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会诗

　　《大风歌》一诗抒发了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也表达了他对国事忧虑的复杂心情。

　　此诗每句中皆带有“兮”。刘邦故乡沛县原本虽为宋地，但已被楚国占有百年，文笔自然不免沾染了些许楚风。楚辞又由于其代表人物屈原的悲惨，而成为抒发愤懑的文体，且因楚地民风彪悍，楚辞便多了大气磅礴。刘邦选取这种文体，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他对家国兴亡的担忧，又不失王者风范。

　　《大风歌》整首诗仅有三句构成，这在中国历代诗歌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三句诗中每一句都代表一个广大的不同的场景与心境，而且作者对这三句诗真可谓惜墨如金、高度凝炼。其中第一句的大风起兮云飞扬，是最令古今拍案叫绝的诗句。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他与他的麾下在恢宏的战场上是如何歼剿重创叛乱的敌军，而是非常高明巧妙地运用大风和飞扬狂卷的乌云来暗喻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假如说项羽的《垓下歌》表现了失败者的悲哀，那么《大风歌》就显示了胜利者的悲哀。而作为这两种悲哀的纽带的，则是对于人的渺小的感伤。同样的，对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唐代的李善曾解释说：“风起云飞，以喻群雄竞逐，而天下乱也。”（见汲古阁本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这是对的。“群雄竞逐而天下乱”，显然是指秦末群雄纷起、争夺天下的情状。“群雄竞逐”的“雄”，《文选》的有些本子作“凶”。倘原文如此，则当指汉初英布等人的反乱。但一则这些反乱乃是陆续发动的，并非同时并起，不应说“群凶竞逐”；再则那都是局部地区的反乱，并未蔓延到全国，不应说“天下乱”。故当以作“雄”为是。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只一个“威”字就是那样生动贴切地阐明了各路诸侯臣服于大汉天子刘邦的脚下，一个“威”字也直抒了刘邦的威风凛凛、所向披糜，天下人能与之匹敌的那种巨无霸的冲天豪迈气概。这样的荣归故里，刘邦的心情是何等的荣耀与八面威风！刘邦是在说自己在这样的形势下夺得了帝位，因而能够衣锦荣归。所以，在这两句中，刘邦无异坦率承认：他之得以“威加海内”，首先有赖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但是，正如风云并非人力所能支配，这种局面也不是刘邦所造成的，他只不过运道好，碰上了这种局面而已。从这一点来说，他之得以登上帝位，实属偶然。尽管他的同时代人在这方面都具有跟他同样的幸运，而他之终于获得成功乃是靠了他的努力与才智；但对于刘邦这样出身于低微的人来说，若不是碰上如此的时代，他的努力与才智又有多少用处呢？所以，无论怎么说，他之得以当皇帝，首先是靠机运，其次才是自己的努力与才智。他以当进的人对之根本无能为力的自然界的风云变化，来比喻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客观条件，至少是不自觉地显示了他的某种心理活动吧！

　　姑且不论刘邦把他的这种机运看作是上天的安排抑或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但那都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换言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但这一切到底有多大效果，还得看机运。作为皇帝，要保住天下，必须有猛士为他守卫四方，但世上有没有这样的猛士？如果有，他能否找到他们并使之为自己服务？这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了。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最后一句比照上一句，都是直抒胸臆，写他的心情与思想，但这最后一句，刘邦并没有继续沉浸在胜利后的巨大喜悦与光环之中，而且是笔锋一转，写出内心又将面临的另一种巨大的压力。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居安思危，如何让自己与将士们辛劳打下的江山基业，不在日后他人觊觎中得而复失，回到故里后，去哪里挑选出更加精良的勇士来巩固自己的大好河山？ 使之大汉江山固若金汤！所以，第三句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既是希冀，又是疑问。他是希望做到这一点的，但真的做得到吗？他自己却无从回答。可以说，他对于是否找得到捍卫四方的猛士，也即自己的天下是否守得住，不但毫无把握，而且深感忧虑和不安。也正因此，这首歌的前二句虽显得踌躇满志，第三句却突然透露出前途未卜的焦灼和恐惧。假如说，作为失败者的项羽曾经悲慨于人定无法胜天，那么，在胜利者刘邦的这首歌中也响彻着类似的悲音，这就难怪他在配合着歌唱而舞蹈时，要“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书·高帝纪》）了。

参考资料：

茕茕白兔，东走西顾。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这篇最初见于《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九，题为《古艳歌》，无作者名氏。明、清人选本往往作窦玄妻《古怨歌》。《艺文类聚》卷三十记窦玄妻事云：“后汉窦玄形貌绝异，天子以公主妻之。旧妻与玄书别曰：‘弃妻斥女敬白窦生：卑贱鄙陋，不如贵人。妾日已远，彼日已亲。何所告诉，仰呼苍天。悲哉窦生！衣不厌新，人不厌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独何人，而居是处。’”并不曾提到窦玄妻作这首歌。今仍从《太平御览》。这首诗是弃妇诗，上二句比喻自己被出而终恋故人，下二句是说服故人也应该念旧。

