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韵谢李簿送白牡丹

　　词作上片写楚江垂钓，犹如一幅清江月夜独钓图。“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写蓼花盛开，芦叶凋零，对仗工稳，色彩明丽。“夜深玉露初零”一句，点明季节和时间。作者选取了三种最能表现秋江夜色的典型景物，透过设色的明与暗，造境的野而幽，烘托出江边的凄清气氛。这是写地上所见。

　　接着再对秋夜江天作大笔的渲染。“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秋高云淡，水天一色，境界阔大，虽其间有败芦残苇杂处其间（这正所以成其为秋景），却并不怎样令人感慨兴悲。开头五句全是写景，似乎完全不夹杂人的感情，但“一切景语皆情语”，秦观所作的这种景语，与他所要抒发的感情水乳交融，从而收到借景抒情的艺术效果。

　　“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转入情事的抒写。小艇、孤篷，又是独棹——船上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景况应该说够寂寞了吧。可是这位独棹孤舟的人，却是悠哉悠哉地驶过烟雾迷离的沙岸小洲。这里词人透过表达特定情境的“独”、“孤”、“小”和“悠悠”等字，把一件本是江中荡舟的极平常事，不仅写得曳生姿，而且充分表达出此刻他的生活情趣。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孤篷小艇”停了下来，接着道“金钩细，细纶慢卷，牵动一潭星”。他垂钓江中，悬着细钩的丝线，慢慢的从水中拉起，倒映水中的星星，似乎也被牵动起来了。“慢卷”，表明垂钓时的闲裕，与“悠悠过”绾合。而收卷钓丝后泛起水面涟漪，向外扩展，使一派水面上倒映的星光动荡不已，十分美妙。秦观《临江仙·千里潇湘挼蓝浦》词里也有“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之句，写的是夜泊潇湘浦口，月高风定，秋水澄蓝，水不动，星亦不动，如浸水中，一片静景，与此词的丝纶垂钓，“牵动一潭星”的以动写静，各擅其妙，可谓善写水中星影者。上片有景物有情事，景物和情事的搭配，表现出泛江垂钓者的悠然自得情趣。

　　过片三句是上片结尾三句情事的继续，只不过不再是垂钓，而是吹笛了。“时时横短笛”，看来当天夜晚，当小船悠悠地水面漂动时，当“丝纶慢卷”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吹过短笛。寂寞秋江之上，当他吹笛发出悠扬之声的时候，他觉得陪伴着自己的有“清风皓月”，彼此都脱略形迹，忘却你我的区别，物我一体。这几句，写出了词人此刻的怡然自得，更写出了他的恬淡情怀，或者还微微夹杂一些儿感慨吧，所以逼出来下面似达观似郁结的一句：“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秦观早年一度漫游，过的是“泛梗飘萍”的生涯。不过词人说“任人笑”，表明自己并不在乎；不仅不在乎，还要“饮罢”而“醉卧”，因为对于世间烦恼扰心的种种不如意事，有耳朵也不会去听了，正所谓“尘劳事有耳谁听”。

　　最后三句，“饮罢”“醉卧”之后，一枕沉酣，直到天明。秋江风静，水波不兴，人已忘掉尘世间一切烦恼，尽管太阳高高升起，他还躺在枕上，酒意刚醒。只有通过醉酒，才能置“尘劳事”于不顾，这表明他在内心深处，仍存在着矛盾和痛苦，因此须借助饮酒麻痹自己的心灵。

　　全词先写景，后写人，写景则着意描写特殊环境，写人则着重描写个性形象。如此层层写来，精心点染，细致描绘，一个特殊环境中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一幅生动的楚江月夜独钓而又独饮醉卧的画面，清楚地呈现读者面前，从而使人们感受到词人看似然、坦然，实际上郁积着不平和愤懑的心情。

