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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黔之驴》是我国一篇著名的古典寓言。开头是这样写的：“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作者首先从故事发生的地区环境写起。“黔”，是唐代当时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又叫黔中道，包括今天湖南西部、四川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和贵州北部一带。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无驴”，从来没有过驴子。这一特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特点，就不会出现后面老虎被驴一时迷惑的情节，因此也就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故事。“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有一个没事找事的人用船运去了一头驴。这一句紧紧承接着“黔无驴”三个字而来，交代了寓言中的主要角色驴的来历——原来它是一个外来户。“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运到以后，派不上什么用场，就把它放养到山脚下。这两句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说运驴的人是一个“好事者”，而且也很巧妙地把这个“好事者”一笔撇开——因为他同后面的情节没有关系——从而为下文集中描写寓言中的主要角色准备了方便条件。

　　随着驴被“放山下”，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寓言中的另一角色虎的出场就很自然了：

　　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这一段主要写虎见到驴以后的心理状态。“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看到这个又高又大的家伙，以为是什么神物。这是虎对驴的最初印象和认识。由于寓言一开头就交代了“黔无驴”，谁也没有见过，因此老虎少见多怪，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很自然的。于是，“蔽林间窥之”，它就躲藏到树林里，偷偷地盯着驴子。这里，一个“蔽”字，充分写出了老虎在“以为神”的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害怕心理；而一个“窥”字，又说明了作为兽中之王的老虎虽怕但并不甘心、亟想摸清对方底细的心理活动，从而孕育了后面情节的必然发展。“稍出近之”，后来老虎又慢慢走出来向驴靠近些。这是对老虎并不甘心、打算摸底的心理的进一步揭示。“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两句，不仅写出了老虎行动的连续和发展——由迅速离开驴子的“蔽”，到立定脚跟的“窥”，再到走出树林、走向驴子的“近”——而且初步地揭示了老虎一心要认识这个“庞然大物”的决心。不过这里的“近”，并不是说同驴已经靠得很近了，只是指略微缩短了一点同驴的距离罢了；因为这时老虎对驴还是“慭慭然莫相知”，小心谨慎，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慭慭然”，谨慎害怕的样子。由于“莫相知”，自然“慭慭然”；而由于“慭慭然”，当然也就只能“稍出近之”了。这里“莫相知”三字，既有承上的作用，说明老虎产生“慭慭然”不安心理和采取“稍出近之”谨慎行动的原因；又有启下的作用，交代了后面情节演进的根据。“他日”，有一天。这是寄全于一的笔法，说明老虎为了改变自己“莫相知”的状况，对驴观察已经不止一天了。由此也可见其决心。然而认识并未取得进展，仍然停留在“以为神”的阶段。所以“驴一鸣”，驴子吼叫一声，“虎大骇，远遁”，老虎大吃一惊，逃得远远的。为什么要“远遁”呢？“以为且噬己也”，因为老虎认为驴子要吃掉自己，所以“甚恐”，非常恐惧。“以为且噬己也”，点明了“甚恐”的实质；而“甚恐”，又为老虎后来识破驴子的真面目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进行了铺垫。

　　这一节写老虎的心理活动虽然只是一个“怕”字，但时起时伏，非常生动。“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畏惧之心突然而起；“蔽林间”，可见害怕得还很厉害，纵是兽中之王，也不敢露面；“窥之”，虽害怕得很，但惊魂初定；“稍出近之”，说明畏惧心理已经明显减少，尽管仍然小心翼翼；“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甚恐”，畏惧之心又一下子达到了高潮。而所有这些变化又无不围绕着“以为神”的思想认识。

　　然而老虎“远遁”，会不会一走了之呢？如果这样，情节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从虎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虽怕驴但并不甘心的心理活动来看，它是不会一走了之的。事实正是这样，虎不但没有逃之夭夭，而且很快就看穿了驴子的假象；不仅逐渐消除了畏驴之心，甚至慢慢产生了吃驴之意：

　　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

　　这一节主要写虎对驴认识的深入。“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然而通过来回观察，觉得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这是虎对驴“神”的形象怀疑的开始。这里的一个“然”字，非常有力，具有特殊的作用，不仅是语气的转折，而且也是虎由怕驴到逐渐认清驴的本质并最后把驴吃掉的整个情节的转折。“往来”，说明老虎的观察是多么细心和频繁。因而“觉无异能者”，并进而“益习其声”，对驴的吼叫声也逐渐习惯了。心理上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更加大胆，于是，“又近出前后”，进一步到驴子的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注意，这里的“近”，比“稍出近之”的“近”，又进了一步，是逼近的意思，充分反映了老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那么，既然认为驴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又为什么“终不敢搏”，始终不敢扑上去抓取它呢？这是因为老虎对驴的底细尚未彻底摸清的缘故。——虽然“觉无异能者”，但驴子的“无异能”，只不过是自己的主观感觉罢了，实际情况如何，谁又知道！一个“终”字，把老虎慎重对敌、不敢贸然行事的思想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一个“搏”字，又把老虎围绕驴子煞费苦心的全部目的披露无遗，从而为后面的吃驴情节作了伏笔。

