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工部蜀中离席

　　此诗乃诗人于宣宗大中六年时所写，当时李商隐要离开成都，返回梓州，于是在饯别宴席上写下此诗。诗歌描绘了战乱时候与朋友惜别的感伤，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思想感情。而且，该诗是李商隐模仿杜甫的风格所写的诗，《唐贤清雅集》中点评“此是拟作，气格正相肖，非但袭面貌者”。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这句的前半句泛言人生离别的普遍和平常，让读者在诘问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欢离合，个人的命运又是怎样身不由己。诗人虽然有着无尽的感叹，但是调子并不悲伤。细细体味，诗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人生离别在所难免，不如以旷达处之。后半句笔锋一转，转到“世路干戈”这个大背景上，道出在干戈中离别的沉重感伤，思路跳跃奔腾，“大开大合，矫健绝伦”。如此读来，不仅曲折顿挫、气势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伤时感世之情，可谓落笔不凡。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这两句紧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写出了当前的动荡局势。当时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经常发生边境争夺战争，朝廷屡派使者处理边境事宜，局势紧张，动荡不安。然而诗人并未将剑拔弩张的战争场景白描出来，而是从侧面含蓄地指出时局的纷乱：使者久久未得回归，可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局势非常不稳定；而边境处有大军驻扎，也足以想象局势的一触即发。这两句诗气象阔大，感慨深沉，不仅简洁醒目地勾勒出西北边境历年战乱的紧张局面，更饱含着诗人无限忧国伤时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这两句从时事转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断地向醒客敬酒；远处的江面上，晴云夹杂着雨云，也不知道天气会如何。看着人们只顾互相劝酒，诗人不免感慨万端。诗人用“醉客"来指饯行席上的醉者，同时暗喻其为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庸碌之辈。此处是暗用了《楚辞·渔父》屈原的诗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时此刻，有谁能够理解自己忧国伤乱的心情呢，这些忧虑只能自己慢慢地咀嚼了。

　　“晴云”、“雨云”也不仅仅是指天气的变幻不定，更是比喻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透露出诗人的无限忧虑。该句中“醉客”对“醒客”，“晴云”对“雨云”，不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韵之美，更是运用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因此显得意义丰厚。除此以外，这还是“当句对”，即不但上下旬互相对仗，而且每句当中又自为对仗。这种手法始创于杜甫，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成熟、定型却在李商隐，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类似之作，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等，都用了这种手法。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末联紧扣“蜀中离席”的诗题，话题仍回到饯别。有人说这是主人留客之语，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远离。但是实则“美酒”、“卓文君”这些陈述，看似宽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却是反衬诗人生活漂泊，家国无依的沉重心情。同时又暗指时事堪悲，一些人却沉迷于于酒色，流连忘返，着实让人不齿。从表面看是赞美，但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醉客”的婉讽。另外，在最后一句中用上卓文君这个典故，也隐约表达了诗人希望在仕途上被重用的思想感情。

　　全诗看来，诗歌体现了李商隐关怀国事，忧虑时局的政治热情。诗人以矫健凄婉的笔力表达了一种深沉凝重的思想。诗歌的艺术也颇显精密，世路干戈，朋友离别是总起，下面写“干戈”而感伤时势，接着写“离群”而感伤别离，结尾却因浓重的忧时情怀而超越了个人的离群之别。全诗脉络精细，变化重重，颇具韵味。这也是李商隐极意学习杜诗的地方。

　　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学习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诗神韵的就只有李商隐一人而已。李商隐在该诗中把时事之感融人酬答唱和之中，将抒情、叙事紧紧融合在一起，气势宏大，情韵深厚，笔力雄健，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诗的风格沉郁顿挫，苍劲雄迈，与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别》、《登楼》、《秋兴八首》等诗很相近，而与诗人描写爱情的《无题》那种隐微幽深、凄婉动情的风格大有不同。不过，李商隐此诗，并非单纯的模拟，更有自己的特色，诗歌中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身世之感。其体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挚，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参考资料：

