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迁居见忆韵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写中唐诗人李绅，并以李绅自况。自居易《拙集编成十五卷因题卷来戏赠元九李二十》云：“每被老元偷格调，苦教短李伏歌行。”可见时人称之为“短李”。首联所写就是这件事。这两句说，城南的矮小诗人李绅，经历坎坷，形容憔悴。他多愁善感、系念世事，乌黑的帽子上落满尘土。两句诗用粗线条钩勒出李绅，也是作者自己的形象，手法洗炼。颔联即从首联引申而来，展开“憔悴”、“多情”的含蕴，笔墨也从以李绅自比转向直接叙写自身。虽刻苦攻读，手不释卷，对平生所历世事却不甚了然；饱经风霜，阅尽世态，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好河山任人践踏，一腔热血无从抛洒。这联的出句和对句的前后两部份，各自形成鲜明的对比。“读书”而“不了平生事”，“阅世”而“空有后死身”，出语舒缓，感情却十分愤激。颈联推开一层，是赋也是比。落日残照，是眼前实景，也象征着南宋王驯的没落凋零，飒飒西风则象征着笼罩在南宋国土上的萧瑟寥落气氛。“落日”、“西风”，景象悲壮，令人想起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中的名句：靠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不过，粱栋诗中“落日”、“西风”带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悲剧色彩。“唤酒”、“愁人”，与首联的“憔悴舻、“多情”相应，写出了在天下多故的南宋束年一个正直士大夫忧心如焚的心理状况，感情十分沉痛。前面三联，气氛沉重压抑，结尾两句却陡然一转，格调为之一振。蜂蝶黄花老，翻用苏东坡诗意。这里是说，尽管秋色愁人，然而在明月的照临之下，园林小春的景色还是十分动人的。农历十月间，阳光和煦，景色宜人，大有春意，故称小春。尾联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诗句。尾联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肃杀中透露出生机，痛苦中孕育着希望，它表达了作者身处逆境泰然自若的人生态度。

　　这首诗以舒缓的笔调，似乎只写自己阅尽沧桑后与世无争的淡泊，而这种淡泊中，表现出作者的愤激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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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阕以景起，气象雄浑，景物壮阔。接着，前结四个短句是起处写景的继续和演化。从人的感情说，开始位立江滨，见青山、红日、大江，心胸为之开阔，有此壮美之景。后来，随着江水望去，“长安远，在何处“，不见长安，只见渔灯客帆，于是感到“愁”来。上阕处理景、情、意的关系，理路清楚，而运笔有起伏。有衬托，以“长安远”为中间枢纽，前后时间。场景，顿生变化，由高远绮丽转为低小出寒，反映作者迷茫的心境，而通体不高“对江山”所见，词笔极为浑成。

　　下阕一连四短句十六个字，倾吐出满怀衷肠，语凄清苦。古人名换头为过变，或藕断丝连，或异军突起。这样汪洋恣肆地抒怀，是上阕酝蓄、堆积的结果，当感情的阀门一下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悔儒冠误”，是一句十分悲愤感慨的话。“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感丈二十二韵》）。富家子弟养享处代，而一般读书人往往潦倒一生。杜诗言辞激愤，溢于纸面，政治生涯不顺利的晁补之，前句用“暗想”，后句用“自悔”，表达了词人自怨自艾的情绪。普人阮籍，佯狂不羁，纵酒颓放，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实际上也是一种远祸全身的手段。他常驾车独游，等到路走不通了，便痛哭而返。这里词人觉得他和阮籍一样，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是不可能了，而羁于谪宦，欲归又不得归。换头后这四句是词人抑郁壅塞的感情的暴发。

　　这首词写作者贬玉溪（信州）后，面对江山兴起的悲伧情怀。上阕以写景为主。有青山、红日、大江、余震的绮丽壮景，也有几点渔火、一片客帆的凄迷景色，略寓感情。词的艺术上的成功，着重在下阕，于一泻无余倾吐衷曲后，用多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事物，层层渲染，步步加深来抒发因贬谪而产生的伦然之情，从红日暮到红烛暗，到津鼓响，时间的跨度长，调动的景物多，但写来如春蚕吐丝，条条缕缕，清晰明白，使词人的悲伦之情如见。既曲折，又明快，用古人的话说大抵是：“触景生情，复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稼丽周密。譬之织锦家，真窦氏回文梭也”（贺裳《皱水轩词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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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此诗描写了雪消溪涨、游客渡溪、古槎横溪、山花随流水流出等画面，表现了作者对琅琊溪美景的喜爱之情，体现了作者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

　　首句点题并暗示了时令已是春日，故雪融水涨。接下来点明作者是喜欢游山玩水的雅士，故看了这边的风景还要看那边的风景，这样小桥就成了两边的中介。当然临溪观水本身就是很美的景致。

　　作者站在桥上，凝望着远处潺潺而来的溪水，不禁对溪水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心生疑问。这也是好游玩的人的一种好奇心的体现。而最后一句给出了一个诗意的回答：虽然不知道溪水的源头在哪里，但是可以想象那是一个美丽而遥远的地方，因为从溪水中漂浮的花瓣可以推知。

　　琅琊山最早在唐代被开发，即“凿石引泉，酬其流以为溪。”这条溪被命名为“琅琊溪”，可谓是“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浚不刊，几万斯年”（唐独孤及《琅琊溪述》）。琅琊山历史上亦有“溪山”之称。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琅琊溪冬去春来，雪融水涨的画面，并状写了游人们为欣赏这美丽的山水而渡溪过桥的情景，反映了琅琊溪景色之美以及作者对此美景的喜爱。结尾两句从溪水飘流落花来写溪流之源头，因见有山中落花从水上流出，源头当在山中无疑，有暗示美景更在深山幽境之意。这两句实写山花随流水流出的景象，虚写山中的春意，以及溪源之远，溪流的曲折，虚实结合，以实喻虚，充分引发了读者的想象。整首诗以写景为主，融情于景，首尾圆合，表达了诗人对山水自然的喜爱之情和惜春之感。后两句虚实相生，富有宋诗的理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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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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