　　这一节写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活动，尽管归结为“终不敢搏”，仍有怕的意味，但与开始的怕不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以前的怕，是担心自己被对手吃掉的恐惧；怕，只不过是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吃掉对方的顾虑而已。所以，“终不敢搏”，既说明了老虎对驴的认识由“以为神”到“觉无异能者”的巨大进步，同时也说明了它对驴的彻底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那么后来，虎是怎样取得了对驴的彻底认识并终于消除了顾虑的呢？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

　　这一节写虎对驴认识的最后完成。为了彻底摸清驴的底细，改变自己“终不敢搏”的心理，虎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活动。首先，“稍近”，慢慢靠拢驴子。注意，这里的“近”，比“近出前后”的“近”，又进了一步，说明虎已经非常贴近驴子了。“稍近”之后，“益狎”，越来越轻佻起来——这是对驴进行戏弄；进而又“荡倚冲冒”，摇摇它，靠着它，撞击它，甚至扒着它的脊背(“冒”，古代同衣帽的“帽”，覆盖的意思)——这是对驴进行挑逗。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虎一系列的挑衅性的行动，而且通过它得寸进尺、逐步发展的行动，还可以察知它大胆而谨慎、既藐视对方又重视敌手的思想。由“近出前后”的观察到“稍近”的试探，已经大胆了，但这毕竟只是距离的逼近；见对方没有反应，才进而由“稍近”的试探到“益狎”的戏弄，但这毕竟只是态度上的不恭；见对方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才由态度上的“益狎”到动作上的“荡倚冲冒”。看到虎越来越无理和放肆，“驴不胜怒，蹄之”，驴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了，就踢了虎。这一下驴在虎的面前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所以，“虎因喜”，老虎因而非常高兴。显然，它是在为自己终于摸清了对手的老底——最大能耐不过一“蹄”而已——而在窃窃自喜。然而尽管如此，虎在下最后结论之前，还得要“计之”，在心里掂掇掂掇。掂掇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还有更厉害的招儿没有使出来呢？想了想，不可能；因为自己对它“荡倚冲冒”，已经使它到了“不胜怒”的程度了，盛怒之下，不顾一切，哪里还能保留一手呢？一个“计”字，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了虎对陌生之敌的格外重视。经过审慎地“计之”以后，才“曰：‘技止此耳’”，说：它的本领也不过这么一点点罢了。

　　到这里，虎已经把驴的本质彻底揭穿了。随着它对驴的认识的最后完成，“终不敢搏”的心理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于是虎大吼一声，腾空扑去，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心满意足而去。这一小节写驴终于葬身虎腹的下场，尽管情节非常简单，只有“吃驴”两字，但作者写起来并没有简单化。吃驴之前，先写虎“跳踉大”，大发威风，用足令百兽魂飞魄散的一吼一纵震摄住对方，让它乖乖就范；吃驴时，也不是一下子就“尽其肉”，而是先“断其喉”，击其要害，使其毙命，然后大嚼大吃，一啖而光。这样描写，既生动而具体，又说明了慎重对敌的老虎是多么机警和精明。

　　以上，是寓言的故事情节。介绍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是否觉得黔驴可悲呢？然而它又可悲在什么地方呢？人们从这里应该获得什么教训呢？这些问题，也许你还未来得及考虑。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的议论和感叹吧：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一节正面写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唉！形体庞大好像很有风度和德性，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这里，言外之意是说，形虽庞而无德，声虽宏而无能，徒有其表，名不副实，这是第一可悲之处。“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当初如果不拿出那么一点可怜的本领，虎虽然凶猛，但因疑虑、畏惧，始终不敢吃掉它。这里，言外之意是说，驴既不知自己无能，更不知敌手强大，轻举妄动，终于落了个被“断喉”“尽肉”的下场，这是第二可悲之处。以上，作者用言外之意的议论指出黔驴的可悲，虽然辛辣但还比较委婉；篇末用感叹指出它的可悲，就直截了当了：“今若是焉，悲夫！”如今是这样，真可悲！显然，“今若是焉”，正是指前面言外之意的两层议论，既包括“类有德”而没有德、“类有能”而没有能的意思，更包括“今出其技”、自取灭亡的意思。所以，作者发出“悲夫”的深沉长叹。

