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应观桃花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上片，写初春美好时光。第一、二句点明初春的时令：“莺初解语”；点明初春地位：“最是一年春好处”。接着三、四句就写初春美景：“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通过初春细雨滋润草根而转青色而转明丽这一细微变化，把如画的春光美景生动地描绘出来。尤其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观察得极为细致，描写得极为逼真。因为远看刚刚返青的草芽，呈现青色；而近看草芽，则仍是黄色的了。这自然不是东坡的发现，早在唐代，韩愈就注意到了，并写进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去了。诗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东坡点化运用韩诗的传神之词句，用进上片，正好道出了初春的可贵，而又不露痕迹。

　　下片，劝人尽赏春光。“休辞醉倒，花不看开人易老”，是说不要借“醉倒”沉醉之故，而拒绝去看春花。不看春花，就意味着失去了花会给人的青春活力，意味着时光易逝，人走向衰老。这是最大的人生误区。“人生易老天难老”。东坡的言辞中同样也充满了人生哲理。东坡曾说“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何不改为“人生何以易此乐，及时看花春常归。”“莫待春回，颠倒红英间绿苔”，带有醒世之意的恒言。不要等到春离开人间吧。否则，将是“红英”纷乱地夹杂着“绿苔”而失去春的魅力。子由《闻子瞻重游终南山》诗一开头就说得好：“终南重到已春回，山木缘崖绿似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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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以抒情女主人公的语气叙述其短暂而难忘的爱情故事。她从头到尾，絮絮诉说其无尽的懊悔。作者以追忆的方式从故事的开头说起，不过省略了许多枝节，直接写她与情人的初次相会。这次欢会就是他们的初次相遇。初遇即便“幽欢”，正表现了市民恋爱直捷而大胆的特点。这样的初遇，自然给女性留下特别难忘的印象，她一心认定“便只合，长相聚”。但事与愿违，初欢即又是永久的分离。

　　暮春时节所见到的是“乱花狂絮”，春事阑珊。春归的景象已经令人感伤，而恰恰这时又触动了对往日幽欢幸福与离别痛苦的回忆，愈加令人感伤了。“况值”两字用得极妙，一方面表示了由追忆回到现实的转换，另一方面又带出了见景伤情的原因。“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之“伊”为第三人称代词，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柳永的俗词是供女艺人演唱的，故其中的“伊”一般都用以指男性，此词的“伊”亦指男性。女主人公将春归与情人的离去联系起来，美好的春光她的感受中好象是随他而去了。“直恐”两字使用得很恰当，事实上春归与人去是无内联系的，她所作的主观怀疑性的判断，将二者联系起来纯是情感的附着作用所致，说明思念之强烈。“一场寂寞凭谁诉”，词情的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场寂寞”是春归人去后最易感到的，但寂寞和苦恼的真正原因是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也不宜向人诉说，只有深深地埋藏自己内心深处。于是整个下片转入抒写自身懊悔的情绪。作者“算前言，总轻负”，是由于她的言而无信，或是损伤了他的感情，这些都未明白交代，但显然责任是女方；于是感到自责和内疚，轻易地辜负了他的情意。再讲“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可以看出她当初未考虑到离别后情感上竟如此难于割舍。他不仅举措风流可爱，而且还品貌端正，远非一般浮滑轻薄之徒可比，实是难得的人物。而这个人“更别有、系人心处”，写说她才能体验到的好处，也是她“难拚”的最重要的原因。

　　结句“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位妇女悔恨和思念的精神状态。攒眉即愁眉紧锁，是“思量”时忧愁的表情。意思是，每日都思量，而且总是忧思千次的，可想见其思念之深且切了。这两句的表述方式很别致，正言反说，语转曲而情益深。不思量已是攒眉千度了，则每日思量时又将如何，如此造语不但深刻，而且俏皮，十分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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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的本旨是写水仙花，但从头至尾没有直接点出。看他运笔，似乎每一笔都在写湘水神女，实际却是笔笔在写水仙花，水神水仙，交融在一起，直至把水仙写得有血有肉，有灵有气，显的亭亭玉立，飘然若仙，由此，足见作者运用比拟这一手法已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方。作者用拟人笔法，把水仙花作为水仙神女，加以形容描绘，故上片起三句连用三个“湘”字，借湘水女神比拟水仙。“湘灵”即湘水女神，传说舜的二妃娥皇、女英死后为湘水之神。这里用以比拟水仙花，既增加了神话的色彩，又能唤起读者美的联想，扣题“水仙”。“云”、“月”，是艺术烘托之笔，为水仙的出现造成一种云月朦胧的静美境界。“梦”、“吟”、“吊”，则表现了作者面对水仙所升起的那种向往爱慕的醇美感情。这三句虽然只有九个字，却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具有特定神话氛围的艺术境界。“有谁见”三句，写水仙的形象美，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轻盈娇羞的神女。“罗袜”、“凌波步”，出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后来黄庭坚借入咏水仙诗，有“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句；而作者却写道：“有谁见、罗袜尘生？”意思是说罗袜无尘。用“有谁见”提出质问，遂翻出新意，轻轻为罗袜祛尘，写出了一个纤尘不染的美女形象。

