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韵宇文白云山

　　这是一首闺怨词，主人公是一位对情人爱极又恨极的歌妓。词一开篇，“坠髻慵梳，愁蛾懒画”一组四字对偶句，直接表现这位妇女的精神状态，发髻已松散了，而她却“慵梳”；娥眉已经含愁不展了，而又“懒画”。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 》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主人公没有心情梳妆打扮，似乎是与“悦己者”有关。“心绪是事阑珊”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描述她心绪不佳，消沉倦怠，任何事情都无心去做了。这三句由外到内，女主人公的行为源于心绪不佳，从而揭示了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凡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做，不只梳妆打扮是如此。内里意兴阑珊，外则面容憔悴了，身体消瘦了。“金缕衣宽”，衣裳变得宽大了，便是身体瘦下去了的证据。古人每以衣带宽松表示身体消瘦，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词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句。

　　以上几句塑造了一个神情憔悴、心绪烦乱的女性形象，在写法上沿袭了唐五代以来对懒美人的类型化描写，与温庭筠笔下的“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很相似。但接下来的两句，就冲出了类型化的窠臼，成为“这一个”女子所独有的自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想来那轻狂的浪子一定又在外面若无其事地同别人调笑取乐，早把我丢在脑后了。女主人公之所以无心梳妆，消瘦憔悴，都是因为“疏狂”的他。“认得”表明她非常了解这个负心人风流轻狂的性情，也暗示了他如此这般也不是第一次了。用“这”字领出，有表意的功能，甚至起着强化的作用。这个“人”字是女子自呼口吻，用来表达女子怨恨的心情。至此，作者将抒情主人公思念怨恨的对象点明了，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也已明了。

　　市民妇女比较注重现实的个人利益，不愿听人摆布自己的命运。所以，词中的女子并不因这个“疏狂”的年青人，而长久地沉溺忧伤之中。她要进行抗争，甚至可以采取各种报复行动。“把芳容整顿”，这是她不甘向命运屈服的第一步。这句与开篇二句照应。由“芳容”一词可知，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容貌还是很有自信的。“恁地轻孤，争忍心安”，这是上片词意的小结，预示着她将要发泄一腔不平的怨恨。至此，上片在女主人公决心振作起来的时候结束了，这也暗示了下片词意发展的线索。

　　过片补叙浪子违约不归，骗取了她的忠贞，把怨愤之情推向了顶点。“依前过了旧约”，他又像从前一样背盟失约，逾期不归。“依前”说明他已不是第一次不信守诺言了。“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古代男女相别之时，有订立盟约，女子剪发以赠的习俗。赠发的意义是为了让男子见发如见人，另外还有以发缠住男子之心的神秘寓意。恼恨之下，她盘算着他有一天归来，要设法收拾教训他。

　　她的惩罚办法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将闺房的门紧紧关住，不让他进来。第二步：“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不让他进被窝，对他的要求不理不睬，以此逼使和要挟对方反省和屈服。第三步：“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她听任时间僵持中过去，等待到更鼓已深，也就是半夜的时候，才严肃地从头到尾、有条有理慢慢数落他的疏狂，要他悔过认错，还要保证此后不能再无赖爽约。这些都是女主人公爱恨交错、充满希望和快乐的想象，贴切人物心理性格，其描写的情景如同上演了一出夫妻之间斗气的轻喜剧。至此，全词嘎然而止，至于这女子是否会或怎么样实施她心中计划，词中不再多言。

　　这首词用代言体，摹写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细节刻画一气呵成，将她因爱深而恨极的情状写得淋漓尽致，声口毕肖。在这首词中，柳永塑造了一位与传统文人诗词中的女性迥异其趣的市井女子形象，她泼辣、自强、有手段、敢抗争。词的格调虽说不上有多高，但情真味浓，丝毫不涉俗套。由此词亦可看出柳永对风尘女子的了解和赏爱。柳永在这里刻意用俗语写俗事，目的就是为了给“俗人”看。语言上，他主要用浅近的白话，甚至市井俗语，如“是事”，“认得”、“诮”、“恁地”、“争”、“赚”、“无端”等表现力很强的通俗文学语言。结构上，他主要采用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浅型结构方式，有细节、有情节，能够紧紧抓住读者。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此诗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描写概括品评，尤其是后二句，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作者畅游西湖，从早到晚，一边欣赏美丽的湖光山色，一边饮酒构思，意笃八极，神游万仞。于是乎写就了这首传诵一时的佳作。

　　诗的前两句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晴雨时的不同景色。“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

　　“山色空濛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从第一首诗可知，这一天诗人陪着客人在西湖游宴终日，早晨阳光明艳，后来转阴，入暮后下起雨来。而在善于领略自然并对西湖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眼中，无论是水是山，或晴或雨，都是美好奇妙的。从“晴方好”“雨亦奇”这一赞评，可以想见在不同天气下的湖山胜景，也可想见诗人即景挥毫时的兴会及其洒脱的性格、开阔的胸怀。上半首写的景是交换、对应之景，情是广泛、豪宕之情，情景交融，句间情景相对，西湖之美概写无余，诗人苏轼之情表现无遗。

　　诗的后两句进一步运用他的写气图貌之笔来描绘湖山的晴光雨色，而是遗貌取神，只用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就传出了湖山的神韵。苏轼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西湖之美与西施之美相比，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知道，历史上还有不少女子，其美与西施相比，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可苏轼为什么偏偏要选西施来比西湖呢？我想是不是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施的家乡在浙江，而且离西湖不远；二是西施和西湖，都有个“西”字，这真是个天作之合。至于称西施为西子，恐怕不仅是为了尊重，还与平仄有关系(第三句最后一个字要求仄声字，而“施”是平声字)。现在，西湖也叫西子湖，就是源于苏轼这首诗。对这个比喻，存在有两种相反的解说：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两说都各有所见，各有所据。但就才情横溢的诗人而言，这是妙手偶得的取神之喻，诗思偶到的神来之笔，只是一时心与景会，从西湖的美景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子，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想象西子应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其设喻之际、下笔之时，恐怕未必拘泥于晴与雨二者，何者指浓妆，何者指淡妆。欣赏这首诗时，如果一定要使浓妆、淡妆分属晴、雨，可能反而有损于比喻的完整性、诗思的空灵美。

