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珠寺雪轩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江东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寻常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参考资料：

建炎庚戌题吴江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干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收复祖国山河的雄心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上片写重游太湖的感触。太湖之景天下胜，而今沦陷，可自己又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下片着重抒情，作者先用鲈鱼、美酒来强调太湖的美和平静的生活，接着写和平生活遭受破坏，激起报国雪耻的爱国热忱。全篇悲怆激愤，波澜起伏，首尾呼应，唱出了爱国志士的心声，风格沉雄、豪放。

　　此词系题于吴江桥上，因而全篇紧紧围绕江水立意。“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这里的“几”含有说不清多少次的意思，它与“平生”“短棹”配合，把往日太湖之游写得那么轻松愉快，为下文抒写愁绪作了铺垫。“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陡然转到当前。接下去的词句是感情的连续抒发。一方面留下悬念，另一方面先把感情凸显出来产生感染力。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以剑换舟，暗示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但是这三句用“拟”字领起，分明说只是打算。“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这两句申足前三句句意：先说自己无意做官，后说归隐不能。上片把出处进退的各个方面都已说尽，全篇似乎可以就此收束，然而作者并没有说明，他何以有进退之想，以及最终是进是退，这又预示着必有新意要说。用这种似收似起的句子结束上片，是填词家所追求的胜境。

　　下片起头“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三个三字句，音节疾促，势如奔马，作者的感情从中喷涌而出。“脍新鲈”字面上直承“渔蓑”“丘壑”。不过上边已说“归去老渔蓑”未成，”丘壑”之隐也已蹉跎，因而它同上片又好像无关。这种似承似转的过片法，也是大手笔的绝技。从内容着眼，“新鲈”“美酒”都是至美之饮食，但后面接上的是“起悲歌”。此所谓以乐衬悲、愈转愈深者也。“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这里开始回答“何事愁与水云多”，也呼应“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岂谓”表达作者没有想到、出于意外。全句意谓自己生长于太平盛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饱尝了兵戈之苦。

　　“欲泻三江雪浪，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挽天河”出自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杜甫这首诗，是东、西两京收复后，官军继续进击安、史叛军时所写，设想天下大定之后，便如周武王既克殷，可以“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史记·周本纪》）。词用这句气势磅礴的“挽天河洗甲兵”，移用于“净洗胡尘”，这是一个改造；接着又说“不用挽天河”。只须“泻三江雪浪”去“净洗胡尘千里”。这又是一个改造。以“三江雪浪”这一“本地风光”代替“天河”，构想新奇。南宋爱国诗词运用“挽天河”这个出典，多只用其字面，要“洗”的已不是“甲兵”，而是蒙了“胡尘”的山河。这首之外，如张元斡词《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陆游诗《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阅》“要挽天河洗洛嵩”都是。不过，这三句用“欲”字领起，也分明说只是有此打算。正因为有了这一打算，上片中所说的以剑换舟的打算才未实现，丘壑之隐也才蹉跎。结尾“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霄汉”这里暗指朝廷，作者满怀报国志向，可是面对朝廷只能使浓愁变成伤心的双泪，因为统治者并不允许人民通过战斗收复失地，作者的一切设想，也都因朝廷的妥协投降而变成了泡影。

　　这阕词慷慨悲壮，每个字的后面都激烈跳荡着一颗被压抑的爱国心。词中不断掀起的波折，反映了在国事不宁的情况下个人身心无处寄托的彷徨和苦闷。千百年后读之，仍然使人感叹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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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着重写故友的重逢与别离。“憔悴”是说他们相遇时俩人的形貌已憔悴不堪，早已不象年轻时那样意气风发了。不仅重逢在垂暮之年，且颠沛奔波于天涯海角，这就更令人感慨嘘唏了。然而，友谊却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淡漠，人虽憔悴，感情友谊并未憔悴。前句抑，后句扬，且重叠两个铿锵作响的“故”字加以强调，通过白描式的叙述，久别重逢时的喜悦，和对纯真友谊的珍重，在吟咏之中，自然能体味得出。“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这是一个急转。好友重逢，理应畅叙离情，如今却不能如愿。为了生计，大家匆匆相聚，又匆匆分别，怎能不伤怀、悲切呢！情之所至，开怀畅饮，唱一曲《阳关三叠》以遣情怀。然而，唱到动情处，呜呜咽咽，实在无法再唱下去了。这是真情的流露。。

　　“愁无据。寒蝉鸣处，回首斜阳暮。”在他乡遇故知，俩人都是人生旅途上的匆匆过客。正如苏轼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天涯沦落人，聚散苦匆匆。今朝一别后，何日再相逢？一个“更”字道出这是非同一般的送别和愁怨之深。“愁无据，塞蝉鸣处，回首斜阳暮。”此时俩人心头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是很难用言语尽情表达的。只有在依依惜别，频频回首相望中，看着斜阳在寒蝉鸣叫的树林里降落，天色逐渐黯淡下来，这种感情才体味得更深切。以写景结句，点出时令，渲染离别的环境气氛，不言愁，而愁自见。

