檐雀

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
正是玉人肠绝处，一渠春水赤栏桥。

　　起句，点明咏柳本题。“宜春苑外”四字，点出杨柳所在之地。“最长条”三字，简约的勾勒柳枝的“长条”形状。柳，向以“垂柳”为美，冬去春来，发芽抽枝，很快长条拂地。因而咏柳的作品，总是渲染柳条的柔长。温词言柳，也先写其“长条”，既将柳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而着一“最”字，分明已将人的观感溶于其中。那么，词人不写其他花树，却独言柳，可能只是因为柳的“最长条”，或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但仔细分析即可知，细长柔软的柳条，最能勾起人的离情别绪。柳条随风摇摆，与人难舍又难分，好像还有许多惜别的话，没有说出来，饱含着激情。细细地柳丝，似人的情思。因此，描摹柳的“长条”，已暗示人的伤怀，以物喻人。紧接“闲袅”句，承首句，咏柳枝柔细而俏美的样子。美人舞腰纤软，用以媲美杨柳树枝在春风中舞动的轻柔美妙景象，十分生动可爱。“伴舞腰”，其一“伴”字，描摹柳条与春风结“伴”，即与春风共舞 ，拟人化手法更为浓重，甚得物之神韵。自然地引起下文“玉人”的感怀。

　　三、四句，借柳而赋离情。说“玉人”肠绝，表明她的悲伤；而用虚词“正是”蝉联，便与首句“最”字挽合，既有开合震荡的节奏感，更强化了此句与上两句之间的一意贯连，即标明，正是春风中摇动的柳条，牵惹起“玉人”的离情别绪。至此，感悟伤怀的题旨充分表露，唱叹之间，使物我无间。“一渠春水赤栏桥”，再以景结拍。此句，表面来看，正与首句景色相合：宜春苑外，碧水红桥，映衬绿柳，为画面增添许多春色。这景象，明丽可人。但是，联系上片“玉人肠绝”，便显然可见眼前景含无限情。作者借“桥”的意向，喻示桥头折柳送别，令人肠断，像汉人送远行者至灞桥伤别一样。故“赤栏桥”一经温词采用，便顿现光彩，使得后世亦常用以描写离别情境。而“一渠春水”的意向，既比拟愁如春水，也象征别易会难、别情无奈，“恰似一江春水流”，空留感伤。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言简意深，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不露一丝痕迹，形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正是玉人肠绝处”，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客观地咏物写人，春风、春水、赤栏桥，却皆染上离人的意绪，读来令人感慨，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一、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典故等修辞方法暗示出来。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

参考资料：

1、 张红．温庭筠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3：157-1622、 陈绪万．唐宋元小令鉴赏辞典：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41

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
不曾台上种，留向碛中栽。
脆叶欺门柳，狂花笑院梅。
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呈给友人，是用以互相勉励之意。

　　开篇二句叙述移栽柏树的原因，言辞极为朴实、淡雅，颇有古韵。“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以如此恬静、闲适的笔触引领全文，令人如处炎炎夏日，避身于柏树浓阴之下，一股清凉之气溢满全身，令人心驰神往。

　　颔联二句是诗人对这株柏树命运的叹惜：“不曾台上种，留向碛中栽。”很明显这是诗人引以自喻，即自己不能被任用于朝堂，只好兀兀效力于边塞。其实，柏树无论栽于何处，那“青青”秀色是不变的，也正如诗人不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居身于边塞之远，都能时时以报国为己任，其高风亮节如翠柏常青，千载而后浓阴仍能荫庇后人。

　　“脆叶欺门柳，狂花笑院梅”二句运用了拟人和倒装的修辞手法，十分生动传神地表达了诗人对那些窃居高位，却不思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只是一味地饰言媚上、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无耻之徒的蔑视与嘲笑。

