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春日

　　此诗从题目“赠道者”可以看出，诗赠送的对象是个道士，从诗的内容看，这是个女道士。此诗题目一作“赠送”。如果是后一个题目，那么，他写赠的对象就不一定是个女道士。但无论用哪一个题目，都不难看出，诗人所要着意描绘的是一个漂亮的白衣女子，并且对她的美色是颇为倾倒的。

　　首句中的“麻衣如雪”，出于《国风·曹风·蜉蝣》，这里借用来描画女子所穿的一身雪白的衣裳。在形容了女子的衣着以后，诗人又以高雅素洁的白梅来比拟女子的体态、风韵。次句中的“微妆”，是“凝妆”、“浓妆”的反义词，与常用的“素妆”、“淡妆”意义相近。“笑掩”写女子那带有羞涩的微笑。这女子是如此动人，她曳着雪白的衣裙，含情脉脉地微笑着，正姗姗来到诗人的梦境。

　　从甜蜜的梦境中醒来，诗人不禁浮想联翩，以致在他眼前呈现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美丽境界：他仿佛看到这一女子来到越国的一条溪水边，走进一群穿着红色衣裳的浣纱女子中间；那风姿，那神韵，是这般炫人眼目，就像是开放在一片红色荷花中的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这两句，以“若”字领起，说明这是诗人的假想之词。首两句说的是女子的神，此两句则是说女子的形，然而在写法上却不似前两句作直接的描绘，而以烘托之法让人去想象和思索。当女子置身于漂亮的越女中间时，她便像是红莲池中开放的一朵玉洁冰清的白莲；她的婀娜娇美，自然不言而喻了。

　　在表现手法上，此诗主要采用了拟物的手法。一处用“一枝梅”，一处用“白莲”，后者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然，以莲花比美人，并不是武元衡的独创。稍晚于武元衡的白居易也曾以莲花比女子，如“姑山半峰看，瑶水一枝莲（《玉真张观主下小女冠阿容》）。但比较地说，白居易只是运用了拟物一种手法，以形象显出单纯的美；武元衡在拟物时，兼用了烘托的手法，让诗中女子在一群越女的映衬下亮相，然后再过渡到莲花的比拟上，更有一种优美的意境和特殊的艺术效果。不过，全诗的情调只是在吐露对白衣少女美貌的神往之情，诗旨便不可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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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句的两个比喻总体的概括了全诗意旨，那瓶沉簪折正是女子遭遣弃命运的写照。次三句写女子年少时的美貌殊姿，以相识之前的欢悦与相识后四句横遭不幸的痛苦相对比。再下写女子以身相许，决然私奔的过程，表现了痴情女子的天真和纯洁及为情所动的真实形态。之后的五句叙述私奔带来的屈辱和痛苦。“聘则为妻奔是妾”表达了没有经过礼法嘉许的结合，即使相爱情深也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女子愤然出走，然而天地茫茫，已经无处可归。诗末两句凄凉悱恻，是对后世痴情女子的警策，也是女子自身屈辱悲愤的呐喊。“痴情女子负心汉，教人如何不悲伤。”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人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位重自尊的女性，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一个追求真正爱情的弱女子是难以与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在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个自主追求真正爱情的女子，不但在夫家会受到歧视，就是回到娘家，也会被自己的父母弟妹所鄙弃，她会被看成败坏门风的不祥之物。残酷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直接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因此诗人最后感叹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看似劝戒，实为叹息，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劝戒。诗歌的基调因之也变得深沉且凝重。

　　此诗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单纯、美丽、多情的女子形象。除结尾外，整篇作品都是一个不幸女子的内心独白。刻画她的美丽不是通过自我欣赏而是借他人口中说出，手法颇高妙。“知君断肠共君语”，“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等语，刻画少女，贴切自然，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单纯、多情。开头以银瓶、玉簪隐喻美丽的少女，新颖别致，托此以起兴，与下文衔接自然。结尾仅言她出门后没有去处，不进一步描写悲剧的结局，余韵深长，发人深省。

　　在这首中长篇叙事诗中，诗人用凝练的语句表现了一私奔女子的悲哀。《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它在题材上与古乐府中的弃妇诗类同，但其风格与情调与传统之作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全诗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带有中唐都市生活的色彩，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与男子交往并能私奔，这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唐人都市生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唐朝的商业生活给青年男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自由，但传统的礼教观念却扼杀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制造了一些悲剧，而在这一悲剧中女子更是一个更大有受害者。诗人取材典型，对扼杀人性的礼教提出了批判。对不幸的女子表示了同情。其中对礼与情之间矛盾的表现体现了中唐士人的思想个性。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诗人也体现了中唐文人的叙事艺术的水平，诗人以女子之口叙述他们相识、私奔以及产生矛盾的整个过程，情节完整生动，极具戏剧性。诗人着重交代矛盾的原因，细致描写女子被弃后的心理， 突出故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诗人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了这首长诗。同时，也表达了告诫女子不要轻易与人私奔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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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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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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