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八日亡妹忌日感述

　　咏雁的诗通常借秋雁南飞的形象，抒发在北方的游子对南方家乡的怀念，以及对北方艰苦环境的厌倦。这首诗却相反，塞北虽苦，但终究是故土。这首诗构思别具一格，主题更上一层楼。

　　诗歌首句从春到衡阳切入，语气中充满欢欣。诗人一开章就说“春风一夜到衡阳”，仿佛“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从冬到春的岁序交替。乍看起来，好像有悖于常理，仔细一琢磨，这洋溢着人们对暖风乍至、大地春回的轻松喜悦之情，也从侧面反映了雁儿正久久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因而对此特别敏感，暖风初至，便喜不自胜。

　　第二句“楚水燕山万里长”，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大雁并不是因此赢得舒缓喘息的时机，而是产生急切离开的归念，忖量着“楚水燕山”的漫漫征程，准备立刻从楚水之畔飞回燕山之旁。这一层跳跃，写出大雁归心的急切，可说是“闻风而动”，绝无犹豫。“楚”，当然是指大雁生活的南方；“燕”，却是寒冷的北国，山水互文见义，正说明从南到北，这中间，要经历千山万水。“万里长”显示了大雁征程的遥远。而此时的江南，春色佳丽，正好流连。对此，人们心头困惑自然转化为对大雁的质疑，不但诗人要“怪”，连读者也要“怪”。

　　后两句当然是大雁的回答“莫怪春来便归去，江南虽好是他乡。”诗人用托物咏怀的手法，借春雁的口吻表达强烈的思乡情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王恭是福建闽侯县人，江南本来就是他的故乡，他却说“江南虽好是他乡”，由此看来，诗中的“楚水”、“江南”并非确指某个地域或方位，只不过是一种借代性的语句，指的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朝堂。因而本诗的主题不是表现对故乡的执着的爱，而是表现了诗人想辞官归隐、遁迹林泉，寻找自己精神憩息的家园，也表现了诗人不愿为官，愿过渔樵隐逸生活的意趣。

　　本诗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取向不同，不写秋雁南归，寄托羁宦北方的士大夫对南方乡土的思念，而是写春雁，在春风吹到衡阳时，不计从“楚水”到“燕山”的“万里”之遥、程途之苦，坚决要回艰苦的北方去。诗旨不在于区别南北地域，而重在表现不留恋温柔富贵的官场，甘愿终老田园过吟啸自得的清高日子。

　　诗歌四句的结构，从弃优就劣这一违背常情的举动，引出疑问，而后归结到全诗的中心，有助于将主题表现得更鲜明，艺术手法上从反常突出正常，在引起惊诧后再以拟人的口吻亮底，加强了艺术效果。

参考资料：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生。年十六年来归。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资雄，敦尚简实；与人姁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

　　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绵；入城则缉纑，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暴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遇僮奴有恩，虽至棰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馀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这是作者追忆亡母的一篇记叙文。全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篇首到“以二子肖母也”，叙母亲生卒年月、致病原因及去世当时的情境。作者母亲生于明弘治元年，死于正德八年，算来仅得年二十六岁，那是非常年轻，还未能充分享受人生的年龄。一可伤也。她十六岁出嫁，七年间生七胎，其中夭折两人。文中用近乎流水账的记叙诉说出母亲生活的沉重和酸辛。虽然这里表情的话仅数句：“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日：‘吾为多子苦！”’然只此数句也够了，因为事实比语言本身更有力。二可伤也。为了免除没完没了的多育之苦，母亲接受了老妪所献的民间避孕偏方，饮尽盛二螺的杯水，不意落下暗哑的后遗症，不过三年便去世了。应当指出，这里作者未直接叙写母亲死前悲苦心情。因为当时他的长姊还不到十岁，他更小一岁，无从记忆，不宜虚构：却记载了失母的孩了们不大省事的情状：“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死在儿女待哺的盛年之际，三可伤也。“伤哉”二字，分量极其沉重。

　　于此，作者又记下当时事，即家人延请画工描绘遗容，却以作者与火姊共作模特儿 “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这最平常的叙事中包含的深厚微妙的感情，对具有重视亲缘关系的文化传统的读者，至今仍是心有灵犀，不难体会的。“二子肖母”此文无字处有着极复杂的情味，妙在笔墨省净。