　　最后，“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夸赞柏树有四季常青的优良品质，足以傲视严寒。同时也是诗人自明心志，表达了任何挫折困难都无从磨灭自己一心为国的志向。

　　全诗清新、秀雅，颇有建安风骨之气象。先写移栽的原因，饱含着对柏树青葱本色的赞赏；承此而叹惜柏树的命运，又蕴涵对其不弃沙漠之地，仍然茁壮成长的钦佩之情，转而贬斥杨柳与梅花的无聊、纤弱，更衬出柏树的不同凡响；最后高扬柏树的岁寒本色。全诗的意境也同这柏树之品质的升华一样登上更高的台阶。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99-200页

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
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

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
寂寞离亭掩，江山此夜寒。

　　在王勃的《王子安文集》中，可以与上面这首诗参证的江边送别诗，有《别人四首》、《秋江送别二首》等，都是他旅居巴蜀期间所写的客中送客之作。

　　两诗合看，大致可知写诗的背景，即送客之地是巴南，话别之所是津亭，启行之时是秋夜，分手之处是江边，而行人所去之地则可能是塞北，此一去将有巴南、塞北之隔。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录了两首中的第一首，但就两诗比较而言，其实以第二首为胜。第一首诗最后用“谁见泣离群”一句来表达离情，写得比较平实浅露，缺乏含蓄深婉、一唱三叹的韵味，沈德潜也不得不指出其用意“未深”；而在写景方面，“山横塞北云”一句写的是千里外的虚拟景，没有做到与上下两句所写的当前实景水乳交融，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特定境界，因而也不能与诗篇所要表达的离情互为表里，收到景与情会的艺术效果。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这一要求的，应当推第二首。在这诗中，诗人的离情不是用“泣离群”之类的话来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间接表达。诗人在江边送走行人后，环顾离亭，仰望明月，远眺江山，感怀此夜，就身边眼前的景色描绘出一幅画面优美、富有情味的江边月夜图。通首诗看来都是写景，而诗人送别后的留连顾望之状、凄凉寂寞之情，自然浮现纸上，是一首寓情于景、景中见情的佳作，兼有耐人寻味的深度和美感。

　　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还称赞这首诗末句中的“寒”字之妙，指出：“一片离情，俱从此字托出。”这个“寒”字的确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字，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着此一字而“境界全出”。但诗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离开句和篇而孤立地起作用。这个“寒”字在句内还因“此夜”两字而注入离情，说明这不是通常因夜深感觉到的肤体寒冷，而是在这个特定的离别之夜独有的内心感受。而且，这首诗中可以拈出的透露离情的字眼，还不止一个“寒”字。第二首首句写烟而曰“乱”烟，既是形容夜烟弥漫，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迷乱。次句写月而曰“飞”月，既是说明时间的推移，也暗示诗人伫立凝望时产生的聚散匆匆之感。第三句写离亭掩而加了“寂寞”二字，既是写外界的景象，也是写内心的情怀。从整首诗看，诗人就是运用这样一些字眼把画面点活，把送别后的孤寂怅惘之情融化入景色的描写之中。而这首诗的妙处更在于这融化的手法运用得浑然无迹；从而使诗篇见空灵蕴藉之美。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12月版 ：第23-24页 ．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馀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

　　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参考资料：

1、 雅瑟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 超值白金版：新世界出版社，2011.09：372、 傅德岷，赖云琪．古文观止鉴赏辞典：长江出版社，2006：第229页3、 吴小林．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 上卷：新世界出版社，2008.03：85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飞蓬。
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
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
赤精斩白帝，叱咤入关中。
两龙不并跃，五纬与天同。
楚灭无英图，汉兴有成功。
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
伊昔临广武，连兵决雌雄。
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
战争有古迹，壁垒颓层穹。
猛虎啸洞壑，饥鹰鸣秋空。
翔云列晓阵，杀气赫长虹。
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
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
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

参考资料：

1、 裴 斐．李白诗歌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88：8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