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怨（别恨）

　　这首词写的是词人闲居生活的怡然自得，其中暗含着词人被罢官之后的百无聊赖。

　　上片起首的“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两句，词人说自己不愿意在长安城附近学汉初的邵平，在青门外种瓜，而是一心只求能够回家过上渔钓的闲适生活，安度余生。词人本是一心报国之人，在此处却说自己想要归乡隐居，实际上是对自己仕途不顺、郁郁不得志的派遣之词。由于词人此时已经迁居到山阴县南的镜湖之北、三山之下，在怡人的自然环境的感染之下，词人不免发出了“渔钓送年华”的呐喊，实际上是借此派遣自己心中的种种痛楚。接下来的“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两句，词人写的是镜湖之上的景色：成双成对的新燕在春意盎然的湖岸上飞来飞去，远处的天幕上沙鸥点点，轻轻地落在了暮色笼罩的沙洲之上。此二句紧承上文，描绘出一幅淡雅怡人的镜湖之画，透露着词人心境的愉悦。

　　下片起首的“歌缥缈，掳呕哑，酒如清露鲜如花”三句，词人写湖中泛舟之人的歌声缥缈，大船上声音嘈杂，饮用的酒像清露一样甘醇，舴鱼像花一样诱人。这三句是词人对“渔钓”生活的具体描写，一派其乐融融的气象。结拍的“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两句，词人说逢人问自己要回到什么地方去，他笑着指着自己的船儿说： “这就是我的家。”词人在全词结尾的部分将自己心中热爱自然的情趣推向了高潮，想要以船为家，一股旷世的情怀跃然纸上。

　　词人虽然将自己的怡然自得表现得极为张扬，但联想到词人当时的处境可知，他被罢官免职，心中自然不会如此轻松愉悦，因此此处的“笑”实际上是强作笑颜，词中表现的旷达情怀实际上是强作旷达，词人心中仍然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霾。写的是“渔钓”的闲适，所要传达的却是“渔钓”的因由。

　　这首词移情于景，含而不吐，意境微妙，含蕴深厚，非常耐人寻味。

参考资料：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么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

参考资料：

　　这首词所写的，可能并非词人日常家居的情景，似乎是在他乡做官多年，终于久游归来，或者少年时曾在某地生活过，而此时又亲至其地，重寻旧迹。

　　“小阑”两句，画出那小阑干围着的花圃，红芍药长得枝叶繁茂，花儿已经含苞，好似一支支玉簪，这亦即是晁补之笔下所描写的春末夏初的景象，“春回常恨寻无路，试向我、小园徐步。一栏红药，倚风含露，春自未曾归去。”（《金凤钩》）“雨余”句写风声，鸟鸣声，用杜荀鹤《春宫怨》诗意：“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正当雨后初晴，风软烟淡，空气温润和暖。“秦观词亦有“花影乱，莺声碎”之句。鸣声随暖风送入耳际，似挽留、似惋惜，真是“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这里写出春将逝去而光阴犹足可流连。“迟迟日”两句，点明季节特征，是白昼渐长，日影阑珊，即所谓“春欲尽，日迟迟。”“一分阴”，言偶有浮云，瞬即消逝。“犹带”两字，使语气显得宛转，对春欲尽不无怅触而情调并不低沉。季节正当春深，又值雨后。柳暗花明，花栏里的红芍药抽出了尖尖的花苞（其状如簪）。这不光由于季节的原因，也由于雨水的滋润。“雨余”二字，虽然到第四句才点出，但这一因素，实际上贯串着整个景物描写。由于春雨之后，天气稳定，风和日丽，鸟雀唤晴，鸣声也格外欢快。一个“碎”字，见出鸟雀声纷繁，乃至多样。春日迟迟，由春入夏，白天越来越长。而湿润的春天，总爱播阴弄晴，“犹带一分阴”，正显出春天雨后景色的妩媚。总之，词人抓住春深和雨后的特点，写出眼前风物的令人流连忘返。

　　换头“往事莫沉吟”，起得很陡，从心理过程看，它是经过一番盘旋周折才吐出的。“莫沉吟”，正见作者面临旧游之地对往事有过一番沉吟，但又努力加以排遣，用“身闲时序好”劝自己登临游赏。“时序好”，并非宽慰自己的泛泛之词，从上片写景中，已显示了这一点。“旧游”三句，语意忽又一转，写登临以后触景伤神，心情转向惆怅。刘过《唐多令》结末有云：“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是说美景当前，载酒泛舟江上，但已无法回复到昔日同舟游乐的心情，李攀龙云其“因黄鹤楼再游而追忆故人不在，遂举目有江上之感，词意何等凄怆。”与之相较，本词末尾虽亦写今昔之感，却不用直叙而用深一层写法，先说旧地风光，历历可寻，但仍怅然若有所失，所寻求的究竟是什么，“惟有”两字一转指出纵使风景不殊，但年少登临时那种豪情壮怀，却已随流光而消逝，无从寻觅。放眼四望，春光将尽，不禁百感交集，如今国事日非，虽欲有所作为而不可能。

