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
清晨怀着兴致出门来,小船渡过汉江绕岘山。
沙禽近方识,浦树遥莫辨。
沙洲的水鸟近看才可识别,水边的树木远望不能分辨。
渐至鹿门山,山明翠微浅。
船行款款来到鹿门山,阳光明亮使山岚浅淡。
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
岩石间的潭水曲曲弯弯,行船到此每每迂回绕转。
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
听说庞德公曾到这里,入山采药一去未回还。
金涧饵芝朮,石床卧苔藓。
山涧中适宜生长灵芝白术,石床上滋满了厚厚的苔藓。
纷吾感耆旧,结揽事攀践。
深深感念这位襄阳老人,系住缆绳举足向上登攀。
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
隐居的遗迹至今犹可寻觅,超俗的风格已经远离人间。
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
相伴的白云不知何时飘去,栽下的丹桂空自妖娇美艳。
探讨意未穷,回艇夕阳晚。
寻迹怀古兴味犹未尽,划船归来夕阳落西山。
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xiàn)。
鹿门山:在今湖北省襄阳市东南。《清一统志·湖北·襄阳府》:“鹿门山,在襄阳县东南三十里。《襄阳记》:‘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襄阳侯习郁立神祠于山,刻二石鹿夹神道口,俗因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也。’”江岘:江边小山。此处小山指襄阳县内之岘山。
沙禽(qín)近方识,浦树遥莫辨。
方:《全唐诗》校:“一作初,又作相。”浦:水边。遥:《全唐诗》校:“一作远。”
渐至鹿门山,山明翠微浅。
至:《全唐诗》校:“一作到。”翠微:青葱的山气。
岩潭多屈曲,舟楫(jí)屡回转。
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
金涧饵芝朮,石床卧苔藓(xiǎn)。
金涧:指风景秀美的山涧。饵:《全唐诗》校:“一作养。”按,对照下句,以作“养”为是。芝术(zhú):灵芝(一种菌类植物)、白术(草名,根茎可入药)。
纷吾感耆旧,结揽(lǎn)事攀践。
纷:盛多。耆旧:年老的朋友,也指年高望重者,此指庞德公。揽:宋本作“缆”,是。结缆:系缆,指停船。攀践:指登山。
隐迹今尚存,高风邈(miǎo)已远。
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yǎn)蹇(jiǎn)。
丹桂:桂树的一种,皮赤色。偃蹇:此处解作妖娆美好的样子。
探讨意未穷,回艇(tǐng)夕阳晚。
探讨:寻幽探胜。艇:《全唐诗》校:“一作舻。”指船。
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
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
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
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
夕阳落了,白沙更亮,天空倒映水中;水波摇,石影动,流水回旋萦绕。
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驾起小舟,乘着月光,沿着溪水转,恍如王子猷山阴雪后寻访戴安道。
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
水似青龙盘绕着石堤,鲁门西桃花夹岸。
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
假如在这晶莹月色中泛舟,王子猷雪夜访友的潇洒又岂能比拟!
参考资料:
1、 詹福瑞 等.李白诗全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716-717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yíng)回。
沙:水旁之地。天倒开:指天空倒映在水中。萦回:萦绕回旋。
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泛月:月下泛舟。寻:这里是沿、随的意思。山阴:今浙江绍兴。阴:一作“隐”。
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
盘:环绕。
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chì)风流到剡(shàn)溪。
何啻:何异。风流:这里指高雅的行为。剡溪:又名戴溪,在今浙江嵊州曹娥江口。
参考资料:
1、 詹福瑞 等.李白诗全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716-717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
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
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
这组诗记录着诗人寓居东鲁时的一段生活。东鲁是唐时的兖州(今山东曲阜),“东鲁门”在府城东。诗中写的是月下泛舟的情景。
这组诗的第一首流传较广。此诗首句“日落沙明天倒开”,写景奇妙。常言“天开”往往与日出相关,把天开与日落联在一起,则闻所未闻。但它确乎写出一种实感:“日落”时回光反照的现象,使水中沙洲与天空的倒影分外眼明,给人以“天开”之感。这光景通过水中倒影来写,更是奇中有奇。此句从写景中已间接展示“泛舟”之事,又是很好的发端。
次句“波摇石动水萦回”。按常理应该波摇石不动。而“波摇石动”,同样来自弄水的实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各种错觉。波浪的轻摇,水流的萦回,都可能造成“石动”的感觉。至于石的倒影更是摇荡不宁的。这样通过主观感受来写,一下子就抓住使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景象特征,与前句有共同的妙处。