　　这首词，颇受东坡文风的影响。只是，东坡可以无畏“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沧桑孤独，可以做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无碍，而这些在少游的生命中，却只是一枕黄粱，鸡鸣之后，繁华酒醒，斯人不仅依旧寂寞，更无故添了些许断肠相思。如果说，东坡词超脱旷达，让人心向往之。那么，少游词则是柔婉凄凉，不知不觉中沁入人的心脾。两者各有各的好处，毕竟少游和东坡的心性，一个在云，一个在水，相隔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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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上片，词人工致地以白描手法描绘旅途景色，创造一个特定的抒情环境。“别岸扁舟三两只”四句以密集的意象，表现江乡冬日晨景，所写的景物都是主体真切地感受到的。远处江岸停着三两只小船，风吹芦苇发出细细的声音；水中沙洲上昨夜栖落的大雁收到惊吓，破雾而飞；天上一弯残月和溪桥上的晨霜上下辉映，发出冷暗的白光……这四句写出了肃杀、苍凉之感。“沙汀”为南来过冬的雁群留宿佳处，宿雁之冲破晓烟飞去，当是被早行之人惊起所致。“别岸”、“葭苇”、“沙汀”、“宿雁”，这些景物极为协调，互相补衬，组成江南水乡的画面。“溪桥”与“别岸”相对，旅人江村陆路行走，远望江岸，走过溪桥。“残月”表示旅人很早即已上路，与“明月如霜”之以月色比霜之白者不同，“月和霜白”是月白霜亦白。残月与晨霜并见，点出时节约是初冬下旬，与上文风苇、宿雁同为应时之景。三、四两句十分工稳，确切地把握住了寒冬早行的景物特点。“渐渐分曙色”为写景之总括，暗示拂晓前后的时间推移和旅人已经过一段行程。这样作一勾勒，将时间关系交代清楚，使词意发展脉络贯串。“路遥山远多行役”为转笔，由写景转写旅人。由于曙色已分，东方发白，道路上人们渐渐多起来了。水陆往来尽是“利名客”，他们追名逐利，匆匆赶路，点明这一点是为后文作铺垫。柳永失意江湖，正同这群赶路的人一道披星戴月而行。柳永的羁旅行役之词中经常出现关河津渡、城郭村落、农女渔人、车马船舶、商旅往来等等乡野社会风情画面，展示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在词史上有开拓意义。

　　从整个上片来看，词人笔下之景全为萧瑟凄凉之景，词人笔下之人尽是追名逐利之人，这些已显示出他对羁旅生涯的厌倦。词作自然地转入下片，抒发羁旅漂泊的哀伤和浓浓的思归之情。

　　过片“一望乡关烟水隔”，承上片的写景转入主观抒情，写主人公因厌倦羁旅行役而思故乡。词人说“一望”，可即使想望，故乡关河相隔遥远，烟水迷茫，却是根本无法望见的；既无法望见而又不能回去，受到思乡愁绪的煎熬，反转产生一种急迫的渴望心理，恨不能插上羽翼立刻飞回故乡。对于这种迫切念头的产生，词人作了层层铺叙，细致地揭示了内心的活动。“愁云恨雨两牵萦”喻儿女离情，象丝缕一样牵萦两地；“新春残腊相催逼”是说明时序代谢，日月相催，新春甫过，残腊又至，客旅日久，于岁月飞逝自易惊心，有年光逼人之感。“岁华都瞬息。浪萍风梗诚何益”，“岁华”句延伸上文“新春”句意，流光转瞬，与天涯浪迹联系起来，更增深沉的感慨。“浪萍”和“风梗”是飘泊不定的典型意象，以喻羁旅生活象浮萍和断梗一样随水、风飘荡无定。柳永深感这种毫无结果的漫游确是徒劳无益，从现实艰难的境况来看还不如回乡。于是逼出最后三句：“归去来，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这是思乡的主要原因，补足了“愁云恨雨”之意。家乡的“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自然是设想妻子多年家苦苦相忆了。柳永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离家后事实上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但思乡之情却往往异常强烈；他在京都的烟花巷陌与许多歌妓恋爱，但怀念妻子的深情却时时自然地流露。

