，震天动地的水声，像金戈铁马，千军突进，似乎激起诗人心潮的波荡、轰鸣；那连接着远天的广漠原野，像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闪现着王朝兴衰、逐鹿争战的情景，牵动着诗人的神经。二句中，有动景有静景，有物象有心声，动静相配，心与物合，极富于神韵。

　　五六句写作者面对喧嚣的黄河发出的感叹。刘勰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王夫之也说：“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姜斋诗话》）正是由于眼前奔腾喧嚣的黄河，似战场的寒沙平野，刺激着诗人的感官，触发他对时局和社会人生的思考，才使他慨然发出“吴会书难达，燕台路正长”的感叹。“燕台路”，指作者进身受任、报国建功之路。“书难达”，见离乡之遥远；“路正长”，言前途之渺茫，真切表露诗人对家乡亲朋的思念和忧国伤事之情。有家难归，有国难投，举步维艰，诗人的境遇可算是困窘到极点了。此二句直抒胸臆，全是写情，但透过诗句表层，南国的辽远，北野的苍茫和诗人南顾北望、引领长叹的情态都鲜明可见。这种寓景于情的写法，丰富了情感的内涵，增强了诗的形象性。

　　七八句写作者对自己长期漂泊感到伤感。“寄卧郊扉久，何年致此身？”（马戴《灞上秋居》）漂泊已非一日，然而还得飘流下去。难以名状的悲哀涌上心头，诗人不禁发出痛苦的呻吟：“男儿久为客，不辨是他乡！”沉重的语调中。充满夙志难酬的怨愤和无可奈何的伤感。全诗在哀叹中结束，留下深厚的余味让人品尝。

　　全诗由写景入手，从视觉、听觉的感受中展示黄河夜景，动静相映成趣，既衬托出心境的凄清，心潮的激烈，又触发起对自己处境的联想。“书难达”、“路正长”语意双关，怅叹深重，既透露出怀乡却难归的无奈，也暗示了仕进目的的不易达到。作者还由此宕开一步，用欲擒故纵的手法，以久客异乡之心竟“麻木”不辨，反衬出乡情的深挚。诗中运用白描的手法，质朴简炼的语言，浅近率直的方式抒发游子的复杂感情，耐人寻味。

参考资料：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雄旷浩渺的长江，激发了多少文人的灵感诗情。这首过江诗，就是一篇得江山之助的佳作。

　　首联以直叙入题，展示的是一幅江行的画面；江风阵阵，吹送着渡船从渚边出发，向着遥远的对岸驶去。然而字里行间，又隐现出了船上诗人的心态。一方面，“酒乍醒”，精神一振，于乘风破浪中自然生出浩然和快意；另一方面，“风高”必然水急，当是舟行甚速，而诗人却有“川途渺渺”之感，是一种苍凉迷惘的心情。这种既壮又悲的旅感，便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写目击的江景。陆地渐远，茫茫蒙蒙如笼烟雾，所谓“汀烟”，说明渡船已到江心。此时江浪扑面而来，撞击船身而碎成沫雨，更加濡湿了视界；劈波而行搅动了水中的腥气，引来了俯冲而至的水鸟。这一联于视觉之外，尚有“湿”的触觉和“腥”的味觉，使人如身临其境；写的虽是浪花、沙鸟之类的船外之物，却现出了船行的动感；风高浪急而唯有“沙鸟迎人”，又进一步印证了“川途渺渺”的孤茫的旅况。从而将过江的题面，更加生动、淋灕地表现了出来。

　　由近瞻转入远眺；更由广袤的空间而及于纵深的时间；这主产生了颈联的神来之笔。长江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而且以其天堑的地位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历史。江山年年如旧，人事几许盛衰，浩荡不息的大江最善于向人们提醒这种时空的错位。在诗歌的语言中，春草与“愁”、青山与“恨”本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三国旧愁”、“六朝遗恨”与“春草碧”、“晚山青”恰又无一不是本地风光，达到了“情”与“景”的完美结合。三国、六朝历史的旧愁遗恨集中反映在长江南岸地区，由此也可推断出诗人的“过江”是由北向南，此时江南已遥遥在望。

　　尾联借倚棹吹笛的欲望，抒寄诗人的余情。《博异志》：“笛吹三声，水上风动，波涛沆漾，鱼龙跳喷。”苏轼《前赤壁赋》记江夜泛舟，“客有吹洞箫者，……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里的“不须倚棹吹长笛，恐有蛟龙潜出听”，从大江的一面说，益见出江上的波谲云诡，与“浪花作雨”呼应；从诗人的一面说，则是雄豪与悲凉两兼的心情的自然发露，与首联的“扬舲”之初的情调遥映。

　　这首七律依过江的行程步步展开，而又一气呵成，气局严整而遒劲。尤其是颈联将怀古与即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感慨深沉，意味无尽，足称警策。这首诗曾误入同时人张弼集中，使他意外受惠，以“六朝遗恨晚山青”扬名于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为之辨误，断为钱晔所作。钱晔为牧斋的族祖，《列朝诗集》的说法当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