夜里水上的景色,因“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而特别美妙。月光映射水面,铺上一层粼粼的银光,船儿好像泛着月光而行。这使舟中人陶然心醉,忘怀一切,几乎没有目的地沿溪寻路,信流而行。“轻舟泛月寻溪转”,这不仅是写景记事,也刻画了人物精神状态。一个“轻”字,很好地表现了那种飘飘然的感觉。
到此三句均写景叙事,末句才归结到抒情。这里,诗人并未把感情和盘托出,却信手拈来一个著名典故,即《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后访戴”的故事,予以形容。“乘兴而行”,正是李白泛舟时的心情。苏轼《赤壁赋》写月下泛舟有一段精彩的抒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正好用来说明李白泛月时那物我两忘的情态。那时,他原未必有王子猷那走朋访友的打算,用访戴故事未必确切;然而,他那忘乎其形豪兴,却与雪夜访戴的王子猷颇为神似,而那月夜与雪夜的境界也很神似。无怪乎诗人不禁胡涂起来:我是李太白呢,是王子猷呢,一时自己也不甚了然了。一个“疑”字运用得极为传神。
第二首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在写法上与第一首有相似之处。“水作青龙盘石堤”,用青龙比喻流水,既形象地写出了水流的曲折宛转,又赋予无生命物象以生气,使诗中景物充满生机。“桃花夹岸鲁门西”,不仅点明了泛舟的季节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两岸桃花掩映的美丽景象。“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两句也是运用了“王子猷雪后访戴”的典故,这里不涉及怀人访友,仅取山阴夜晚的景致和乘舟剡溪的兴致,表明泛舟东鲁门的景物环境与情致意趣。
这组诗的用典之妙,在于自如,在于信手拈来,因而用之,借其一端,发挥出无尽的诗意。典故的活用,原是李白七绝的特长之一。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与此是分不开的,不特因为写景入妙。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320-321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有的人说:“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荆溪潺湲流过露出磷磷白石,天气变得寒冷红叶落落稀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间小路上本来没有下雨,但苍翠的山色却浓得仿佛要润湿了人的衣裳。
参考资料:
1、 董乃斌 陈铁民.唐宋名篇.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612、 邓安生 等.王维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208-2093、 张剑.唐宋诗词名篇欣赏.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36-374、 李建.古典诗词读本(第四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16-17荆(jīng)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荆溪:本名长水,又称浐水、荆谷水,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秦岭山中,北流至长安东北入灞水。红叶:秋天,枫、槭、黄栌等树的叶子都变成红色,统称红叶。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元:原,本来。
参考资料:
1、 董乃斌 陈铁民.唐宋名篇.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612、 邓安生 等.王维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208-2093、 张剑.唐宋诗词名篇欣赏.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36-374、 李建.古典诗词读本(第四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16-17这首小诗以诗人山行时所见所感,描绘了初冬时节的山中景色。
“荆溪白石出”主要写山中溪水。荆溪,本名长水,又称浐水,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秦岭山中,北流至长安东北入灞水。这里写的大概是穿行在山中的上游一段。山路往往傍着溪流,山行时很容易首先注意到蜿蜒曲折、似乎与人作伴的清溪。天寒水浅,山溪变成涓涓细流,露出磷磷白石,显得特别清浅可爱。由于抓住了冬寒时山溪的主要特征,读者不但可以想见它清澄莹澈的颜色,蜿蜒穿行的形状,甚至仿佛可以听到它潺潺流淌的声音。
“天寒红叶稀”主要写山中红叶。绚烂的霜叶红树,本是秋山的特点。入冬天寒,红叶变得稀少了;这原是不大引人注目的景色。但对王维这样一位对大自然的色彩有特殊敏感的诗人兼画家来说,在一片浓翠的山色背景上,这里那里点缀着的几片红叶,有时反倒更为显眼。它们或许会引起诗人对刚刚逝去的绚烂秋色的遐想呢。所以,这里的“红叶稀”,并不给人以萧瑟、凋零之感,而是引起对美好事物的珍重和流连。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主要写初冬时节山中全貌。本应是萧瑟枯寂的冬季,但整个秦岭山中,仍是苍松翠柏,蓊郁青葱,山路就穿行在无边的浓翠之中。苍翠的山色本身是空明的,不像有形的物体那样可以触摸得到,所以说“空翠”。“空翠”自然不会“湿衣”,但它是那样的浓,浓得几乎可以溢出翠色的水分,浓得几乎使整个空气里都充满了翠色的分子,人行空翠之中,就像被笼罩在一片翠雾之中,整个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染、滋润,而微微感觉到一种细雨湿衣似的凉意,所以尽管“山路元无雨”,却自然感到“空翠湿人衣”了。这是视觉、触觉、感觉的复杂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似幻似真的感受,一种心灵上的快感。“空”字和“湿”字的矛盾,也就在这种心灵上的快感中统一起来了。