　　词所表现的情绪是复杂的。年光流逝，故地重游之时，在一切都可以复寻、都依稀如往日的情况下，突出地感到失去了少年时那种心境，词人自不能免于沉吟乃至惆怅。但少年时代是人生最富有朝气、心境最为欢乐的时代，那种或是拏云般的少年之志，或是充满着幸福憧憬的少年式的幻想，在人一生中只须稍一回首，总要使自己受到某种激发鼓舞。人生老大，深情地回首往昔，想重寻那一颗少年心，这里又不能说不带有某种少年情绪的余波和回漩，乃至对于老大之后，失去少年心境的不甘，不满。“回来吧，少年心！”词人茫然若失之际，在潜意识里似乎有这种呼唤。可以说，词人的情绪应该是既有感恨，又不无追求，尽管他知道这种追求是不会有着落的。

　　词的上片写春深雨后的环境气氛，切合人到中年后复杂的心境意绪，它令人赏心悦目，也容易惹起人感恨。换头“往事莫沉吟”，对于上片写景来说，宕出很远。而次句“身闲时序好”，又转过来承接了上片关于景物时序的描写，把对于往事的沉吟排遣开了。

　　“旧游无处不堪寻”，见出登临寻访，客观环境并没有惹人不愉快之处，但语中却带出“旧游”二字，再次落到“往事”上。“无寻处，唯有少年心”，“无寻处”，三字重叠，以承为转，并且大大加强了转折的力量。过去的人生轨迹虽然还能找到，但少年时代那种天真烂漫的活泼之心已无法找到，找得到的东西反而增添，找不到东西的怅惘之情，使读者也不免感慨万分。词就这样一次次地铺展开来，又一次次地收转回来，使诗词既有气势，又把作者通过写词表达的忠情逐步深化了。

参考资料：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此词以追怀南宋起笔，汉上指江汉流域，是女词人故乡。江南指长江中下游流域，词中借指南宋。都会繁华，人物如云。指故国的繁盛。“尚遗宣政风流”，南宋文明源于北宋风流文采。宣、政指北宋政和、宣和年间。“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千里长街，连云高楼，朱户绿窗，帘钩银光灿灿。

　　“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貔貅，猛兽之名，借指侵略者。这里指元兵南犯，势如洪水猛兽。公元1274年（咸淳十年）元兵自襄阳分道而下，不久东破鄂州。公元1275年（德祐元年）三月，南陷岳州，“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长驱直入的蒙古兵占领了繁华绮丽的汉上江南，如风暴横扫落花。从起笔写南宋文明之繁华，笔锋一转，写元兵大兵南侵，“风卷落花愁”，表达了词人对国破家亡之恨和自身被掳之辱的无限悲慨之情。笔锋一转，女词人以包容博大的气魄和卓越的识见转写宋代历史文化大悲剧，笔力不凡，也表现了女词人超人一等的思维安位。当女词人作此词时，已被掳至临安，临安被陷之景，其触目惊心悲慨之深，是可以想见的。清平三百载，从南宋直扩展至三百年南北两宋。“典章文物”四字，凝聚着女词人对宋代历史文化之反思与珍惜。此四字指陈出有宋一代文化全体。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灿烂文化三百年，如今扫地俱休！女词人之绝笔，写是历史文化悲剧之写照。此三句承上片而来，但典章文物显然比十里银钩更其深刻，是为巨眼。全词有此三句，意蕴极为遥深。在女词人心灵中，祖国与个人双重悲剧，原为一体。以下写个人命运之悲剧。“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就其深层意蕴言，则是庆幸自身在死节之前犹未遭到玷辱，保全了清白。是足可自慰并可告慰于家国。词读至此，真令人肃然起敬。一弱女子，能在被掳数千里后仍全身如此。非一般人所及！其绝笔之辞气又复从容如此，气度显亦超常。

　　“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借用南朝陈亡时徐德言与其妻乐昌公主破镜离散典故，说出自己与丈夫徐君宝当岳州城破后生离死别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丈夫最后的深挚怀念。徐郎，借徐德言指徐君宝。同姓而同命运，用典精切无伦，自见慧心。徐德言夫妻破镜犹得重圆，而她们夫妇死节已决。故女词人之用此古典，其情况之可痛实过之百倍。“徐郎何在”？生死两茫茫，惆怅何其多。情变悲愤激烈而为凄恻低徊，其言之哀，不忍卒读。“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的意思是：从今后，我的魂魄，要飞过几千里路，回到岳阳故土，到夫君身边。从容绝决而又固执不舍，充分体现出能出世而仍入世、置生死于度外的传统文化精神。“夜夜岳阳楼”结笔于岳阳楼，意蕴遥深，亦当细细体味。

　　女词人在词中对自身被掳艰危之现实，着墨尤多，而寄之以对文明的追思之中，对祖国沦亡亲人永别深致哀悼，写南宋文明之繁盛及横遭蹂躏。在回忆和反思中。下片写徐郎何在与断魂千里，运用悬望与想象。表现了女词人远思之凌空超越。此词另一特点是意境之重、大、崇高。从历史文化悲剧写起，哀悼宋文明的衰亡，词境极为重大。词中表明自己死节之心，将祖国和个人的双重悲剧融汇，意境极为崇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作为一篇绘画题记，大多要描述画面的形象，叙说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总之，不外以鉴赏、考订为主要内容。而苏轼这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却不是一般的绘画题记，它实际上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就不能不打破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作者所要追怀、悼念的不是普通的朋友、亲戚，而是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况且这追怀、悼念又是因逝者的一幅《筼筜谷偃竹》的绘画而引起的，所以最好的追怀、悼念，就莫过于充分指出和肯定逝者在艺术上的杰出的创造和成就。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文同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种从生活体验到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是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