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竹一篇七章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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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此诗一开篇借用汉武帝历史典故、借汉喻唐的修辞手法，以铺叙方式描绘出一幅大汉无中策、匈奴侵犯入境的景致，加倍形容战况非常危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无中策”、“犯渭桥”起烘托气氛之意，点明题旨，升华主题，为下文作铺垫。

　　“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紧扣上文，主要介绍战况相当危急，战事一触即发，讲述匈奴驻扎离长安不远的五原，以“秋草绿”“一何骄”突显匈奴趁草茂马壮之时侵犯中原，直逼都城长安。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描绘一幅战将们受命西征、报家为国的壮丽景致，明写汉军战将西征，横行阴山，实则写贞观三、四年间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出征平定突厥离叛之事。

　　“燕支落汉家，妇女无华色”借用汉使骠骑将军的典故，写汉军征途所向无前，恃勇锐冲锋出战，大败匈奴军，让匈奴人叫苦连天，暗寓出诗人歌颂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平定突厥离叛的煌煌武功，与此同时，以借古鉴今为警戒，提醒唐玄宗要重视边防。

　　“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讲述汉军渡黄河、临瀚海、战胜休兵后，胡汉人民处处平安无事，突显出战争残酷与和平民安的鲜明对比，抒发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描绘出一幅平息匈奴侵犯、百姓安乐如瀚海无波的景致，而“萧条”、“清”、“寂”、“无波”点染出边塞秋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萧煞悲凉之意，起到照应上文，着重渲染出诗题“塞”，渲染气氛，制造声势。“犯渭桥”、”“征西极”、“乐事多”，是全诗的脉络。

　　此诗声声实在，句句真情。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的气势，又充溢着边塞秋景萧煞悲凉之意，表达出诗人对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平定匈奴离叛的祝颂之意，也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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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寄兴深微”的艳词。

　　上片写眼中所见的景象，是在梦醒后睡眼惺忪时见到的。它给人一种迷离恍惚、依稀隐约的审美感受。是现实中的生活，也是幻想中的追求；像是别有寄托，又像是纯粹抒情。词的上片，情景交融，浮现在人们眼前的画面是：一座高高的小楼，有个蒙着碧纱的小窗，反射出照在壁上的一线灯光，笼罩在朦胧的月色中。一个惆怅自怜的青年，正凝望着那反射出灯光的窗口，原来这就是绝代佳人“谢娘”的住房。“谢娘”，在韦庄的诗词中常用来指意中人，不过这首词中的“谢娘”，完全是词人心造的幻影，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佳人。只是词中抒情主人公看到那碧纱窗下，孤灯荧荧，便驰骋着丰富的想象，幻想出一个背灯斜坐、含情脉脉的深闺丽人来，反映了词人一种朦胧的理想和追求。寄托在若有若无之间，情趣在若隐若显之际。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寻常的艳语；细味之后，又觉得语言之外，还有一些值得咀嚼的东西。与词人同时期的张泌也有一首《浣溪沙》，跟这首词的意境很相似。词云：“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 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画面同样出现了楼和月，人和灯，梦和花，皆景中含情，深得风人之旨。然而一个是对往事的回忆，一个是对未来的追求；一个是写曾经热恋过的对象，一个是写素未谋面的佳人；一个把重温旧好，寄托在梦魂的访问，一个是把朦胧的追求，付诸驰骋的想象。两相对照，张词写的只是爱情的纠葛，别离的愁绪；而韦词却在男女之外，别有兴寄，更加耐人寻味，更加富有深意。

　　下片抒情主人公继续展开想象的翅膀，对背灯坐在碧纱窗下的美人进行浪漫主义的描绘。把花的精神赋予美人，把美人的“玉容”写成花，使花成为美人的倩影，美人成为花的化身。一支生花的妙笔，出神入化，为花锡宠，为人争春，在艳语之中，寓比兴之意，确是大家笔墨。“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可见他理想中的美人，容貌像雪一样的洁白，梅一样的疏淡。衣裳像雾一般的飘逸，霞一般的鲜艳。词人把自己朦胧中的追求，写得如此高洁，如此淡雅，使人自然联想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爱国诗人屈原的自画像，其言外自有寄托，自有高致，绝不同于寻常的艳词。张炎说得好：“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源》）。读者若试拿韦庄这首词的下片，跟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被艳露凝香”（《清平调》），白居易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长恨歌》），对照来看，既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可以寻绎出它们之间的“新变”轨迹。太白和乐天是以花柳来喻其貌，用“朝露凝香”和“梨花带雨”传其神，自然是千秋妙笔。然其意止于“以形写神”，“以景传情”，把杨妃的“天生丽质”形容得形神俱肖而已。至于韦词所描写的那个美人，则是雪里梅花，具有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操；霞中仙子，具有超凡绝俗的潇洒风韵，象外有象，景外有景，作为物化于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诱发力，既能给人们以真实的感知，又能给人们以丰富的联想。以朦胧的美，含无穷的趣，正是它的艺术生命和灵魂之所在。月下观景，雨中看山，雾里赏花，隔帘望美人，往往能够引起人们更好的审美情趣，其奥秘就在于它以有限表无限，以实境带虚境，以朦胧代显露，能使人以丰富的想象补充具体的情景，从而取得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艺术效果。这也就是韦庄这首词所追求的审美趣味，所发出的艺术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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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