张旭的《山中留客》说:“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沾衣”是实写,展示了云封雾锁的深山另一种美的境界;王维这首《山中》的“湿衣”却是幻觉和错觉,抒写了浓翠的山色给人的诗意感受。同样写山中景物,同样写到了沾衣,却同工异曲,各臻其妙。真正的艺术是永远不会重复的。
这幅由小溪、白石、鲜艳的红叶、山间小路、无边的浓翠所组成的山中冬景,色泽斑斓鲜明,富于诗情画意,没有一丝一毫的萧瑟枯寂。全诗意境空蒙,如梦如幻,写法从一般见特殊,达到新颖独特的效果,诗风清新明快。
参考资料:
1、 陶文鹏 .王维诗歌赏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1年06月第1版 :第171-173页 .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今情。
花飞卉谢,叶茂枝繁,朋友出了京城,暮云中的楼阁又映衬着帝京的繁华,古今之情都在其中。
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
远行之人切莫听这宫前的流水,流尽年华时光的正是此种声音。
参考资料:
1、 韩兆琦编著 .唐诗选注集评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536-537 .2、 杨旭辉主编;苏州大学《唐诗鉴赏大辞典》编写组编 .唐诗鉴赏大辞典:彩色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115-1117 .绿暗红稀出凤城,暮(mù)云楼阁(gé)古今情。
绿暗红稀:绿叶茂密,红花减少,是暮春初夏的自然景象。凤城:指京城长安。西汉时长安所建的凤阙,阙楼高二十丈(一说十七丈五尺),是西汉长安城最高的建筑,长安因此又称凤城。古今情:思今怀古之情。
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
行人:指诗人送别的远行之人。宫前水:即指浐水。
参考资料:
1、 韩兆琦编著 .唐诗选注集评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536-537 .2、 杨旭辉主编;苏州大学《唐诗鉴赏大辞典》编写组编 .唐诗鉴赏大辞典:彩色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115-1117 .送别,历来是文人骚客们吟咏良多,在不断求真、求情、求意的过程中常作常新的题材,就送别诗的整体情感内蕴而言,既有洒脱旷达之作,亦不乏深情绵邈之歌,但多针对一时一地所生之情慨然言之。韩琮此诗别具一格之处正在于其独具匠心,断然避开古已有之且渐成模式的豪情、悲情二途,从所有离愁别恨中提炼出送别时的共有情态。
“绿暗红稀出凤城”,“绿暗”“红稀”紧扣诗题“暮春”二字。鹅黄明丽、远有近无的嫩绿,只属于东风轻拂中万木复苏的早春,晚春风光,便是诗人在红绿色调鲜明对比中拈出的“暗”和“稀”。两词一方面如实描画了诗人眼中的景物:时序推移,草木的绿意在渐浓的春气里变深变暗,繁花满枝的景象也因之而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即使不曾“雨疏风骤”,“绿肥红瘦”亦注定要在晚春时节一幕幕上演。另一方面,“暗”“稀”二字也借景抒情,以色彩的暗淡和数量的孤单,来映衬送别之际主客同有的惆怅之情。
“暮云楼阁古今情”,送别,本就暗生愁绪,更何况是在最易触痛感伤的黄昏。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此时此刻,在这繁华至极的帝都,无数高楼画阁沐浴在落霞暮云之中,眼前景不经意间勾起了诗人无穷无尽的心中情。于是,契阔别离之情、壮志未酬之情、感怀伤时之情……跳跃着,翻滚着,一齐涌上心头,再融入生命体验中不可排遣的沧桑感,一时间,诗人恍然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让古往今来的相似情感重逢、共鸣,似乎从中获得了一种可以超越时光的永恒。这大概就是韩琮所言的“古今情”了。
末尾两句,则由次句“古今情”牵引而来。面对不可回返的流水,人们总是抱以时光流逝中所有美好事物一去不再的无奈与遗憾。“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如此,“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乌夜啼》)又何尝不是如此?诗人苦心告诫,让人“莫听”,却不曾言明其中缘由,是同于古人?异于古人?他将一个貌似平凡的悬念之花,选择在诗尾绽放。“流尽年光是此声”,原来“莫听”只是诗人情有所感之后对朋友发自内心的善意劝告。往日或许无妨,别人或许无妨,然行人不可听,别时不可听。只因送别的忧情,本就无法承受这潺潺水声惹起的无边之愁。
《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晚七绝上》云:“何仲德:为熔意体。敖英曰:日暮途穷之客,闻此诗不无怆然。”此“意”,即为送别之情,感怀之意。则“古今情”三字实为全诗灵魂所在。此诗首句隐笔蓄势,次句妙笔轻点,第三句转笔再蓄,末句合笔浓染。诗人于情、景之间自由出入,巧妙运用“绿暗”“红稀”“宫前水”等契合送别氛围的黯然意象,曲笔道尽衷肠,实现了一步一步情景交融的和谐美感。《唐诗解》卷三〇曰:“水声无改岁月难留,望宫阙而感慨者几人矣。人生过客,别离岂足多怅?”此说固然洒脱,但面对别离,心生愁意终是人之常情,故而前人有“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江淹《别赋》)之说。而这首内涵深广、情韵悠扬的作品,正是得益于其别具新意的艺术魅力,才在浩如烟海的送别诗中传为绝唱。
参考资料:
1、 杨旭辉主编;苏州大学《唐诗鉴赏大辞典》编写组编 .唐诗鉴赏大辞典:彩色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115-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