　　这首七绝以极简炼的笔触，描绘了石邑山变幻多姿的迷人景色。石邑，古县名，故城在今河北获鹿东南。石邑一带为太行山余脉，山势逶迤，群峰错列，峻峭插天。起句“浮云不共此山齐”，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描写了这种直插云天的气势：那高空飘忽浮动的白云也飞升不到山的顶端，敢去与它比个高低。如果说第一句是写仰望所见，那么第二句“山霭苍苍望转迷”，则是写远眺情景：摩天的山峦连绵不断，飘荡的晚霞忽淡忽浓，忽明忽暗，给重峦叠嶂的山增添了迷人的色彩。“望转迷”三字，玲珑剔透，活脱脱地写出了诗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将沉浸在暮色中的群山幽深神秘、变化莫测的气氛，描绘得淋漓尽致。此句巧妙地照应上句，正因为山高云绕，才使入山的游人产生“望转迷”的感觉。同时由“迷”字，又暗示夜暮来临，诗人将在山中投宿。“宿”字是此诗的题眼，倘若不在此处投宿，后面写破晓时的景色就显得无根无襻。

　　三四句“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是这首七绝精妙传神之笔。陈子昂有“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春夜别友人》）诗句，写拂晓与友人离别的景色，画面是静止的。韩翃这两句诗由此化出，在宁静的气氛中增加了丰富的层次和鲜明的动感。句中“秋”字点明了投宿山中的节令，“晓”字写出暮宿晓行的时间。踏上旅程，透过参天大树的缝隙窥见朗月高悬天中；当旅人缘着山径行进，随着峰回路转视角的变换，刚才还可以看到的明月突然隐藏到浓密的树中去了。“暂飞高树里”，看似随意涉笔，无意求工，却清绝洗炼，独到含蓄：读者从“暂”字中可以领悟到，随着山路的曲折回环，明月还会跃出树丛；从“飞”字中可以感觉到，拂晓时万籁俱寂，天空仿佛突然增添了动感。这是一幅语意新鲜、有层次有节奏的活动画面，意境幽美，景色错落有致，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由于曙色渐开，银河逐渐西流沉沦，又被群峰遮蔽，所以看不到了。最后一句“秋河隔在数峰西”，一笔带过，戛然而止。这两句一详一略，一实一虚，把近景远景、明暗层次、时间空间安排得井然有序，将所描绘的景色熔铸在俊美流畅的对句中，给全诗增添了富有特色的艺术魅力与和谐悦耳的音乐效果。同时，透过这两句景色描绘，使人深深体味到旅人夜宿晓行，奔波不已的艰辛。

　　这首七绝写得很圆熟。诗人采用剪影式的写法，截取暮宿和晓行时自己感受最深的几个片段，来表现石邑山中之景，而隐含的“宿”字给互不联系的景物起了纽带作用：因为至山中投宿，才目睹巍峨的山，迷漫的云；由于晓行，才有登程所见的晓月秋河。“宿”字使前后安排有轨辙可寻，脉断峰连，浑然一体。这种写法，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呆板，显得既有波澜又生神韵。表面看，这首诗似乎单纯写景，实际上景中寓情。一二句初入山之景，流露作者对石邑山雄伟高峻的惊愕与赞叹；三四句晓行幽静清冷的画面，展现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式的意境，表达了诗人羁旅辛苦，孤独凄清的况味。

参考资料：

　　《潜别离》是白居易的作品，是受早年恋爱经历的影响而创作的，主要表达对这种看似近在眼前实则远在天边到的爱情的感伤，哀叹自己终究无法突破封建礼法，全文表现出无尽的无奈与遗憾。

　　“不得哭，潜别离”泪眼可以延绵，别离却是遥遥无期，此时泪眼是诗人“潜离与暗别”的无奈情怀，是对门第观点的退让。

　　“不得语，暗相思”相思相念可蔓延，这种思念只有诗人他自己最清楚明了，却无言，却无诉说对象，留给自己唯有相思成灾。

　　“两心之外无人暗”年少无暗纯粹无暇，两小无猜情真意切，离别后两颗无人暗晓的心是否依旧相暗相爱，莫不是有一天相见早已物是人非？

　　“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 暗夜如影，吞噬天日，夜锁独栖之鸟，生硬将情爱毒杀，剑斩连理歃血凄然。