　　这篇寓言的题目叫“黔之驴”，然而通篇写驴的笔墨却很少，只有“庞然大物”“一鸣”“不胜怒，蹄之”等十多个字；相反，写虎的笔墨却非常之多，从开始的畏驴，到中间的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写了。既有不断发展的行动的生动描写，更有不断变化的心理的细致刻画。因此，也许有的人要问：这是否有点“文不对题”呢？既然重点写虎，为什么不命题叫“黔之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这篇寓言的主题是什么，作者创作这篇寓言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黔之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所谓“三戒”，就是应该引起世人警戒的三件事。《黔之驴》就是以黔驴的可悲下场，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毫无自知之明而必将自招祸患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讽刺当时无德无能而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外强中干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指出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能不是他的写作动机了。这一点，从寓言末尾作者的议论、感叹和《三戒》文前的小序当中都可以得到说明。显然，要想表现这样的主题思想，关键在于充分揭示黔驴的可悲下场；而黔驴覆灭的可信与否，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把虎写活。——这，也许就是作者为什么命题为“驴”而着意写虎的原因了。当然，如果把主题理解为对于任何事物，不应被表面现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质，认真对付，就一定能战而胜之，那么寓言自然就“文不对题”而应易之为“虎”了。应该说，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对寓言本意的引申和发挥，不是原作的本来意思。

　　然而，尽管用于驴的笔墨甚少，但是驴的形象依然极其鲜明。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借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衬托。因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动都是围绕驴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明写了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也就暗写了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在不写之中被写出来了。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描写驴的笔墨虽少却精、以寡胜多的缘故。“庞然大物”一语，由于作者没有把它处理成自己笔下的客观描写，而是作为老虎心目中的主观反映，这就很富讽刺意味，不仅明写了驴的外在形体，而且暗示了它的内在无能。“不胜怒，蹄之”五字，通过对驴的心理和行动的极其简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别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进入圈套的愚蠢揭示无遗。如果说在虎“荡倚冲冒”的时候，作者只用“蹄之”两字就写出了驴的愚蠢上当；那么，在虎“慭慭然，莫相知”的时候，作者只用“一鸣”两字就似乎写出了驴的虚荣和卖弄了。因为当时虎对驴并无任何妨害，所以驴让虎“大骇”“远遁”“甚恐”的“一鸣”之举，不是自我炫耀、借以吓人又是什么呢？人们都把驴作为愚蠢的代名词，看来同它在这篇寓言里的鲜明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总之，柳宗元的《黔之驴》这篇寓言，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难怪它千古传诵成为我国文苑里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花。

参考资料：

1、 王松龄 杨立扬 等．柳宗元诗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204-2112、 陈振鹏 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1049-1053

曾绝朱缨吐锦茵，欲披荒草访遗尘。
秋风忽洒西园泪，满目山阳笛里人。

　　马燧立下战功无数，但是诗人感怀的不是他的赫赫战绩，而是他的仁者之心。史载马燧务勤教化，禁止横征暴敛，去除苛刻烦琐；宽以待下，士众临阵“无不感慨用命，斗必决死”。马氏一生大节，追述起来，足成一书。但作者运用典故，只一句就把这意思灵活表达出来了。“绝缨”事出《战国策》：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日暮酒酣，殿上烛灭，有人乘暗戏牵楚庄王所宠美人的衣裳，美人扯断其冠缨（帽带），以告王，命立即点烛，以便追查。楚庄王不欲因此处分人，遂命群臣皆绝缨而后燃烛，使得难以识别出先绝缨的那个人来。后来吴军攻楚，那个戏牵美人衣襟的人临阵特别卖命。“吐茵”事出《汉书》：西汉丞相丙吉宽待属吏，他的车夫嗜酒，有一次喝多了呕吐在车上，弄脏了华丽的车垫（锦茵），左右的人想斥逐这个车夫，而丙吉认为不过弄脏一张车茵（席），不为大过，无须大惊小怪，不至于赶走他。此诗首句就是通过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刻画出一个目光远大、胸次宽广的人物形象。一句中实用两事，语言极为凝炼。

　　次句直陈追慕先贤的心情，“欲披荒草访遗尘”，咏凭吊事兼写出旧园遗址的荒凉。“朱缨”“锦茵”与“荒草”“遗尘”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今昔盛衰之感。