参考资料：

　　这首诗写作者在黄茅冈一次习射会猎的情景。首联点题，勾画出了狩猎队伍的气派和场面。颔联是猎射场面的描绘，分别从马和鹰两个场面，加以精细描写。颈联写罢猎归来的风度神采，并描绘了优美风景，增强了诗情中的画意。尾联中直接倾吐怀抱，一吐渴望驰骋疆场的豪情。全诗感情昂扬，气势飞动，对仗工稳。

　　首联点题，勾画出了狩猎队伍的气派和场面。知州出猎，侍从很多，故云“点皂旗”。护卫们手持皂旗在车前开道，浩浩荡荡，开向狩猎场所———黄茅冈下。此处为下句“骄马跑空”作了铺垫。

　　颔联转入猎射场面的描绘。此时广袤的围场内，呼鹰策马，箭镞纷飞，场景定然十分紧张热烈。诗人从全景之中，剪取出最英武的两个场面，加以精细描写。两个场面的主角分别为一马一鹰。马非常马，乃是一匹骄马。骄，不光指其形体之壮健，更指其神采之骏异。马蹄下黄茅冈这个围场，因为其平坦（苏轼同一主题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云：“千骑卷平冈”），兼之开阔广大，所以能听凭骄马纵横驰骋。马儿追逐猎物跑得性起，有时竟能竖起身子，腾踔而立。“骄马跑空立”五字已写得神完意足，形象飞动，尤妙在冠以“弄风”二字。“云从龙，风从虎”，此匹如虎骏马于一驰一骤、一腾一跃之间，扬起阵阵劲风，故而风因马起，马鼓风劲，所以谓之“弄风”。有此一“弄”字，则境界全出矣！鹰亦非凡鹰。此苍鹰“趁兔”———追逐狡兔，竟至于“掠地”而“飞”。掠地，既足见其训练有素，又具见其凶猛异常。其以“掠地飞”的拏云下攫之势追捕逃兔，不难想象，鹰爪之下，必无完兔。此联写得既警动有势，又状物如在目前，很具画意。至此，这意境很像是王维《观猎》名句：“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也写鹰写马，意境相似，然其“疾”其“轻”，要通过人的想象才能体味出来，倘用画面很难传达出此中诗意。苏轼却写得形肖神似，任何一个丹青手都可以据此画出生动传神的马、鹰图。相比之下，苏诗就显得更为精警，更富形象性，所以清人何曰愈说他“七律之新警，于唐人外别开生面”（《退庵诗话》卷一），确非溢美之辞。

　　颈联写罢猎归来的风度神采。经过紧张的围猎，诗人现在一身轻快，不由回过头去眺望方才鏖战之处，但见常山白云缭绕，远远望去，恰似在不断吐出云气。俯视自己，一路归来，火红的枫叶已落满了征衣。二句表现了诗人顾盼自如的神态，而白云、绿岭、红叶，色彩对比鲜明，更增强了诗情中的画意。至此，诗人还意犹未尽，在尾联中直接倾吐怀抱，一吐豪情。据《晋书·张重华传》：“重华据西凉，以主簿谢艾为将军，进军临河，攻麻秋。艾冠白踞胡床指麾，大败之。”而苏轼生活的北宋时代，边患不时发生，因此他在诗词中，时时抒发自己渴望驰骋疆场的激情。

尾联即以谢艾自许，说朝廷如果委予边任，定能麾兵败敌。其意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词下阕：“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互相阐发，胸襟抱负如此磊落正大，而当时言官竟强为曲解，把此诗列为讽刺新法之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全诗感情昂扬，气势飞动，对仗工整。遣词造句尤见功力，如“点”“出”“跑”“立”“掠”“飞”“生”“满”字，富于表现力，下得熨帖，难以移易。“青”“皂”“黄”“苍”“白”“翠”“红”等字，使描写的事物色调鲜明，又与诗情十分吻合。

　　这首诗与《江城子·密州出猎》所写时代背景一样，所写题材一样，所写地点一样，所描写出猎的壮观场面及所显之志一样：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

　　诗词为同一围猎事件而作。不仅字句相类，如“千骑卷平冈”就是“黄茅刚下出长围”，“右擎苍”就是“趁兔苍鹰掠地飞”，而且主题相同，一以魏尚自比，一以西凉主簿谢艾自喻。

　　诗更重于叙事性，前六句写出围猎的全过程，词则着力于内心郁结的倾泻。就抒情性来说，词比诗更充沛、更生动，表达作者当时的心情更为淋漓尽致。由于苏轼革新了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着传统，所以这首词的艺术水平才比较高。

参考资料：

　　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生，疏而贤者，咸施之。

　　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共出纳焉。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屏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其给。此其大较也。

　　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为西帅，及参大政，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殁，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虽位充禄厚，而生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唯以施生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曰：「是隐君之赐也。」晏子曰：「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三百余人。以此而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于是齐侯以晏子之觞而觞桓子。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观文正之义，贤于平仲，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

　　呜呼！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其邸第之雄，车舆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而入者，岂少也哉！况于施贤乎！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瓢囊为沟中瘠者，又岂少哉？况于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予可无录也。独高其义，因以遗于世云。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生，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生，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生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