　　第二部分从“孺人讳桂”到“无一字龃龆，乃喜”，也是全文的主要部分。叙述母亲娘家境况门风、母亲的德性及生平事略。叙述外祖家风等于交代母亲德行的根源，乃题中应有之义。周氏是昆山县的一个大家族，聚居在县城东南三十里的吴家桥，从千墩浦往南至桥，沿小港以东一带，便是其居住范围。外祖是国子监监生，又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但崇尚俭朴，与本家关系和睦 “与人妁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后文还补叙了他对子女的慈爱（母亲嫁后“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从这样一个温暖实际的小康之家长成的母亲具有勤劳、俭朴、宽厚、聪慧、识理种种品性，也就不足为怪了。以下便通过具体事略表彰母亲的上述德行。

　　文中描述母亲回吴家桥娘家，则纺木棉：到县城婆家，则搓麻线。虽然并无盐米短缺之忧，却忙碌得像吃了早饭没晚饭的样子。可见她是勤劳成性的。又说冬天生炉火剩下的炭屑，她也吩咐婢女团起来，一排排晾在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可见其俭朴。尽管拖累很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却“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可见其善于持家。再说她待僮仆的好处，虽不免有责罚，却不忍在背后出恶语怨言。娘家每年送来尝鲜的“鱼蟹饼饵”，大都与家人共享，故“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由此可见母亲的厚道。

　　最后忆及母亲对作为长子的作者所施的教育：有光七岁时与从兄有嘉入学，遇到雨天，有嘉便不上学了；有光自己也不想上，但母亲却不允许。可见她对子女决不一味溺爱，俨有孟母之风。每每半夜母子睡醒，母亲便“促有光暗诵《孝经》”，倘能熟读到十分流利，“无一字龃龉”，便很高兴。可见母亲教子很严。这部分通过一系列家庭琐事的追忆，凸现了一个能干、慈爱而有见识的母亲的形象。正由于作者是通过亲闻亲见的琐事描写加以反映，所以决无空洞浮夸的感觉，而使人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第三部分从“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叙述母亲死后两家人事变迁，引出沉痛的思念。其中一段叙母亲及外祖母相继亡故后，外家遭遇的不幸。由于一场瘟疫，夺去了舅母、四姨等三十人性命，唯外祖父与二舅幸存下来。这种自然灾祸，与母亲的死似乎无关，又似乎隐约有一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关系。作者只记事实，言下却有无穷感慨。

　　以下一段则叙母亲死后十一年，有光人学，且与大姊各完婚嫁。作者这里特别说明，大姊的归宿为“孺人所许聘者”，有光所娶也是“孺人所聘者”。盖旧时儿女婚事概由父母之命，这在母亲死前一一已有安排。这种念念不忘的口吻，涵味仍是深厚复杂的。文中写道，“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一些印象较深的往事记忆犹新，但更多的往事却已记不分明，令作者黯然神伤，故末句伤痛之语便觉水到渠成。

　　文中所表达的既有对母亲特有的短暂、辛苦而不无光华的一生的诚挚的纪念，又有人伦中最普遍最深切的一种感情。即对母爱的歌颂与依恋。作者力求客观叙事，绝去粉饰。尤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尽量地减去了直接的、主观的抒情。该文用第三人称叙事，除“伤哉”、“天乎痛哉”两短语，几乎全篇是不动声色地叙事。然而由于所叙皆作者印象最深、涵味极厚的生活细节，款款叙来，自足动人。如文中记儿女或牵衣或乳抱，母亲却劳作不息，那形象是极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

　　特别是首尾两部分，最质木无文，却最见功力。最有特色，情性横溢，潜台词极多。文章不仅文字简练，而且富于含蕴。例如写母亲之死，诸儿不知悲痛，仅随人而泣，令人感到双重的可悲。又记画工以遗孤为模特儿画遗容，仅说“二子肖母”，令人反思母亲当时如何撇得下如此小儿女，越觉其以浅语表深哀．催人泪下。作者用了即事寓情的手法，满足于款款叙事，赋予了全文以不动声色而感人至深的特殊风采。

　　纵观全篇，并没有过多作者强烈而直接的感情抒发，而是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生活细节进行描述，却将自己厚重的感情融于字里行间，融于这些看似简单平凡的事件。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平凡淡然的背后却是隐藏着作者对亡母的深深的怀念与对亡母逝世的沉痛之感以及亡母高尚美好的品德。

参考资料：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雄旷浩渺的长江，激发了多少文人的灵感诗情。这首过江诗，就是一篇得江山之助的佳作。

