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元年（805），柳宗元曾溯湘江上行到永州贬所，度过了难熬的困顿生活。十年之后又要逆湘江而上去到比永州更加遥远偏僻的柳州任职，柳宗元想到重返京城施展抱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禁思绪万千．悲愁满腔，发出了“不知从此去，更遣几时回”的深沉慨叹。虽然诗只有短短二十个字，但却透露了虽一再被贬，仍斗争不屈的意志。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这两句，紧扣题目中的“再上湘江"四字。此时是春末夏初，湘江水暖，江水碧绿，两岸杂花生树，青山叠翠，柳宗元对众山之会的湘水之流早就醉心过。可是此时此地，他却无心欣赏，只用“好在湘江水”一句带过，便回到他的再度被贬这一令人伤心的事件上来，所以次句诗，便紧接首句，顶前补足，用“今朝又上来”承接，不着议论，不写景物．满腔悲愤，藏而不露。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这两句，转笔写对前途的忧虑。不知此去要经过几度春秋？贬在离京城万里之外的荒远边州，何时才能被召还？瞻望前途，真是不寒而栗啊！柳宗元离开京城长安以后，对京城是眷恋的，那里是政治中心，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地方，而柳州当时是一片开垦很少的荒凉之地，古树参天，杂草丛生，毒蛇猛兽，比比皆是，而且瘴疠之气盛行，中原人士一向把这里视为畏途，从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谪放罪人的地方。想到这些，他自然盼望被召回京。

　　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从“翁仲遗墟草树平”一句看来，他已流露出“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情怀。刘禹锡酬赠诗中的“归目并随回雁尽”，也同样流露出对京城的眷恋和对北归的企望，但是柳宗元此去却再没有回来。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到达柳州；七月十七日，随他同去的同祖弟柳宗直便突然患暴病去世了。柳宗元由于长期被贬远州，精神上受到压抑，已经是未老先衰。元和十四年(819)，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决定在这次大赦中召回柳宗元。然而此时柳宗元已经病人沉疴，诏书未到柳州，宗元便在这年的十一月八日含冤长逝了。 “更遣几年回”的希望，晚年盼望与好友刘禹锡作邻居的心愿，一切都落空了。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的诗句，已经成为诗谶，一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只活了四十七岁。读此诗，对他的悲剧生涯，读者会感到痛借的。

　　《再上湘江》是一首五言绝句，语言朴素无华，如对友人说家常话，毫无斧凿痕迹，通俗而又自然。后两句诗用虚拟的手法来表现前途未卜的情景，用一句设问“更遣几年回”来作结，把思维活动表现得很真切，颇有情趣。虽篇幅短小，仍不失为一篇清新隽永的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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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写出了岭南的特异风物瘴江、黄茆、象迹、蛟涎、射工、飓母，曲折地反映出当地荒凉落后的自然环境，同时运用象征手法含蓄地抒发了自己被贬后政治环境的险恶，发出了“ 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的感慨，蕴含着对未来的忧虑之情，表示不能坐待时光的流逝，要在柳州刺史任内为治理地方有所建树。

　　诗中“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两句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都提到“华发”，但情感有所不同。从两者相比较可知，此诗意志并不消沉，情感并不低回，作者有欲趁暮年有所奋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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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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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不见于《柳河东集》。宋人蔡正孙《诗林广记》中选柳诗五首，其三即此诗，今人考证为柳宗元所作。

　　柳宗元初贬永州无以为居，寓居在潇岸四无邻舍的龙兴寺内，公元810年（元和五年）迁居愚溪侧畔，筑室茨草，与农户为邻。他在《田家》诗中描写了周围的环境：“古道绕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渌。……行人迷去住，野鸟竟栖宿。”永州地处楚南、五岭北麓，偏僻荒凉。而他居住的愚溪一带更是杂草从生，蓼花披岸，溪水清寒，道无行人。

　　诗的前两句写景，描写柳居孤寂清冷的环境：柴门多日紧闭不开、石阶上铺满了皑皑白雪，分不清高底，没有人来访。这两句虽然写的是雪后柳居前的清冷荒凉之景，实际透露出来的却是他人生境遇的寂寞。

　　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曾在长安叱咤风云。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昔日政治上的挚友相继被贬，天各一方，不通音讯。来永州不久，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卢氏病故，而朝廷连发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早日复用的希望破灭了。政治上的迫害，人世间的诸多失意，给他难以承受的打击。他这时的心境正如他在《南涧中题》所述：“去国魂以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柴门多日紧闭不开是他内心寂寞的独白，而石阶上铺满的皑皑白雪便是人世间清冷的抒写。

