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女儿曲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未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也不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也未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也不至于“吾衰竟谁陈”了。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像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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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采用自述或诉说的语气，如话家常。一开始就说：“我今寻阳去，辞家千余里。”语言平白如话，十分简朴，和口语没什么区别，平实而意蕴较深。如“虽不同辛苦，怆离各自居”，说妻子虽然不曾和自己一样奔波，一样辛苦，但二人相距千里，各自感到独居之苦是一样的。一个“怆”字将离别之苦写的悲伤凄然，牵动人的情感。又如“红颜愁落尽，白发不能除。”诗人抓住妻子的“红颜”，自己的“白发”，写一个因愁悲而红颜落尽，一个因忧伤而白发拔掉又长，两颗悲伤已极的心是同样的。写得情深意切，耐人咀嚼。还如“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鱼，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一封家书，难得一捎，内容一定不少，诗人却只引出一句：“归问我何如。”这显然是妻子说一千道一万中最关心的，也是诗人最盼望的，因而也是最能反映夫妻之间的情感的。此言一句胜万句，读着它便津津然生于口腹间。诗歌的最后不是让妻子如愿，而是诗人继续前行：“江山虽道阻，意合不为殊。”虽然行程在继续，道路阻隔，相距越来越远，但两人都在经常思念对方，两颗心永远连在一起。到此搁笔，余味深浓。

　　总之，这首诗是在平淡中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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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咏闺怨。全诗没有透出一个“怨”字，只描绘清秋的深夜，主人公凄凉独居、寂寞难眠，以此来表现她深深的幽怨。诗是写女子别离的悲怨，蘅塘退士批注：“通首布景，只梦不成三字露怨意。”

　　诗所写的是梦不成之后之所感、所见、所闻的情景。全诗象是几种衔接紧密的写景镜头，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冰簟、银床、碧空、明月、轻云，南雁、潇湘，以至于月光笼罩下的玉楼，组成了一组离人幽怨的秋夜图，渲染了一种和主人公离怨情绪统一和谐的情调和氛围。诗中虽无“怨”字，然而怨意自生。

　　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很含蓄。瑶瑟，是玉镶的华美的瑟。瑟声悲怨，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在古代诗歌中，它常和别离之悲联结在一起。题名“瑶瑟怨”，正暗示诗所写的是女子别离的悲怨。

　　头一句正面写女主人公。冰簟银床，指冰凉的竹席和银饰的床。“梦不成”三字很可玩味。它不是一般地写因为伤离念远难以成眠，而是写她寻梦不成。会合渺茫难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本属虚幻的梦寐上；而现在，难以成眠，竟连梦中相见的微末愿望也落空了。这就更深一层地表现出别离之久远，思念之深挚，会合之难期和失望之强烈。一觉醒来，才发觉连虚幻的梦境也未曾有过，伴着自己的，只有散发着秋天凉意和寂寞气息的冰簟银床。—这后一种意境，似乎比在冰簟银床上辗转反侧更隽永有情韵。读者仿佛可以听到女主人公轻轻的叹息。

　　第二句不再续写女主人公的心情，而是宕开写景。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清寥淡远的碧空夜月图：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光似水，只偶尔有几缕飘浮的云絮在空中轻轻掠过，更显出夜空的澄洁与空阔。这是一个空镜头，境界清丽而略带寂寥。它既是女主人公活动的环境和背景，又是她眼中所见的景物。不仅衬托出了人物皎洁轻柔的形象，而且暗透出人物清冷寂寞的意绪。孤居独处的人面对这清寥的景象，心中萦回着的也许正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类的感触吧。

　　“雁声远过潇湘去”，这一句转而从听觉角度写景，和上句“碧天”紧相承接。夜月朦胧，飞过碧天的大雁是不容易看到的，只是在听到雁声时才知道有雁飞过。在寂静的深夜，雁叫更增加了清冷孤寂的情调。“雁声远过”，写出了雁声自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渐渐消失在长空之中的过程，也从侧面暗示出女主人公凝神屏息、倾听雁声南去而若有所思的情状。古有湘灵鼓瑟和雁飞不过衡阳的传说，所以这里有雁去潇湘的联想，但同时恐怕和女主人公心之所系有关。雁足传书。听到雁声南去，女主人公的思绪也被牵引到南方。大约正暗示女子所思念的人在遥远的潇湘那边。

　　“十二楼中月自明”。前面三句，分别从女主人公所感、所见、所闻的角度写，末句却似撇开女主人公，只画出沉浸在明月中的“十二楼”。《史记·孝武本纪》集解引应劭曰：“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此仙人之所常居也。”诗中用“十二楼”，或许借以暗示女主人公是女冠者流，或许借以形容楼阁的清华，点明女主人公的贵家女子身份。“月自明”的“自”字用得很有情味。孤居独处的离人面对明月，会勾起别离的情思，团圆的期望，但月本无情，仍自照临高楼。“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诗人虽只写了沉浸在月光中的高楼，但女主人公的孤寂、怨思，却仿佛融化在这似水的月光中了。这样以景结情，更增添了悠然不尽的余韵。

　　这首写女子别离之怨的诗颇为特别。全篇除“梦不成”三字点出人物以外，全是景物描写。整首诗就象是几个组接得很巧妙的写景镜头。诗人要着重表现的，并不是女主人公的具体心理活动、思想感情，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组合，渲染一种和主人公相思别离之怨和谐统一的氛围、情调。冰簟、银床、秋夜、碧空、明月、轻云、南雁、潇湘，以至笼罩在月光下的玉楼，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清丽而含有寂寥哀伤情调的画图。整个画面的色调和谐地统一在轻柔朦胧的月色之中。读了这样的诗，对诗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也许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但那具有浓郁诗意的情调、气氛却将长时间留在记忆中。

　　回到诗题。“瑶瑟怨”不仅仅暗示女子的别离之怨，同时暗示诗的内容与“瑟”有关。“中夜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阮籍《咏怀》），写女主人公夜间弹琴（瑟）抒怨也是可能的。如果说温诗首句是写“中夜不能寐”，那么后三句可能就是暗写“起坐弹鸣琴（瑟）”了。不过，写得极含蓄，几乎不露痕迹。它把弹奏时的环境气氛，音乐的意境与感染力，曲终时的情景都融化在鲜明的画面中。弹瑟时正好有雁飞向南方，就像是因瑟声的动人引来，又因不胜清怨而飞去一样。曲终之后，万籁俱寂，惟见月照高楼，流光徘徊。弹奏者则如梦初醒，怅然若失。这样理解，诗的抒情气氛似乎更浓一些，题面与内容也更相称一些。

水香塘黑蒲森森，鸳鸯鸂鶒如家禽。
前村后垄桑柘深，东邻西舍无相侵。
蚕娘洗茧前溪渌，牧童吹笛和衣浴。
山翁留我宿又宿，笑指西坡瓜豆熟。

　　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参考资料：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