　　从整首词看，柳永对自己的羁旅人生有着清醒的认识，越来越意识到他浪迹四方，汲汲以求的东西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虚无，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是想抗争的，有自己的方式以求的解脱，那就是，将生命的重心移近爱情。但其实这种抗争是苍白无力的，因为爱情本身就是脆弱的，更何况柳永一生随处笙歌宴饮，爱情之花如同水中之浮萍，随开随去，留给他的总是苦涩的回忆。所以说，柳永的可悲之处不仅在于漂泊穷年、事业无成、情感无依，更在于他对人生之路的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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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写词人过往的军旅生涯及感叹。“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这几句是词人对南郑生活的回忆。他那时是多么地意气风发，胸中怀抱着收复西北的凌云壮志，一身戎装，手持剑戈，乘马于胯下，随军止宿，气吞残虏。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豪气，颇能振奋人心。

　　但接着词急转直下：“笑儒冠自来多误。”这一句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来，感叹自已被儒家忠孝报国的思想所误，一生怀抱此志，却时至暮年仍旧一事无成。看上去，词人有悔意，悔恨自己不该学习儒家思想，执著于仕进报国，但实是对“壮岁从戎”的生活不再的哀叹。

　　下片写老年家居江南水乡的生活和感慨。“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词人求取功名的愿望落空，被迫隐居家乡。为排遣愁怀，他四处泛舟清游。“漫悲歌、伤怀吊古”，虽身在江湖，但心仍在朝堂之上。词人没有办法真正做到自我宽解。他“泛扁舟吴楚”，吴楚古迹仍旧引发起他无限怀古伤今之意。

　　“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秦关”，即北国失地。那淼淼的烟波仍不能消除词人对秦关的向往，因壮怀激烈，他至老仍旧不忘收复失地，不甘断送壮志，故闲散的隐居生活使他深感流年虚度。

　　这首词上片怀旧，慷慨悲壮；下片写今，沉痛深婉。作者强烈的爱国感情在字里行间充分地流露出来，感人至深。

　　爱国之情在陆游这篇作品里频有表述，且多慷慨激昂，壮怀激烈，而当词人晚年赋闲乡里，鬓白体衰之后回忆往事，更加悲恸万分，却又因无力回天，只落得无奈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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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疏的梅树枝条横斜着,洁白如玉,刚劲有力；花萼上点缀着颗颗雪珠,反射出晶莹的光彩。有一朵梅花竟然先开了,竞吐芳香的百花就都落在梅花的后面了。梅花呀,要把春天到来的信息传递,又哪怕那雪压冰欺！玉笛呀,不要再反复吹奏《梅花落》的曲子了,因为春神正在主宰着人间。

　　“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诗人抓住梅花最先开放的特点，写出了梅花不怕挫折打击、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既是咏梅，也是咏自己。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严冬阻挡不了春天到来的脚步，深雪又怎能埋藏梅花的芬芳气息？颂扬了梅花坚贞不屈的精神，诗人以颂赞梅花的口吻来寄托自己的爱国思想。

　　“玉笛休三弄,东君正主张”，玉笛不要再吹奏那伤感的“梅花三弄”曲调了，春神就要来到人间，主宰大地。表达了诗人爱梅、惜梅之情，请东君为梅花作主，让玉笛不要再吹“三弄”了，留住春天，不要让梅花凋谢。

　　陈亮一生极力主张抗金，反对投降，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梅花》一诗，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志，对抗金的胜利、国家的前途，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诗是诗人情感发展的产物，既然玉笛演奏的《梅花落》曲子阻挡不了在春天阳光哺育下的梅花茁壮成长，那么，投降派的种种苟且的言论又怎能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呢？进一步以颂赞梅花的挺然独立来表达对投降派的强烈谴责，寄托了自己一生力主抗战，反对投降的爱国主义思想。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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