　　全词风格婉约、言辞朴实、情感真挚，没有对匆匆相逢又别离的全过程进行具体描写，而是侧重突出即将分手之时的愁情，写得凄恻动人，可谓送别词中的佳作。唐代诗人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诗就对这种客中相见又分手的情形作了细致的刻画，可与本词参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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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别朋友，是唐宋诗词中经常被采纳的题材之一。这方面的名篇佳作，数不胜数。杨氏的这首送别词，虽非上乘之作，但写得幽畅婉曲，颇有特色。词的发端便直言离恨：“离恨做成春夜雨。”与好朋友春夜话别，无尽的离愁别恨化为无尽的春雨；那绵绵春雨就像绵绵友情。“添得”二句进一步写一场春雨，使春江水涨，浩浩荡荡，一派东流去。以春江东流，来写离愁滔滔不绝，近于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句意。

　　“弱柳”两句写弱柳系不住船，表示尽管盛情挽留，但朋友还是不得不登船离去。王安石有《题朱郎中白都庄》诗曰：“藜杖听鸣艣。”眼看着船儿渐去渐远，耳听那越来越小的橹声，心中既为朋友离去而怅惘，有一种“人去一城空”的失落感；又有对朋友一路风波之劳和前程坎坷难卜的担忧。“为君愁绝”中一个“绝”字，饱含这无限深情。

　　下片“君到”三句写朋友要去的目的地。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到了南徐州那芳草如茵的渡口，如果你想寻春，依旧是当年我们曾走过的那条路。话语下面隐藏的意思是：本是当年你我结伴同行，而今只有你形单影只，一个人独自踏青了。路依旧而人不同，一种物是人非的感慨，深藏在字里行间。

　　结尾“后夜”两句是悬想别后友人思己，回望之时，已是有无数乱山遮隔。这是透过一层的写法，宋词中屡见。下片首称“君”，故“独怜”下亦有一“君”字存在。又因是由词人悬想而出，故“乱山遮隔”之感，亦彼此同之。“词起结最难，而结尤难于起。”（沈祥龙《论词随笔》）这首词结句俊秀飘逸、悠悠长长，有不尽之意。这种结法与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结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以及岑参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结句“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等一样，都是“‘临去秋波那一转’，未有不令人消魂欲绝者也。”（李渔《窥词管见》）

　　陆氏侍儿有《如梦令·送别》词曰：“日暮马嘶人去，船逐清波东注。后夜最高楼，还肯思量人否？无绪，无绪，生怕黄昏疏雨。”这首小令的意境和这首《蝶恋花》的诗情画意，确乎相近，可对读并可互相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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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借青春和爱情的消失，感慨美好生活的无常，细腻含蓄而婉转地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有寓有深意的词作，为晏殊词的另类作品。

　　起句“燕鸿过后莺归去”写春光消逝：燕子春天自南方来，鸿雁春天往北方飞，黄莺逢春而鸣，这些禽鸟按季节该来的来了，该去的也去了，那春光也来过又走了。这里写的是莺语燕飞的春归时候，恰逢莺燕都稀，更觉怅惘。“莺燕”，兼以喻人，春光易逝，美人相继散去，美好的年华与美好的爱情都不能长保，怎不让人感慨万千。“细算浮生千万绪”一句从客观转到主观，说对着上述现象，千头万绪，细细盘算，使人不能不正视的，正是人生若水面浮萍之暂起，这两句前后相承，又很自然地引出下面两句：“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这两句改用白居易《花非花》词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但旨意不同。作者此处写的是对于整个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把美好的年华、爱情与春梦的短长相比较，把亲爱的人的聚难散易与秋云的留、逝相对照，内涵广阔，感慨深沉。

　　下片“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两句写失去美好爱情的旧事，是对上片感慨的具体申述，又是产生上片感慨的主要因素，这样使上下片的关系交互钩连，自然过渡。“闻琴”，指汉代的卓文君，她闻司马相如弹琴而爱慕他：“解佩”，指传说中的神女，曾解玉佩赠给情人。这两句是说象卓文君、神女这样的神仙伴侣要离开，挽断她们的罗衣也无法留住。随后作者激动地呼出：“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意思是劝人要趁好花尚开的时候，花间痛饮消愁。这是受到重大刺激的反应，是对失去美与爱的更大的痛心。联系晏殊的生平来看，他写这件事，应该是别有寄托，非真写男女诀别。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晏殊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握军政大权。其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为谏官，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可惜宋仁宗不能果断明察，又听信反对派的攻击之言，则韩琦先被放出为外官，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也相继外放，晏殊则罢相。对于贤才相继离开朝廷，晏殊不能不痛心，他把他们的被贬，比作“挽断罗衣”而留不住的“神仙侣”。不宜“独醒”、只宜“烂醉”，当是一种愤慨之声。

　　此词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词中的复杂的思想，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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