　　诗的后两句叙事抒情。诗人说：为何要把琼玉般的白雪踏碎？是因为有朋友从京城给我寄了诗来。欣喜之情跃然诗间。柳宗元自公元805年（永贞元年）被贬永州至公元808年（元和三年），未有故旧大臣给他写信，后虽有些书信来往但也不多。除随行的表弟卢遵、堂弟柳宗直外，几乎没有朋友与之交往。空寂孤寂，怀人泪垂。就在这时，接到了早年朋友王涯寄来的诗，他无比高兴。这一“蹈”字，极传神地描绘出他的欣喜之情。

　　前人评价柳宗元诗歌的特点在于语言峻洁，气体明净，善于从幽峭掩抑的意境中表现沉着真挚的感情。此诗的后两句似乎是感情外露了些，其实子厚在这里“以乐景写哀事”，以反衬的手法极含蓄地表现了长期潜伏于内心而永难排遣的寂寞与痛苦，让读者在岭外荒远凄寒的景象中，看到了一位手举故乡远方寄来的诗笺，足蹈琼瑶，双泪空垂的凄美形象；听到了一千几百年前的回荡在他心胸间的悲凉凄楚、愤愤不平的感慨。

　　《种柳戏题》一诗，是柳宗元现存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之所以说其“别具一格”，是因为柳宗元这位对待写作从来都比较严肃的诗人，在此诗中，却一改自己平时的风格，紧紧扣住诗题中的“戏”字，将一个严肃的主题，用嬉戏的笔调表现出来。

　　首先可见到首联两句，先交代了人物、事件和地点，仔细想来，种柳劳动也含蓄地暗示了其时间自然在春季。其中所提到的柳江，即西江的支流，流经柳州，此乃地点所在也。另外在语言上，诗歌一开始，柳宗元有意运用似乎有点“绕口”的句式，两句十个字，居然嵌入了四个“柳”字，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戏题”二字，又使读者感到极度新颖，极度别致，自然而然地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颔联针对上联所写发了一番感慨，先想像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人们谈笑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绝不是作者的自夸，实际上，作者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能亲自参加公益劳动的“一方诸侯”实在少之又少，因而有这样的自信。

　　前两联柳宗元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展开描写，使诗题中的“戏”字落到了实处。后半段的戏笔的成分似乎已大为减少。在此两句中，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自己美好的希冀：硕大的树冠应当能遮蔽住骄阳覆盖着大地，高耸的树干一定能长大成材高人云天，坚信自己今天的举动将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这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后面画龙点睛的议论。

　　而尾联中，诗歌运用了“思人树”这一典故。并以议论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努力造福于民的强烈愿望，感情真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不过，虽然作者力图使这首诗基调轻松、语言幽默，但由于诗人的经历、秉性以及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事实上，诗歌是越写越严肃，越写越接近自己的一贯风格的。

　　纵观全诗，诗篇先在题目用“戏”笔写出重大严肃的主题，收到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又避免了空话大话，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奇特效果，这样来写，首先为诗歌的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除了头一联是叙述事情，是实写外，其他各联，或为推测，或为希望，或为议论，总之都是虚写。这种诗歌结构，不太像唐诗，更接近于宋诗的风格。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想把种柳劳动当作诗歌的中心来写，而是通过种柳这件事，借端说理，表达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惠于民的做官准则。这思想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许直到现在仍然有其不朽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诗包含着风趣和幽默，但又不失丰富思想感情，细细读之，着实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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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联写诗人在晚秋时节，冒着早晨的霜露，走在幽深的山谷之中，字里行间流泻出一种跋涉之苦。其实，诗人现实的生活道路也是如此。首句的“杪秋”本已点明季节，但作者却仍嫌不足，在句尾又以“霜露重重”加重笔墨，进一步渲染了秋之已深。次句的“幽”字，则是强调了诗人所行山谷远离市井，幽深僻静。

　　接着，具体写经荒村所见。厚厚的黄叶覆盖着小溪上的桥面，荒村唯有古树处处可见，寒天的野花，稀疏零落，大地更显得空旷。山谷深处的泉水声微流缓，水声时断时续，更衬出大地的寂静。几句诗，写尽了南谷秋色和荒村的荒僻景象，给人以衰败、寥落之感。

　　诗人处境险恶，眼前如此萧疏荒寂的景色，很自然地触动了他的身世之感。作者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曾这样说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他也想驱除胸中的郁闷。可是，今天南谷之行却没有使他得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轻松，反而更加重了他的孤独落漠之感。诗最后写的“机心久已忘，何事晾麋鹿”，表面上的超脱放达之态，实际上却反映了欲遣愁绪而不能，从而愁上加愁的心境罢了。

