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吴县、长洲两县的县治，在吴郡的郡治所在地，两县划分境界各自管理。府城西南的众多山冈，都在吴县境内。其中最高的山峰，有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等山。灵岩山上，春秋时吴国的宫殿的故址就在那儿，还有西施的遗迹。像虎丘、剑池以及天平、尚方、支硎等处，都是名胜所在地。太湖浩浩淼淼，面积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在湖中沉浮，真可以算海内奇观了。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我同龄的好友魏用晦任吴县县令未满三年，因考绩列入优等被调入京城担任给事中。魏君任吴县县令期间有恩于民，离任时，百姓设法挽留却未能成功，魏君也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于是有热心人便画了一幅《吴山图》来送给他。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县令对于老百姓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县令确实是贤良的，那么当地的山川草木也为蒙受其恩泽而感到荣耀；如果县令不贤良，那么当地的山川草木也会遭殃，感受到耻辱。魏君对于吴县的山河，可以说是增添了光彩了。今后有那么一天，吴县的老百姓将会在青山秀岩间挑选一块名胜宝地，在佛寺或道观里祭祀他，这完全是应该的。那么魏君既然已经离开了吴县，为什么还对这里的名山那样眷恋呢？从前，苏东坡称赞韩琦离开了黄州四十多年，还念念不忘黄州，以至于写下了思黄州的诗歌。苏东坡为黄州人把这诗刻在石碑上。由此后人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贤能之士到某一处地方，不单单会使那儿的人民不忍心忘记他，而且连自己也不能忘记那儿的人民。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现在魏君离开吴县已经三年了，一天,他与我同在内庭，取出这幅《吴山图》给我看，一边欣赏，一边叹息，就命我写篇文章记载这件事情。唉！魏君对于我乡吴县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又怎能使我们吴县百姓忘记他呢！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吴：吴县，今已撤销并入江苏苏州市，为吴中区。长洲：明代县名，后并入吴县。明朝二县均属苏州府管辖。郡治所：州府官署所在地，此处是指苏州府治。吴县和长洲县的衙门也设在苏州城内。治：治理。穹窿：山名，在今苏州市西南。阳山：在今苏州市的西北。邓尉：山名，在今苏州市西南，因东汉时邓禹曾隐居此山而得名，山上多梅花。西脊：又称西碛山，在邓尉山西。铜井：又称铜坑山，亦在今苏州市西南，以产铜而得名。灵岩：山名，在今苏州市木渎镇，又名石鼓山、研石山、象山、石城山。吴之故宫：春秋时吴国君主夫差曾在灵岩为西施建馆娃宫。据传今灵岩山寺一带即是馆娃宫的遗址。尚：还。西子：即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越国君主勾践将西施献给吴王夫差，西施备受吴王宠爱。相传吴王曾在灵岩山上为西施建有琴台、梳妆台等。若：像。虎丘：山名，一名海涌山。在江苏苏州市西北阊门外。相传春秋时吴王阖闾葬于此，三日有虎踞于上，故名。唐王朝避其先世李虎讳，改称武丘。后复旧名。泉石幽胜，上有塔，登眺则全城在目，为苏州名胜。剑池：池名。在今江苏苏州市虎丘山。相传秦始皇东巡时在这里找寻过吴王阖庐的宝剑；一说阖庐葬在这里，曾用鱼阳扁诸等宝剑各三千殉葬，故名。天平：山名，在灵岩山北，因山顶方平，故名天平山。尚方：山名，又称上方山、楞枷山，在原吴县西南。支硎(xíng形)：山名，在原吴县西南，相传晋代名僧支遁曾隐于此山。太湖：在今江苏省南部，面积二千四百多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旧说有三万六千公顷。七十二峰：太湖中有大小岛屿四十八个，加上沿湖的山峰和半岛，号称七十二峰。尤以洞庭东山、西山、马迹山、三山、鼋头渚最为有名。沉浸：浸入水中。海内：古人以为我国疆土四面环海，故称国境以内为海内。犹言天下。《战国策·秦策一》云：“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同年：封建时代同一年中举或同一年登进士第的互相称同年。为吴县：出任吴县县令。高第：在吏部举行的考核中列为上等者称高第。给事中：官名。秦汉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常在皇帝左右侍从，备顾问应对等事。因执事在殿中，故名。魏或加官，或为正官。晋以后为正官。隋开皇六年（586），于吏部置给事郎。唐属门下省。元以后废门下省，而留给事中。明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掌侍从规谏，稽察六部之弊误，有驳正制敕之违失、章奏封还一权。魏用晦所任为刑科给事中，《明史·职官三》言其职责为：“刑科，每岁二月下旬，上前一年南北罪囚之数，岁终奏上一岁蔽狱之数，阅十日一上实在罪囚之数，皆凭法司移报而奏御焉。”惠爱：对老百姓施惠和爱护。扳留：挽留。又作“攀留”，即攀缘车驾挽留，表示对离任者功绩的肯定和对离去的眷念。由是：因此。好事者：喜欢绘画的人。事：从事。以为赠：即作为赠送的礼品。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令之于民：县令对于老百姓来说。被：通“披”，受。泽：恩惠。荣：兴旺。择胜：选择形胜之处。尸祝：尸，代表鬼神受享祭的人；祝，传告鬼神言辞的人。《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吴。”注曰：“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尸祝在此处的意思是：将来把他当作祖先、神灵一样祭祀。