　　紧接着，后两句写诗人怀古伤今的悲痛，又用了两个典故。“西园”系建安诗人在邺城的宴游之所，为曹植所建，后经丧乱，曾与其会的刘桢旧地重游，感怀为诗云：“步出北门寺，遥望西苑园。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西园泪”即谓此。“山阳”（今河南修武）为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旧游之地，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重过其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因而想到昔日游宴之乐，作《思旧赋》。“山阳笛”即指此。用此二事写物是人非之慨是很贴切的。但这两句用典与前两句有所不同，它是融合在写景抒情之中的。秋风、园苑，是眼前景；闻笛、下泪，是眼前事。但谓之“山阳笛”、“西园泪”，就赋予笛、泪以特定感情内容，限制同时又丰富了诗意的内涵。三句的“忽”字值得玩味，“披荒草访遗尘”，尚能自持，忽然洒泪，却是“闻笛”的缘故。“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思旧赋》），那如泣如诉的笛声，一下把诗人推入向秀赋的意境，使他怆然涕下。所谓“山阳笛里人”，是向秀因闻笛而感伤怀念的逝者。《思旧赋》中还说：“惟（思念）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何往）”，正好借来作为“欲披荒草访遗尘”到“满目山阳笛里人”的注脚。但也不尽是怀旧而已，它包含一种不平之鸣，就是如沈德潜所说“伤马氏以见德宗之薄”（《唐诗别裁》卷十九）。

　　如前所述，后两句用典较虚（活），前两句用典较实。其中道理，可用姜夔的“僻事实用，熟事虚用”（《白石道人诗说》）八字说明。僻事如用得太虚，则不易为人理会，故宜实用。“绝缨”“吐茵”之事，旁人罕用，就属僻事之列。熟事如用得过实，则未免乏味，活用则耐人含咀。“山阳笛”为人所习用，就属熟事之列。

　　与窦牟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赵嘏有首《经汾阳旧宅》，诗云：“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是怀念唐朝中兴元勋郭子仪之作，主题与窦牟这首《奉诚园闻笛》略近。两诗对照，则赵诗见白描之工，而此诗擅用典之妙。

参考资料：

1、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741-743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如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等等。刻印古书时，也要把当世应讳的字改掉或缺笔。这叫做避讳。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或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在他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就遭到了非议（晋、进同音），终于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韩愈曾鼓励李贺应进士试，也被人指责。面对这种陈腐的时尚，韩愈十分愤慨，《讳辩》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韩愈不敢反对避讳，他只能巧妙地引用经典和法律依据，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搞得过滥。文章层层设问，一波三折，语言辛辣，说理痛快。全文没有一句从正面说出作者的主张，读者却可从中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结论。

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
正是玉人肠绝处，一渠春水赤栏桥。

　　起句，点明咏柳本题。“宜春苑外”四字，点出杨柳所在之地。“最长条”三字，简约的勾勒柳枝的“长条”形状。柳，向以“垂柳”为美，冬去春来，发芽抽枝，很快长条拂地。因而咏柳的作品，总是渲染柳条的柔长。温词言柳，也先写其“长条”，既将柳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而着一“最”字，分明已将人的观感溶于其中。那么，词人不写其他花树，却独言柳，可能只是因为柳的“最长条”，或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但仔细分析即可知，细长柔软的柳条，最能勾起人的离情别绪。柳条随风摇摆，与人难舍又难分，好像还有许多惜别的话，没有说出来，饱含着激情。细细地柳丝，似人的情思。因此，描摹柳的“长条”，已暗示人的伤怀，以物喻人。紧接“闲袅”句，承首句，咏柳枝柔细而俏美的样子。美人舞腰纤软，用以媲美杨柳树枝在春风中舞动的轻柔美妙景象，十分生动可爱。“伴舞腰”，其一“伴”字，描摹柳条与春风结“伴”，即与春风共舞 ，拟人化手法更为浓重，甚得物之神韵。自然地引起下文“玉人”的感怀。

　　三、四句，借柳而赋离情。说“玉人”肠绝，表明她的悲伤；而用虚词“正是”蝉联，便与首句“最”字挽合，既有开合震荡的节奏感，更强化了此句与上两句之间的一意贯连，即标明，正是春风中摇动的柳条，牵惹起“玉人”的离情别绪。至此，感悟伤怀的题旨充分表露，唱叹之间，使物我无间。“一渠春水赤栏桥”，再以景结拍。此句，表面来看，正与首句景色相合：宜春苑外，碧水红桥，映衬绿柳，为画面增添许多春色。这景象，明丽可人。但是，联系上片“玉人肠绝”，便显然可见眼前景含无限情。作者借“桥”的意向，喻示桥头折柳送别，令人肠断，像汉人送远行者至灞桥伤别一样。故“赤栏桥”一经温词采用，便顿现光彩，使得后世亦常用以描写离别情境。而“一渠春水”的意向，既比拟愁如春水，也象征别易会难、别情无奈，“恰似一江春水流”，空留感伤。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言简意深，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不露一丝痕迹，形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正是玉人肠绝处”，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客观地咏物写人，春风、春水、赤栏桥，却皆染上离人的意绪，读来令人感慨，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一、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典故等修辞方法暗示出来。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

参考资料：

1、 张红．温庭筠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3：157-1622、 陈绪万．唐宋元小令鉴赏辞典：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