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韵舒伯源雪晴偶书四首

　　诗前六句怀念过去，回视今日。诗说前些年在白浪如山的东海中遨游，把鲸鱼肉切细了做鱼羹；去年在南山射虎，晚上归来，雪满貂裘。这回忆过去的四句，脍鲸事是虚写，打虎事是实写，句子十分豪壮，气魄很雄伟。写白浪、急雪，都寄托了自己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这样的胸襟气魄，与他志灭金虏、向往收复失土紧密相连，读后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辛弃疾所赋的“壮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那样雄壮的场面。陆游与辛弃疾表达的都是实施报国杀敌行动的热忱，也都流露时光流逝，一事无成的感慨。正因为前年、去年的生活都过得很有意义，尤其是去年在南郑，地处前沿，更符合他杀敌立功的抱负，此较下来，更加显得今年的不堪。他想到自己已年近五十，容颜苍老，颓唐失意，感到非常愁闷。“最堪笑”、“羞自照”是自我解嘲，中间埋藏着无限的不平与感伤。祖国的前途如何？自己的前途又如何？他痛苦地求索着。

　　于是，诗人借酒消愁，醉后，满腔的疾愤都喷发了出来。表面上，他惊诧自己居然酒后能狂，脱略形骸，然而透视他的内心，这不是醉醺醺的狂态。其实诗人是在凭藉醉酒，抒发心中强烈的不平，痛恨国家恢复无策，坐失良机，正如下面所说的，是“逆胡未灭心未平”，自己也同“孤剑床头铿有声”。这两句正面的叙述，正是诗人慷慨的誓词，与他在《长歌行》中所说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相同，都表现了赴沙场杀敌的渴望及蹉跎岁月的苦闷。

　　最后，诗人酒醒了，身在破败的驿站里，梦觉后，眼前是黯淡的灯光，窗外是风声雨声。这两句写得低沉郁闷，是写景，也是抒情。那昏昏灯火，那凄厉的风雨声，更使诗人心中扰乱不堪，更何况，这半夜的风雨，在诗人刚才的梦中，正像他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所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陆游胸中所存的一段不可磨灭的杀敌锐气，以及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伤悲，因此诗写得跌宕奇崛，似狂似悲。忽而豪气奋发，如江水流入三峡，气势雄伟；忽而忧愁苦闷，如寡妇夜哭，哀哀欲绝。诗在用韵上也与内容密切配合，十二句诗换了四个韵，节奏感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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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早年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拆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视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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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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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词之中所以会出现“淫词”，原因即在于那种视女性为玩物的享乐意识在作祟。因此综观宋人所作的宴会词，可谓最为典型和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的享乐生活和享乐心理。

　　柳词中不乏此类描绘，此词写男女杂处宴饮之乐，美酒、音乐、银烛、佳丽，更有巧笑、艳歌，宋代秦楼楚馆之繁华闹热，是一种形象的文献资料。自然，它是文学，因而具有某种感染力。就看那个风流之人，暗向灯光低迷处。频频卖弄她那万种风情，惹得人意马心猿。同时，她的行动也招来了同行们的忌妒与不满。柳永往往如此，于铺排敷陈之未了，抓住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使全词皆活，给人留下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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