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酬柳仆射征怨诗

　　这首“泻水置平地”是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篇，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沈得潜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荀巨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他的病友，是因为他们的友谊建立在道义基础上，这样的友谊，才是君子之交。义气，不会因富贵贫贱或生死祸福而改变立场与做法，义气是为了正当的事情，而主动愿意替别人承担危险，甚至不惜舍弃自我，成全他人的气度，这也是“真”、“诚”的一种体现。一桩舍生取义的义举，不仅救了朋友的性命，更让敌军自惭而退，可见“义”以及道德的强大感化力量。 这则故事除了让我们见证到患难见真情的可贵外，荀巨伯在生死关头还能不忘圣贤书所言，而表现出大义凛然的行为，更让我们学习到读书人笃行真理的精神。

　　从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做人应该讲情意,舍生取义的义举不仅救了他人性命,更是拯救了一座城,乃至一个国家! 坚守信义、大义凛然、对友忠诚、舍生取义、重情义、把情意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样的人是我们去尊敬的，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是文章的点睛之笔.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
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
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
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
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
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诗人从旅途中截取了最后一段行程来写。新林，离诗人此行目的地南齐的京城金陵（今南京市）西南不远。距目的地将到未到之际，在艺术表现上乃是一个“包含最丰富的时刻”，因为此时诗人的心潮恰值高峰，意最难平。选择这样的时刻，有助于诗情的激荡和集中抒发。题面中的“暂使”二字，已经流露出“疲马恋故轩”的依依之情；而“赠西府同僚”又明言此诗是呈献给知己故人的，因而自不妨披肝沥胆直抒胸臆而无所避忌。

　　与一般记述行旅的诗作不同。诗人不从交代本事人手，而是劈头便将汹涌而来的诗情喷薄吐出。首二句如奇峰突起，气势非凡。“大江流日夜”写出了舟行在水天茫茫之际，惟有以江流为伴的旅思，其中不无王命急宣、昼夜兼程的况味。“客心悲未央”则突如其来将无尽的悲感推出。这两句一写物象，一写人情，两者本不相涉，作者把它们同时组合在诗篇的发端处，却使之产生了一种张力，一种若无却有此呼彼应的联系。在这里，滔滔不息的江流构成了“外景”，激荡不已的客心则构成了“内景”。一内一外互相生发又互相映衬，突出了诗人风波失所的主要感受，为全篇定下了悲怆的基调。五代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构想和此诗相近，就传统的表现手法说，李词用的是“比”，这首诗用的是“兴”，“兴”较之“比”常具有更直接的感发性和涵咏回味的象征意蕴。诗一开头就以壮观的画面和强烈的激情形成先声夺人的磅礴气势。

　　诗的三、四两句顺“悲”字而下，把行程中的千头万绪归结到一点。即身心两违的思想矛盾和痛苦。按身之所在言，东行至此，离目的地已经日益迫近；就心之所系言，却反而愈见其远。地域上的远近和心理上的距离适好相反，故不因去路多而喜，却因返路已长而忧，行程未终而归思已生。作者旨在抒写郁结于心的情愫，原非泛泛吟咏一般的旅思。这两句是维系全篇之纲，以此为枢纽领起下文。

　　“秋河曙耿耿”以下六句，围绕第三句的“关山近”而展开。作者将最后一段旅程次第写来：由郊外的“寒清”写到城郭，又由城墙写到城里的宫阙，这是位置的移近。随着苍茫夜色的隐退、曙色的渐明一切物事由朦胧变为清晰，巍峨的宫殿楼台也在绚烂的月光和星光辉映下呈露出雍容华美的气象，这又是由光线变化产生的视觉上的贴近感。“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两句，曾为历来诗家所激赏，除了对仗的工整，还与取景方式有关。诗人写的是宫殿的夜景，而其绚丽华贵的气派竞胜于白昼，说明了诗人的独具慧眼。

　　“驱车鼎门外”以下六句，围绕第四句的“返路长”而生发。“鼎门”和“昭丘”分别用典故代指金陵和荆州。两者都用春秋时的地名称代实际处所，以求典雅。在构思上，“驱车”句是写实承上，“思见”句已是神游启下。这两句一平实，一突兀，实际是以顿挫之笔再次鸣响了身心两违的主旋律。如果说前面三、四两句中的“徒念”、”终知”，尚是理念上对事实的无可奈何的默认；那么，这时的“思见”已是情感上不可遏止的迸发了。接下来四句顺流而下，直抒对西府僚友的怀想。人生贵在相知，相聚时尚恐岁月流逝，良辰不再，何况如今遥隔天涯，相见无日。自然界风云险仄处，尚有鸟道可通。人世间却每多阻隔而无由相通。在这不无哀惋的慨叹中自表现出诗人对故友深情绵渺的拳拳之心。

　　诗的最后四句以比兴手法坦陈了自己对时局和个人安危的思索。“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两句，透露出对风云诡谲、杀机四伏的政局的巨大隐忧和惶恐心理，是为自己戒，也是为朋友戒。“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两句，典出《喻蜀父老》：“犹鹪鹏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罗着犹视乎薮泽。”同时亦似暗用曹植《野田黄雀行》诗意，意谓投雀之罗，今已飞摩苍天矣。这两句既是告慰于友人，又对谗邪之徒极尽嘲讽之能事，轻蔑之情溢于言表。这四句均以比兴手法出之，概括了诗人刚刚经历的一段难以明言的情事，也表现了诗人向黑暗抗争的倔强个性。全诗以大江奔流起兴，以翱翔寥廓作结，虽写忧患之感而终不作向隅之泣，遂使诗的境界振拔于萎靡之中，在清俊中自具风骨。清人施补华评述谢脁诗时不独称之为“秀气成采”，且拈出其“骨干坚强”（《岘佣说诗》）的特征。证之此诗，可谓允当。

参考资料：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