　　乐府《古艳歌》：“茕茕（孤独，无依靠）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首诗的前两句即以动物起兴，兴中兼含比喻。写弃妇被迫出走，犹如孤苦的白兔，往东去却又往西顾，虽走而仍恋故人。后两句是规劝故人应当念旧。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上邪”犹言“天哪” ，“相知”即相亲相爱。此句说：“天哪！我要和君相爱，让我们的感情永久不破裂，不衰减。”为了证实她的矢志不褕，她接连 举五种自然界的不可能出现的变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意思是：要想背叛我们的誓言，除非出现山平了，江水干了，冬日里雷雨阵阵，夏天里大雪纷纷，天与地合而为一！。女主人公充分发挥她的想象力，一件比一件想得离奇，一桩比一桩令人难以思议。到“天地合”时，她的想象已经失去控制，漫无边际地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环境都不复存在了。这种缺乏理智、夸张怪诞的奇想，是这位痴情女子表示爱情的特殊形式。而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都被抒情女主人公当作“与君绝”的条件，无异于说“与君绝”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果呢？只有自己和“君”永远地相爱下去。

　　全诗写情不加点缀铺排。“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长命无绝衰”五字，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一个“欲” 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此三句虽未进行形象刻画，但一个情真志坚，忠贞刚烈的女子形象已清晰地站在读者面前。

　　清代王先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这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可以说是绝唱之作。诗中女主人公以誓言的形式剖白内心，以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反证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诗短情长，撼人心魄。正如胡应麟所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

　　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评此诗说：“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申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迭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可谓句句在理。

　　从艺术上看，《上邪》的抒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间的爱情欲火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气势雄放，激情逼人。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上邪》是一首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爱情篇章，其语言句式短长错杂，随情而布。音节短促缓急，字句跌宕起伏。

　　《上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明显地受到它的启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不仅对坚贞专一的爱情幸福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并且连续用多种不可能来说明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构思也是完全相同的。

参考资料：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参考资料：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
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这一首寓言诗，写枯鱼过河时悔恨哭泣并写信告诫同伴“慎出入”，以鱼拟人，警告人们行动要小心谨慎，以免招来祸患。全诗结构精巧，比喻形象，寓意深刻，而想象尤为奇特，充分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特色以及汉乐府的高度艺术表现力。

　　此诗属汉乐府杂曲歌辞，是一首想象极其浪漫的寓言诗。“枯鱼”就是干鱼。诗中写一个遭到灾祸的人以枯鱼自比，警告人们行动小心，以免招来祸患。

　　开头两句突兀而起，奇峭警拔。诗中说：一条枯鱼过河时，不禁伤心痛哭，悲叹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既是枯鱼，何以又会过河？又何以哭泣？何以悔恨？这一切，诗中先不说明。“何时悔复及”，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失悔还来得及啊！这是用反诘语表示否定，以加强悲叹的语气，加重表现沉痛的心情。先说结果，后叙原因，可以突出结果。诗中这样处理，不仅可以突出悔恨，还可避免平铺直叙，使内容富有曲折。

　　三四两句仍然不直接回答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而写枯鱼作书（写信）给鲂、鱮，但枯鱼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却在书的内容中自然透露出来，构想非常巧妙。鲂即鳊鱼，鱮即鲢鱼，诗中用它们代指鱼类，它们就是枯鱼的伙伴。书仅“相教慎出入”五字，内容却极丰富。“相教”即相互告诫。“慎出入”是说无论外出还是归来，都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粗心大意。首先是尽量少外出；即使不得已外出，也要处处留心。这里不但表现了枯鱼对伙伴们的关切，还透露出枯鱼之所以泣、悔，就是由于当初麻痹大意，以致被人捕去，此刻被人携过河去，看到过去在里面游嬉过的河水，以后却再也不可能回到那里面去，不禁伤心痛哭，悔恨万分。它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诫伙伴，希望它们不要再蹈自己的覆辙。这既是对伙伴的警告，也是枯鱼对自己的悲悼。

　　从内容看，此诗可能作于东汉末年。这时军阀混战，连年不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之一。曹操在《蒿里行》中曾描写过当时社会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枯鱼过河泣》以鱼拟人，正反映了在东汉末年的动乱社会中，随时都可能有灾祸降临到人们头上的残酷现实。

　　此诗通篇全用比喻，想象新奇，结构精巧。清人沈德潜评论此诗说：“汉人每有此种奇想”(《古诗源》)，确实显示了汉乐府的高度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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