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坞

　　上片是叙述梦中的景象和他同朋友方信孺的胸襟抱负；但是，作者对于南宋小朝廷那种求和屈辱的政策之不满，已洋溢在纸墨之上，语气在含蓄之中闪烁着尖刻的讽刺。南宋时，宝钗楼和铜雀台都落入金人手中，刘克庄和方信孺都没有到过。但刘克庄故意举出这两个地方，意在表示两人平日都没有忘怀北国河山，两地名胜于是很自然就在他二人的梦中出现了。“唤厨人斫就”四句，写出梦境里的浪漫性。这是作者有意虚构的情境，这段描写在虚构之中还可看出一点真实的影子。这里着力写出梦中人的豪情胜概，写法上很有点浪漫主义气派；又因为是写梦境，所以使人不觉得是过分夸张失实。借用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掌故，是以“天下英雄”自许，又是对挚友方孚若的论评。作者希望能够有千辆大车，迎接这些燕南赵北的剑侠奇才，共同收复北方的失地。这里点出“燕南赵北”，又回应了上文的“登宝钗楼”和“访铜雀台”，使人了然知道作者“登”与“访”的用意，并不只是看望一下祖国北部河山。所以在文字结构上，又是彼此呼应，正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其首又应。足见作者行文的细密。作者结合实际生活，融会历史题材，虚实结合，而以虚为主，表现出豪迈爽朗的气魄北方的豪杰之士了。

　　词的下片写梦醒之后的现实景象。“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晨鸡无情地唤醒美梦，使作者不得不面对现实。梦境值得留恋，但实际生活的境遇却如此残酷无情。 “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这是作者与方孚若共有的无奈叹息，但决不是绝望悲鸣。在刘克庄所处的时代，南宋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境地。他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仕途历尽波折，他曾四次被罢官，因此，怀才不遇之感，黍离哀痛之情，在他的诗词在中常有流露。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作者还怀有强烈的愿望，幻想能像李广那样在国家多事之秋建功立业。作者在表现思想矛盾、表达一贯的爱国感情时，用的不是平铺直叙的手法，巧妙地引用历史典故，做到虚实相彰，使主题思想表达得更加充分、深刻。这三句话基本上引用《汉书·李将军列传》的原文，字句相差不多，只是把《汉书》原文稍加点改，用在词中，显得自然妥贴，同时赋予这个典故新的含意。时局是如此危急，国家处在多事之秋，正该起用李广这样的名将；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贤才能臣根本就是报国无门，这怎能不叫人“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呢？这首词下片抒发的正是作者这种真情实感。挚友已乘鹤西归，恢复国家统一的大业更难以实现，感旧生哀，一腔凄凉悲愤的感情发泄无遗，伤时忧国的思想就是这样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下片描写以实为主，跟上片恰成强烈的对比。

　　作者巧妙地引用历史典故，做到虚实相彰，使主题思想表达得更加充分、深刻。这首词充分体现了作者“拳拳君国”和“志在有为”的气慨，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壮志难酬的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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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通过排比大量的景物与典故，描绘并赞美了了越州山川人文之美，同时也表达自己对古圣先贤的敬仰之情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该词的开篇就从越州的山水落笔，先选取最典型的”秦峰”“耶溪”两个意象，以”苍翠”写其色泽之浓重，以“潇洒”写其种韵之飞动，两相对比，灵气十足。接下来”千辅万壑争流”句则把视角推向更高远处，描绘了气魄极大的山水图景。“鸳瓦”二句依然是写宏大的远景，不过对象从自然景色转到了人文建筑。这两句选取的景物很有历史的沧桑感，为下文的怀古做好准备。“蓬莱燕阁”一句点明了作者所在的地点，也是刚才诸多景物的观察点。“三休”用了楚王待客章华台的典故，不仅写出蓬莱阁之高峻，而且衬托出它所具有的深远历史积淀。蓬莱阁同时也是越州历史的见证。因此“天际”以下虽仍写蓬莱阁上所见景色，然重心则转入怀古。”泛五湖烟月”以下四句都是融化西施的典故，抒发作者对苍茫历史的感慨。西施本为越州浣纱女，被越王发现送入吴宫，成为吴越斗争的棋子，最终导致吴国被越国所灭。西施作为政治的牺牲品，只有在传说中才与范蠡一起归隐，得到平静的幸福。当年吴越的龙争虎斗，到秦观之时都已如梦般遥远，只有那长满荒草的姑苏台，幽冷的苎萝山，依然让人记起这段历史，令人感怀、伤情。

　　下片脱离了眼前实景的捕写，进入对与越州有关的众多先贤的回忆。其重心则是抒发作者对岁月流逝的惋惜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句”何人览古凝眸”凭空发问，是下片全部感情的起点。作者站在蓬莱阁上“览古凝眸”，用一个”怅”字引出下面感慨的内容：“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是叹息年华老去、容颜衰败，一切所谓的富贵荣华，都像烟云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消散；唯有“梅市旧书，兰亭古墨”这些由品德高尚之士留下的遗迹，还”依稀风韵生秋”，依然被人们所记忆，所怀念。这两个对比虽然只是铺排典故，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感慨与内心取舍。词人站在蓬莱阁上极目远眺，怀古思今，明白了一切功名富贵、形体容貌都是外在的虚无，唯有高尚的品德、杰出的著作，才能被后人怀念。“狂客鉴湖头”一句又借用贺知章的典故表明了作者的心迹，既不羡慕当时的荣华富贵，也不羡慕“梅市”“兰亭”的身后虚名，而是希望能够像四明狂客贺知章那样，隐居在“百年台沼”中“终日夷犹”，“金龟换酒”与一知己“相与醉沧洲”。

　　这虽是秦观临宴佐欢的作品，但却写得非常深沉。词中描绘了大量的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使用了大量的越州典故，初看之下让人眼花缭乱，但细细品来却贴切工整，蕴涵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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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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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述志言怀的词。词人通过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描述，表明了自己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及淡然闲静的心境。悠游林下的闲适和禅宗的空灵境界，在作者看来，可以达到融通：经过内“碎心田”而外“一品高官”的红尘修炼，“仙”“禅”的况味一起随着乡村伴日高眠、把酒垂钓的生活油然而生，集中体现在了这首词中。

　　上阕描写词人的居处。词人所居之处如同世外桃源，田园十亩，百花竞放，柳条依依。于这景物中，词人的心境表露无遗，他不苟于俗，过着恬然自得的生活。下阕述写词人的日常生活。他生活是悠闲随性的：采山货，钓河鱼，畅饮美酒，睡觉睡到日上三竿。“一品高官”以下三句，词人直抒胸臆，表明自己安贫乐道，不愿过那钩心斗角的官场生活。

　　这首词写得平白易懂，不事雕琢。全篇信手拈来，准确妥帖地将词人自己的心境传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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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杭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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