　　全诗紧扣题目，以标题中的“荒”字笼盖全篇，使诗人笔下的画面，涂上了一层惨淡之色，霜露、幽谷、黄叶、溪桥、古木、寒花和幽泉，无一不在它的笼罩之下，因而有力地突出了荒村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又处处不离“杪秋”这个季节，使景物都具有浓厚的时令特色。

　　诗人笔下的景色写得真实、自然，同时又处处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情憬。诗人特有的心境与眼前寥落衰败的景象相互交融，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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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五言古诗作于诗人贬谪永州之时。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第六个年头，他终于在潇水西冉溪畔购得一地，经过疏泉穿池，构亭筑屋，终于与农圃为邻住了下来，还自己经营了菜园，“甘为永州民”。并与一位身份较低的女子结合，生了女儿。《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当写于在这期间。西园位于作者永州愚溪住宅以西。

　　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永州的深秋本来气候宜人，但身处异乡的柳宗元却感到寒气阵阵。是夜梦醒时分，正是夜半，四野万籁无声，窗外亮如白昼，适才的梦境仍历历在目。诗人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眠，百无聊赖中，连露水滴落的细微声音也听到了，环境非常寂静。露水下降，本来是不易觉察到的，这里用“闻”，是有意把细腻的感觉显示出来。于是他干脆起床，“开户临西园”。

　　来到西园，只见：一轮寒月从东岭升起，清凉月色，照射疏竹，仿佛听到一泓流水穿过竹根，发出泠泠的声响。“泠泠”两字用得极妙。“月”上用一个“寒”字来形容，与下句的“泠泠”相联系，又与首句的“繁露坠”有关。露重月光寒，夜已深沉，潇潇疏竹，泠泠水声，点染出一种幽清的意境，令人有夜凉如水之感。在这极为静谧的中夜，再侧耳细听，听得远处传来从石上流出的泉水声，似乎这泉声愈远而愈响，山上的鸟儿有时打破岑寂，偶尔鸣叫一声。

　　“石泉远逾响”，看来难以理解，然而这个“逾”字，却更能显出四野的空旷和寂静。山鸟时而一鸣，固然也反衬出夜的静谧，同时也表明月色的皎洁，竟使山鸟误以为天明而鸣叫。“泉响”，“鸟喧”采用可通感的手法，从听觉角度来表达。“露”“月”“泉”“鸟”这四种意象相互融合，以动衬静，突显了诗人被贬谪后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

　　面对这幅空旷寂寞的景象，诗人斜倚着柱子，观看，谛听，一直到天明。诗人“倚楹至旦”的沉思苦闷形象，发人深思。他在这样清绝的景色中沉思直至天边破晓。“寂寞将何言”一句，可谓此时无言胜有言。“寂寞”两字透出了心迹，他感到自己复杂的情怀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这首诗，构思新巧，诗人抓住在静夜中听到的各种细微的声响，来进行描写，以有声写无声，表现诗人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从而衬托他谪居中郁悒的情怀，即事成咏，随景寓情。从表面看来，似有自得之趣，而终难如陶渊明、韦应物之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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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联写实景。梅子成熟时，正是江南晚春季节。阴雨绵绵，大地苍茫一片，这梅雨，有时一下就是十几天，甚至一月余。在这样的季节里，一个长居江南的人也会感到愁闷，更不必说是“俟罪非真吏”的流放囚徒了。对这梅雨中的沉闷更加不适应，更是愁上加愁。作者在这一联写“苍茫”的梅雨，就给诗定下了“忧愁”的基调，这“忧愁”是沉沉地压在诗人的心头，挥不去，驱不散，化不开。颔联写柳州之荒凉，夜里能听见猿猴悲啼，早晨被远处的鸡声惊醒，皆言人烟稀少。愁与梦，更是诗人不得志的心态写照。颈联写天气景象，一片朦胧晦暗，恰好是诗人此时境遇的象征。尾联用典。陆机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谢朓诗：“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字面写白色的衣服变成了黑色，但不是京城尘埃所染，而是边城气候。言外之意却是从此入京无份了——政治前途何其渺茫，心里必定愁苦。

　　这首诗运用象征手法，借苍茫细雨来抒发作者无边无际的思乡忧愁；蒙蒙、沉沉的细雨，就是作者那深深、浓浓的思乡之情。作者借景抒情，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诗中的一个“愁”、一个“梦”，点化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把情与景紧密联在一起，是有独特沉郁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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