浮图：梵语音译，此处指佛教寺院。老子之宫：即道观。老子是道教供奉的始祖。既去：已经离开。惓惓(quán全)：恳切、难以舍弃的样子。苏子瞻：即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宋仁宗嘉二年(1057)进士。宋神宗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历知密州、徐州、湖州。御史劾以作诗讪谤朝廷，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元间，累迁翰林学士，出知杭州、颍州，再贬惠州、琼州，赦还卒于常州，谥文忠。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宋史》有传。韩魏公：即韩琦(1008—1075)，字稚圭，宋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仁宗时，西北边事起，韩琦任陕西经略招讨使，与范仲淹率兵拒战。韩、范久在兵间，名重当时，为宋廷所倚重，时人称为“韩范”。西夏和成，入为枢密副使，嘉中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立，封魏国公。琦为相十年，临大事，决大议，虽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卒谥忠献。《宋史》有传。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韩琦曾与其兄在黄州居过，黄州人以此为荣。苏轼作有《书韩魏公黄州诗后》一文：“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诗。”此处用韩琦之思念黄州之事言魏用晦思念吴县。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1094）十月二十六日，苏轼作《书韩魏公黄州诗后》云：“而轼亦公(即韩琦)之门人，谪居于黄五年，治东坡，筑雪堂，盖将老焉，则亦黄人也。于是相与摹公之诗而刻之石，以为黄人无穷之思。”黄人，即黄州人。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内庭：即内廷，宫廷之内。隆庆四年(1570)，归有光任南京太侍寺丞，留京执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因此有机会在内廷与时任给事中的魏用晦见面。太息：出声长叹。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吴山图》是吴县百姓送给离任县令魏用晦的纪念品，其功用相当于众多已程式化的“去思碑”。但吴县百姓所送的《吴山图》却是礼轻情义重，因为它代表了老百姓对廉洁贤明县令的真情实感。对于作者归有光来说，吴县的山山水水实在太熟悉了，加之自己也曾在湖州府长兴县任过县令，因此，对《吴山图》的意义当有切身的感受，故下笔为文，随兴生发，侃侃而谈，毫无造作应酬之嫌。第一段作者不直接从《吴山图》说起，而是极写吴县的山川形胜，而这些自然景观本身又极富文化积淀，显示出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第二段先交待自己与《吴山图》主人的同年关系，再引出《吴山图》的故事，顺理成章地将一地的山川形胜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贤能之士联系起来，同时也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坚实的铺垫。第三段先从县令的贤与不贤对老百姓的关系说起，又用苏轼和韩琦的故事为例，说明贤能之官吏自然会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深切怀念。最后又上升到真正的贤者是“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最后一段称赏魏用晦是属于“不能自忘于其人”的贤者，“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全文结构巧妙，层次井然，抒情含蓄。作者紧扣官与民的关系来展开议论，同时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真可谓运思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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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
元美手持插着白羽的军事文书，冒着霜冻的寒气出行塞外。东北边境的异族侵扰边关，那报警的狼烟在相连不断的烽火台上一个个燃起，直抵京城。
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
元美出行之时，正当拂晓，城头上斜挂一弯西垂的冷月。天明以后，一场恶战又会在前线爆发。戍守边关的将士们人未卸衣，马未卸鞍，他们正焦急地翘首等待着京城的决策到来。
参考资料：
1、 毕桂发．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 下册：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07：9402、 朱安群．明诗三百首详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10：324白羽如霜出塞(sài)寒，胡烽(fēng)不断接长安。