　　“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河水再浑浊也有还清日，乌黑的头发终究也有白头之时，苍天有眼是否看清从少年到白头之人情怀，那刻骨铭心的爱恋未改？

　　“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相思无果默然离开，潜离也好，暗别也罢，一转身就是天隔一方，也就永不再相见。

　　这首诗以一个“春色恼人眠不得”的花月良宵为背景，描写一个被幽闭在深宫里的少女的一连串动作和意态，运思深婉，刻画入微，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并看到了她的曲折复杂的内心活动。

　　诗的首句“西宫夜静百花香”，点明季节，点明时间，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花气袭人的春夜。这一句，就手法而言，它是为了反衬出诗中人的孤独凄凉的处境；就内容而言，它与下文紧密衔接，由此引出了诗中人的矛盾心情和无限幽恨。作者的构思和用词是极其精细的。这里，不写花的颜色，只写花的香气，因为一般说来，在夜色覆盖下，令人陶醉的不是色而是香，更何况从下面一句看，诗中人此时在珠帘未卷的室内，触发她的春怨的就只可能是随风飘来的阵阵花香了。

　　照说，在百花开放的时节，在如此迷人的夜晚，作为一个正在好动、爱美年龄的少女，竟然还没有就寝，早该到院中去观赏了，但她却一直把自己关在室内。这可能是她并不知道户外景色这般美好，更可能是有意逃避，为怕恼人的春色勾起自己心事，倒不如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偏偏有花香透帘而入，使她又不能不动观赏的念头。

　　诗的第二句“欲卷珠帘春恨长”，正是写她动念后的内心活动。这时，她虽然无心出户，倒也曾想把珠帘卷起遥望一番，但这里只说“欲卷”，看来并没有真的去卷。其实，卷帘不过举手之劳，问题是她为什么始而欲卷，终于不卷呢，该句内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原因为：不见春景，已是春恨绵绵，当然不必再去添加烦恼了。

　　但如此良宵，美景当前，闷坐在重帘之内，又会感到时间难熬，愁恨难遣。诗的第三句“斜抱云和深见月”，就是诗中人决心不卷珠帘而又百无聊赖之余的举动和情态。看来，她是一位有音乐素养的少女，此时不禁拿起乐器，想以音乐打发时间、排遣愁恨；可是，欲弹辄止，并没有真个去弹奏，只是把它斜抱在胸前，凝望着夜空独自出神罢了。这一“斜抱云和”的描写，正如谭元春在《唐诗归》中所说，“以态则至媚，以情则至苦”。可以与这句诗合参的有崔国辅的《古意·净扫黄金阶》“下帘弹箜篌，不忍见秋月”以及李白的《玉阶怨》“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这些诗句，所写情事虽然各有不同，但都道出了幽囚在深宫中的怨女的极其微妙、也极其痛苦的心情。

　　诗的末句交待了她在月下凝望的是什么，又望到了什么。“朦胧树色隐昭阳”，就是她隔帘望见的景色。这一句，既是以景结情，又是景中见情。句中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点出了皇帝所在的昭阳宫。这与作者另一首《长信秋词》的结尾“卧听南宫清漏长”句中点出南宫的意义是相同的。它暗示诗中人所凝望的是皇帝的居处，而这正是她的怨情所指。但是，禁闭着大批宫人的西宫与昭阳殿之间隔着重重门户，距离本来就很遥远，更何况又在夜幕笼罩之中，诗中人所能望见的只是一片朦朦胧胧的树影而已。这时透过一层、深入一步的写法，写诗中人想把怨情倾注向昭阳宫，而这个昭阳宫却望都望不见，这就加倍说明了她的处境之可怜。