　　“凌波”、“步弱”，皆形容女性步履轻盈，这里借指水仙植根水中，婷婷立于水面，宛如凌波仙子。“背人”句，由形及神，写神女的娇羞情态。“六铢”指六铢衣，佛经中称忉利天衣重六铢，是一种极薄极轻的衣服，由此可见其体态的绰约，这里用来表现水仙体态之美。“娉娉”两句，从姿态、颜色、质地等方面写水仙花的美，仍然是以美女比拟。先用一“晕”字染出水仙花色泽（“娇黄”）的模糊浸润，再以“玉色”加以形容，而以“轻明”状其质地薄如鲛绡，莹如润玉。这几句，极见作者观察的真切和用笔的工细。

　　上片巧借神女形象为水仙花传神写照，侧重于外表形态。下片则深入一层，探其精神世界。“香心”四句，“香心静”，写花，香而静：“波心冷”，写水仙所居之水，水仙冬生，黄庭坚称为“寒花”，故写水用“冷”字，此句得姜白石《扬州慢》“波心荡、冷月无声”意境：“琴心怨”，上片既有“湘灵”，此处“琴心”云云，似与司马相如的“琴心”无干，盖由屈原《远游》“使湘灵鼓瑟兮”句变化而来，并化用唐李益《古瑟怨》“破瑟悲秋已减弦，湘灵沉怨不知年”句意，古典诗歌中往往琴瑟连用，此处换瑟为琴，似无不可，作者既以湘灵比水仙，故有寄怨心于琴声的想象，以与“静”、“冷”相协调：“客心惊”，则写作者的情怀。“客心”，即旅居异乡的心情，盖亦羁旅之人，且这几句中的“静”、“冷”、“怨”等，皆系作者的心理感受，此处又着一“惊”字，自是客中见花的特有感情。“怕佩解、却返瑶京”，佩解，出于刘向《列仙传》，说郑交甫遇见江妃二神女，郑欲请其佩（佩玉），二女遂手解其佩与交甫，交甫怀之，旋即亡失，回顾二女，亦不知所在。欧阳修以“解佩”喻花落春归，其《玉楼春》有“闻琴解佩（通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句。“瑶京”，此指神仙所居的宫室。这句是说担心水仙花衰败零落，象江妃二女那样在人间打个照面就又返回仙宫去了。“客心”之所以“惊”，盖与这种担心不无关系。“杯擎清露”两句，仍然写花。水仙花状如高脚酒，故《山堂肆考》说世以水仙为“金盏银台”。作者从花的形状展开想象：这“杯”中盛满了醇酒般的清露，高高擎起，使那挚友春兰和梅兄也要为之酣醉了。“梅兄”，出黄庭坚咏水仙诗“山矾是弟梅是兄”句。梅、水仙、春兰，次第而开，故有“友”“兄”之说。结两句用“苍烟万顷”、“雪冷江青”，再次点染水仙所处的环境。苍烟、江雪，构成一片迷茫冷清的境界，无怪乎娇弱的水仙要“断肠”于此了。这是一首十分优美的咏物词，所咏之物是水仙花。所以，全词立意命笔，无不围绕“水仙花”这个主题。全词在创造艺术境界方面，亦颇见工力。作者用“湘云”、“湘月”、“湘灵”、“香心静”、“波心冷”、“琴心怨”以至于“苍烟万顷”、“雪冷江清”等等，构成了一幅清冷雅静、幽远和美的艺术境界；且其所写之物，如云、月、罗袜、六铢衣、瑶京、清露、兰、梅等等，皆无比温柔高雅，又给这静美的艺术境界增添了许多灵秀之气；最后再用万顷苍烟加以笼罩，与梦云吟月相应，又给全词凭空增加了几分朦胧美，于是“六铢”愈见其轻，“娉娉袅袅”，愈见飘逸。凡此用笔，皆为描绘神女（水仙）形象而设，而这形象，也就随着这种用笔活灵活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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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写于作者中年以后溯江而上之时。他有志报国，投书献策，希图仕进，并劝说诸路帅臣，致力恢复中原，均未奏效，流寓他乡，抑郁不平。上片写依人客居，抒寻秋思乡的失意之情。起首三句先用冯谖弹铗的故事叙说自己从金陵西上，旅途艰苦、窘迫十分不得意的状况。“梦里”三句点明时间是在秋季，心情的苦闷，更勾起思乡的情怀。但家乡路遥。欲归不得，更令人伤感。“万里”以下，感叹自己长期在外奔波，岁月流逝，年纪已老，却事业无成，字句之间，流露出深沉的感慨。下片追忆青年时代的凌云理想与豪迈气概，抒请缨无路的惆怅。那时他的理想虽无人理解，但他自己立下不澄清中原绝不罢休的壮志，酣放自若，不可一世，连腰上的宝剑也发出声来表示要上阵杀敌，可现在他竞一事无成，谁能理解他此时的心绪？最后他希望有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人，用他们的诗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情绪。

　　本词抒发了作者事业无成的忧虑和苦闷，写来如水银泻地，挥洒无余。风格豪放，感情深沉，用典贴切，笔力峭拔。刘熙载《艺概》中称刘过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读者可从这首词中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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