　　首联以直叙入题，展示的是一幅江行的画面；江风阵阵，吹送着渡船从渚边出发，向着遥远的对岸驶去。然而字里行间，又隐现出了船上诗人的心态。一方面，“酒乍醒”，精神一振，于乘风破浪中自然生出浩然和快意；另一方面，“风高”必然水急，当是舟行甚速，而诗人却有“川途渺渺”之感，是一种苍凉迷惘的心情。这种既壮又悲的旅感，便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写目击的江景。陆地渐远，茫茫蒙蒙如笼烟雾，所谓“汀烟”，说明渡船已到江心。此时江浪扑面而来，撞击船身而碎成沫雨，更加濡湿了视界；劈波而行搅动了水中的腥气，引来了俯冲而至的水鸟。这一联于视觉之外，尚有“湿”的触觉和“腥”的味觉，使人如身临其境；写的虽是浪花、沙鸟之类的船外之物，却现出了船行的动感；风高浪急而唯有“沙鸟迎人”，又进一步印证了“川途渺渺”的孤茫的旅况。从而将过江的题面，更加生动、淋灕地表现了出来。

　　由近瞻转入远眺；更由广袤的空间而及于纵深的时间；这主产生了颈联的神来之笔。长江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而且以其天堑的地位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历史。江山年年如旧，人事几许盛衰，浩荡不息的大江最善于向人们提醒这种时空的错位。在诗歌的语言中，春草与“愁”、青山与“恨”本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三国旧愁”、“六朝遗恨”与“春草碧”、“晚山青”恰又无一不是本地风光，达到了“情”与“景”的完美结合。三国、六朝历史的旧愁遗恨集中反映在长江南岸地区，由此也可推断出诗人的“过江”是由北向南，此时江南已遥遥在望。

　　尾联借倚棹吹笛的欲望，抒寄诗人的余情。《博异志》：“笛吹三声，水上风动，波涛沆漾，鱼龙跳喷。”苏轼《前赤壁赋》记江夜泛舟，“客有吹洞箫者，……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里的“不须倚棹吹长笛，恐有蛟龙潜出听”，从大江的一面说，益见出江上的波谲云诡，与“浪花作雨”呼应；从诗人的一面说，则是雄豪与悲凉两兼的心情的自然发露，与首联的“扬舲”之初的情调遥映。

　　这首七律依过江的行程步步展开，而又一气呵成，气局严整而遒劲。尤其是颈联将怀古与即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感慨深沉，意味无尽，足称警策。这首诗曾误入同时人张弼集中，使他意外受惠，以“六朝遗恨晚山青”扬名于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为之辨误，断为钱晔所作。钱晔为牧斋的族祖，《列朝诗集》的说法当属可信。

　　本诗出自《三国演义》，无任何正史记载。与其说是诸葛亮诗，不如说是罗贯中诗。《三国演义》不愧为四大名著之一，不愧为中华文学史上的瑰宝，罗贯中亦不愧为小说大家，从这首小诗就能看出端倪来。首先，从写作角度来说，此诗为诸葛亮的出场，做了大气盘旋的铺垫。那么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刻画和场景氛围渲来说，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

　　其次，此诗是为诸葛亮量身订做的，不仅十分符合诸葛亮的身份，而且一开始就为诸葛亮戴上了一顶智慧的帽子。说到这里了，就必须要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了。大梦，是道家对人生的一种诠释，在道思想中，梦既指混沌迷蒙的景象，又指人的感知与思想。“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来理解，意思就是在这乱世之中，人人迷茫，惊慌失措，但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其中的缘由一直只有我才知道啊。

　　这里为什么是道教思想，而不是其他诸如佛教等教派的思想呢？明代小说家有一个通用的人物形象塑造定型，凡是智慧型的人物，都赋予道士身份，或者与道士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大家熟知的瓦岗寨军师徐茂功、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梁山的军师吴用及智慧人物公孙胜，等等。罗贯中塑造诸葛亮也是一样，仙风道骨，呼风唤雨。因此，诗的第一句，基本上就给诸葛亮在小说中的形象定了型。还有一点，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乐毅，诗句的意思正好与此呼应。

　　后两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字面上的意思是，我在草堂春睡已足，我都已经从美梦中醒来了，可窗外的太阳还在慢慢吞吞的移动。这句更深层的意思是表达诸葛亮虽然超然物外，遗世隐居，却从未放弃心怀天下、等待伯乐到来的雄心。用“日”来隐喻赏识自己的伯乐、未来的明主，用“日迟迟”形容明主的到来太慢了。实际上这是说给刘备听的，他在埋怨刘备来得太迟了。因为战乱年代，机会稍纵即逝，明主和贤臣相遇、相识、相知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也相当的宝贵。

　　由此可见，罗贯中把这首诗放在此处、此时，何其高妙，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首诗，仅从字面上看，前两句与后两句似乎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但仔细玩味，一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大智大贤者的形象便活现出来了。体现出了作者高超的文学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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