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夕汲虎丘第三泉煮茶坐松下清啜

　　大凡诗人画家总爱把渔家生活想象成悠闲恬适，充溢着闲情逸致。因而，在失意于官场仕途，倦怠于羁旅行役时，也总把渔船钓竿，湖波江浪作为寄情的物象，柳荫船蓬即成了休憩避难的桃花源。在他们笔下，日月晨昏的渔夫生涯显得轻松舒畅，撒网逐浪的岁月也变得碧波荡漾，其乐无穷。但是，孙承宗的渔家别具一番情调，道出了渔家的艰难与哀怨，对诗人，画家号为“渔家乐”的时弊提出了诘难。

　　诗的前两句白描了两幅画，一幅是雪月江上风波图，一幅是浪尖捕捞图。在一个雪霁朗月的冬夜，迫于生计的渔夫撑着小船颠荡在浪尖上。江上北风凛冽，船板上涂满了清冷月光。遥看岸上厚厚的雪，在月色下闪着模糊的寒光。在阴冷的背景映衬下，凸显出打渔人家的辛苦。一个“呵”字，一个“提”字，生动逼真，人物神态毕现。呵一呵冻僵的手，试图让体温来驱走些弥漫的寒气，再拿起结满冰霜的竹篙来撑船，一股凉意直透心底，手还是麻木的，渔夫艰难的撑着篙，费力的撒着网，生活的小舟随波逐流飘荡着。

　　第三，第四句，直陈对诗人画家好为“渔家乐”流弊的不满。深斋重阁中的许多封建士大夫不去真正体察民苦，“不识”大自然的险风恶浪，却想当然的描摹出一幅幅风花雪月图，借以派遣仕途失意惆怅和苦闷。 要想如实描绘出渔家的苦乐，没有深入民间的勇气，是不行的。此诗观察细致，格调清新，文句简洁，描摹传神，笔力矫健，是为民请命的好诗。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上片“小桃枝下试罗裳”，是说出游前的准备。天气渐暖，要换上春天的罗裳，不是一换就得，所以要试，试衣于小桃枝下，很可能是普通农家的女孩子。站在小桃枝下，映衬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不仅如此，鲜艳的桃花和女子衣上的香泽又引来了翩翩的蝴蝶。不说蝴蝶环绕飞舞，却说“蝶粉斗遗香”，蝶翅上扑落的粉末和女子遗落的香泽比赛，哪一种更香，这就婉转曲折深有意趣了。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本来也是美的化身，所以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中，才有化蝶之说。

　　游春的人自然很多，有乘宝马香车的，“玉轮碾平芳草”，从芳草地上忽忽驶过，车中的贵妇娇娃，也只在车窗中露出了半面。但“半面恼红妆”，这半面娇容却引起这位游春少女的不快。可能是因为她们乘坐的香车对于芳草的摧残，也可能因为她们不暇他顾的高傲姿态。李商隐《南朝》诗云：“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讽刺南朝苟安于半壁江山，犹如徐妃之半面妆，如取用李商隐诗意，则“半面恼红妆”当指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只图苟安一时，如同南朝梁、陈末年故事。这种时事使人烦恼，故云：“半面恼红妆。”惟此，前面的“玉轮碾平芳草”也可解释为暗指南明弘光朝排斥忠良压制贤才，这样来解释这两句词，可能显得牵强一些，但是，“半面恼红妆”又似乎不是一般语言，很值得探究。

　　下片“风乍暖，日初长，袅垂杨”三句，写的是初春景象。风才开始变暖，白天才开始变长，垂挂的柳枝才缀上新绿而随风飘荡。三句非常紧凑。从几种事物中观察，感受表现了初春的特点。而以下的三句“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却大有春事已过的景象。关于燕子，在子龙词中多次提及，如《山花子·春恨》“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眼儿媚》“只愁又见，柳绵乱落，燕语星星”、《蝶恋花·春日》“燕子乍来春渐老，乱红相对愁眉扫”、《江城子·病起春尽》“凭燕子，骂东风”。几乎都是与暮春春尽联系着。此处“一双舞燕”恐怕也不是早春景象，“万点飞花”更是暮春特有之景，“满地斜阳”也平添了一份凄清。这后面的三个四字句，与前面的三个三字句，意思上有承接，时间上有发展，似是感叹着“九十韶光如梦短”（《渔家傲》），由初春写到春夫，时间上的跨度是为了表现情感上的跨度。

　　这首词描写春游所见，情景相生，处处透着词人盎然的游兴。词的开始两句用烘托法。桃下试裳能让人产生“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联想。而蝶粉斗香，又可想见女子春服艳丽如花的美好形象。接下来轮碾芳草，红妆半露，也是情态毕现，鲜明如画。整个上片着笔于人，浓墨重彩。下片则转而写景。风暖日长，垂杨袅袅，双燕翩翩，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景润人心，词人想必也是逸兴满怀。结尾“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微微露出美景不能永驻的淡淡春愁。正如杜甫《曲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及梅尧臣《苏幕遮》“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所歌咏，在这样的时刻，文人总不免会透出一丝纤柔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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