　　沈德潜《说诗晬语》说：“王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陆时雍《诗镜总论》也说：“王龙标七言绝句，自是唐人《骚》语，深情苦恨，襞襀重重，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这首《西宫春怨》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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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路六侍御的生平，详不可考，从诗的开头一句看，是杜甫儿时旧友。作此诗时，杜甫五十一岁，四十年前，他们都在十岁左右，正是竹马童年。诗人用“童稚情亲四十年”完满地表现出童年伙伴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感情。“四十年”，在这里不仅点明分别的时间，更主要的是表明童年时代的友情，并不随着四十年漫长岁月的迁流而归于淡忘。正因为如此，下句说，“中间消息两茫然”。在兵戈满地，流离转徙的动乱年代里，朋友间失去联系，想消道他的消息而又无从问讯，故有“茫然”之感。而这种心情，彼此间是相同的，所以说“两茫然”。一别四十年，时间是这样的久，没能想到会有重新相见的一天。所以说“忽漫相逢”。他乡遇故消，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同样没有想到，久别重逢，乍逢又别；当故交叙旧之日，即离筵饯别之时。“忽漫相逢是别筵”，在“相逢”和“别筵”之间着一“是”字，使会合的欢娱，立即转化为别离的愁思。笔力千钧，直透纸背。

　　从过去到重逢，聚散离合是这样的迷离莫测；从分别悬想将来，诗人把感慨集中地写在“更为后会消何地”这句话里。这是全诗的主脑。它包涵有下列两重意思：路六侍御这次离开梓州，回到长安去做官，勾起了杜甫满腹心事。他设想：“倘若今后能和路六再度相见，这地点又将在哪里？自己能不能够也被召还朝廷？”回答是不可消的。从他自身蹭蹬坎坷的生活历程，从这次和路六的聚散离合，诗人懂得了乱世人生，有如飘蓬泛梗，一切都无从说起。这是就空间而言的。从时间方面来说，过去的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年；别时彼此都在童年，相见时俱入老境。人生苦短，“更为后会”，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诗人没有直说后会无期，而是以诘问语发出咏叹，体现出他的向往之切、感慨之深。

　　前四句写送别之情，诗人由“过去”想到“现在”，再由“现在”想到“未来”，它本身有个时间的层次。诗从“童稚情亲”依次写来，写到四十年来，“中间消息两茫然”，不接着写相逢和送别，而突然插入“更为后会消何地”。表明看，恍如天外奇峰，劈空飞来。但实际上，“更为后会”，就已逆摄了下文的“忽漫相逢”。因为没有眼前的“忽漫相逢”，诗人是不可能想到将来的“更为后会”的。这句对上句来说，是突接。由于这样的突接，所以能掀起波澜，把诗人感伤离乱的情怀，表现得沉郁苍凉，百端交集。就下文来说，这是在一联之内的逆挽，也就是颠倒其次序，用上句带动下句。由于这样的逆挽，所以能化板滞为飞动，使得全诗神完气足，精彩四溢。如果没有诗人思想情感上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诗歌艺术上深湛的造诣，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诗的后四句写景，另起了一个头，颈联和颔联似乎毫无相干。其实，这景物描写，全是从上文的“别筵”生发出来的。尾联结句“触忤愁人到酒边”的“酒”，正是“别筵”饯别之酒：“酒边”的“剑南春色”，也就是诗人“别筵”的眼前风光。“桃红似锦”，“絮白于棉”，这风光是明艳的，而诗偏说是“不分”，“生憎”，恼怒春色“无赖”，是因为它“触忤”了“愁人”；而它之所以“触忤愁人”，则是由于后会无期，离怀难遣，对景伤情的缘故。颈联中的“不分”和“生憎”，恰恰成为绾合上半篇和下半篇的纽带，把情景融为不可分割的完美的诗的整体。全诗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一气运转，跌宕起伏；而诗句的措辞，脉络的贯通，则又丝丝入扣，在宏大中体现了精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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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晰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鸮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不朝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甿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良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纪其末：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之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之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之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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