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起效徐陵体

　　词的上阕，抒写了丹青重识的悲戚。睹物思人，自然情伤，更不用说是面对展露容颜笑貌的画像了。放“沮咽却无声”，起句感情凝重。因无声之泣比有声之哭更具酸楚之感，因而它的哀痛之情尤足悲人。“只向从前悔薄情”，语痛情切，读后如见作者对着画像呼唤亡灵表示悔痛的情景。从前未必薄情，然而言“悔薄情”者，严厉责己，正表现出爱之深、爱之切。“凭仗丹青重省识，一片伤心画不成”，道出了突然见到亡妻画像时的复杂心情与怆绝感情。生时虽然同床共席，但死别使他们分离，今天凭借画像重新见到了那清俊的面庞，盈盈的双目，怎能不使他悲伤欲绝呢？“画不成”这一句，用元好问《十日作》成句，意谓因伤心一片故难以握笔填词，上阕就在这样浓重的伤情中结束。

　　词的下阙写回忆诀别的哀痛。“别语忒分明”一句，虽未具体写别语的内容，但它包含着妻子临终时没说完的肺腑言、衷肠语。如今它是那样清楚地回响在耳边。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声音，孰料它竟成永别的遗言！言犹在耳，痛定恩痛，令人不胜其哀。“午夜”三句，以“梦”喻生，以“醒”喻死。“午夜鹣鹣梦早醒”，喻他们夫妇如比翼之鸟情深意蜜，却中道分离。这里用“避讳”手法，不忍言死，既以减轻自己的悲伤，也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挚爱。自妻子死后，他时刻处于思念之中，尤其在深夜，听着风吹檐前铁马，更鼓声声，痛悼、思念之情，便齐涌心头，常常泣不成声。“卿自早醒侬自梦，更更，泣尽风檐夜雨铃”之句，化用唐明皇闻铃总念杨贵妃作《雨淋霖》曲的典故，抒发了这种恨好景不常、好梦易醒，无限思念、无比哀痛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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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数十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词，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傥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唯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众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杂记”，是古代散文中一种杂文体，因事立义，记述见闻。该文是“杂记”名篇，材料繁富，错综复杂，人物众多，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重点描写，“杂”而有序，散中见整，中心突出。如用方苞提出的古文“义法”来衡量，繁富的材料就是“义”，即“言之有物”；井然有序的记叙就是“法”，即“言之有序”。文章记狱中事实，在触目惊心的叙述中，间作冷峻深沉的议论。

　　全文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段，自开头至“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写刑部狱中瘟疫流行情景，揭露造成瘟疫的根源；第二段，自“余日”至“于是乎书”，写刑部狱中系囚之多的原因，揭露刑部狱官吏诈取钱财的罪恶；第三段，自“凡死刑狱上”至“信夫”，写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心狠手辣，揭穿刑部狱敲诈勒索的黑幕；第四段，自“部中老胥”至“人皆以为冥谪云”，写胥吏放纵主犯，残害无辜，主谳者不敢追究，揭露清代司法机构的黑暗与腐败；第五段，自“凡杀人”至结尾，写胥吏狱卒与罪犯奸徒勾结舞弊，揭露刑部狱成了杀人犯寻欢作乐牟取钱财的场所。

　　文中主要揭露了以下事实：

　　一、狱吏与狱卒的工资收入微薄。

　　狱吏每年只有工食银六两，按当时一般平民生活标准只够四口之家一个月所用。这还是在册的狱吏，而不在册的就更低了，他们虽然收入这么低，但大多还通过各种关系，打通种种关节要来县衙当差（狱吏一般是违法进来的，没有通过科举考试，无法保证文化素质）。他们主要是靠山吃山。

　　二、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相枕藉。

　　到了夜间，死了的和活着的人脚碰头而躺着，无法转动，这样一来，瘟疫越传染越多。犯案多次的大盗贼、杀人重囚，生命力旺盛，而且因有心理准备，心态平稳，很难被传染。那些接踵并肩而死亡的，“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都是因轻罪被囚的以及被牵连、被捉来当证人的那些没有犯法的人。被牵连、被捉来当证人的的人是冤屈的，又加之担心家里的亲人，精神已经崩溃，免疫力快速下降，发生瘟疫，最容易被传染。

　　三、无所不用其极的敲诈勒索与贪赃枉法。

　　为了增加敲诈钱财对象，狱吏们就想方设法株连，把与案件稍有牵连、沾点边的人统统抓进来，“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他们把这些清白无辜的人折磨得“呼号达旦”无法忍受，接着诱劝倾家荡产交纳大笔保证金，一交来他们就私分，接着对贫穷无钱取保的人加倍折磨，以此警告不愿掏钱的人。结果是“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致死”。罪魁祸首只要有钱取保，反而逍遥狱外，而众多涉案者和证人却被活活折磨死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犯人同是被捆绑，如果没钱贿赂，他们就在捆绑时把筋骨折断，甚至造成终身残废。同是遭受板子、夹棍刑讯，但因贿赂钱数差别大，造成伤害的后果差别就也非常大：“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因此，文中表现了老百姓“屈死不告状”的心态。

　　四、对死刑犯进行偷梁换柱。

　　最让作者震惊的是，只要肯掏大价钱，狱吏们连死刑犯也能偷梁换柱。有狱吏对判死罪的贪官说：“给我千金，我让你活！”贪官问：“你用什么办法让我活？狱吏说：这事不难！在判决书封奏之前，我把同案犯中没有亲戚家人的单身汉的名字和你换换位置！”贪官问：“你就不怕事后上级发现？”狱吏说：“发现了肯定要处死我，但也要罢主管领导的官，他们舍不得头上的乌纱帽，只能打掉牙齿肚里吞，暗暗叫苦而不敢声张，我的性命自然就也保住了。”狱吏与狱卒们胡作非为，他们暴虐成性的嚣张气焰，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方苞通过自己在刑部狱中的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把狱吏与狱卒的残酷无情、暴虐成性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揭露了天子脚下的刑部狱的种种黑幕，百姓的横遭逮捕、冤死狱中，以及狱吏的敲诈勒索、受贿枉法、草菅人命等事实，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司法机构的腐败与恐怖。

　　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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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舟”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