羽：指羽书或羽激，为古时征调军队或用于军事的文书，上插鸟羽，表示紧急必须迅速传递胡烽（fēng)：指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边警，烽：即烽烟，烽火，古时边境有敌入浸即举烟火报警。接：接近，直抵。长安：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为中国古都之一，西汉、 隋、 唐等朝代皆定都于此。后常通称国都为长安，这里实际指当时的首都北京。
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
西山：北京西郊群山的总称。征人：出征在外的将士。
参考资料：
1、 毕桂发．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 下册：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07：9402、 朱安群．明诗三百首详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10：324开篇“白羽”两字就点明边塞军情紧急，古时军事文书插上鸟羽，表示此书十万火急，须像飞鸟一样迅速传递，故称羽书或羽檄。“霜”字既形容鸟羽之白，又烘托塞外之寒，而且还暗含形势险峻的意味。首句勾勒出一幅信使带着那份如含严霜的羽书，冒着塞外的寒风策马飞奔的画面。
第二句“胡烽不断接长安”，“胡烽不断”形象地点明外族屡侵边境。长安是唐代国都，“接长安”应前句“出塞寒”，表示边境频频告急，战报直入朝廷，军情之峻急尽在不言之中。
诗的前两句给全诗笼罩上紧张的战争气氛。这两句用战争所特有的镜头——羽书、胡烽，极写边事严重，句式急促，紧迫之感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军士出征应战。“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这两句承上而来，又移步换形，节奏由急促变舒缓，内容从战事转抒情。月可以说是写边塞的诗作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月照边关，使塞外景色壮阔而悲凉，朦胧而凄清，颇具边塞情调，诗人在第三句里，把边塞的月夜写得非常静美；诗中的“一片月”。不仅能衬托情意，而且能喻示时间，渲染气氛。天下共一月，何必有西山东山，家乡异地之分。诗中的“西山月”含意很深，“西山”与“边塞”、“胡烽”暗自相联。又同下句“征人看月”情融意合，构成佳境。而征人看月，则又交织着怀念家乡的愁情与立功边塞的雄心。“多少征人”，意即许多离乡远征、抗敌卫国的将士，他们都是人，立身边塞，目视明月清辉，心头泛起思乡之情。“马上看”就含蓄着这种情感，战士们骑马奔赴塞外或巡逻边境中，抬头看望高悬空中的明月，既思念亲切的家乡，留恋美好的人生，又准备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誓死战斗。因此，后两句既带有唐代边塞诗中常见的那种雄豪悲壮的格调，又有一种缠绵的情致，总观全诗，诗人故意于此设下不和谐音符，借助艺术辩证法的力量，以静显动，创造出一种物我相融，表里一致的境界。
这首诗是明人李攀龙写的一首送别诗，元美即王世贞。王世贞此次出行，与防务有关，故诗人送诗为其壮行，诗中“征人”句即点送行之意。此诗虽貌似唐诗，但也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担忧。全诗仅四句，前三句着力写景，渲染气氛，为后一句抒情奠基。前两句选用白羽、寒塞，胡烽、长安四组意象， 强调军情的紧急，为元美的出行渲染气氛。下两句以西山之月连接征人与京城，既表现征人不恋京城，竭力守边，又希望元美能勉力边务，不辱使命。诗苍劲雄阔，意境深幽，颇有唐代边塞诗风格。李攀龙诗刻意规模唐调，乐府诗尤多割剥古人字句，但此诗笔调凝练，意境雄阔，风格劲健，颇得唐代边塞诗的神韵，做到了神与貌合。
参考资料：
1、 朱惠国．中国古典文学精品选注汇评文库 元明清诗、词、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07：1272、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元明清诗三百首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01：166）
嫩绿柔香远更浓，春来无处不茸茸。
春天来了，到处是一片葱茏的绿色，柔嫩的芳草，散发出阵阵清香，极目眺望，只见越往远处，草色越是浓密。
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
想起六朝旧恨，南浦送别的场景。再回到眼前的景物，在迷离的草色中。
近水欲迷歌扇绿，隔花偏衬舞裙红。
水边的春草和野花都似乎变成了当年的歌扇和舞裙，当年的歌扇和舞裙化作了今日的春草和野花。
平川十里人归晚，无数牛羊一笛风。
平川十里，牧入暮归，在茫茫的草色中，只见无数牛羊在慢慢蠕动，晚风习习，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笛声。
参考资料：
1、 马博士教育网.春草嫩绿柔香远更浓，春来无处不茸(róng)茸。
茸茸：茂盛的样子。
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pǔ)新愁细雨中。
六朝：历史上吴、东晋、宋、齐、梁、陈皆建都与南京，因此称为六朝。南浦：泛指水滨。后多指以送别之处。
近水欲迷歌扇绿，隔花偏衬舞裙红。
歌扇：唱歌时用的扇子。
平川十里人归晚，无数牛羊一笛风。
参考资料：
1、 马博士教育网.春草《春草》是杨基的代表作，写于南京。融融春辉，激起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沉思。却又寓情于景，自然流出，不着痕迹。
首联“嫩绿柔香远更浓，春来无处不茸茸”，以写实领起，春天来了，到处是一片葱茏的绿色。柔嫩的芳草，散发出阵阵清香，沁人肺腑。极目眺望，只见越往远处，草色越是浓密，仿佛整个宇宙都浸透了浓浓的春意。此时此地，游子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颔联“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翻空。写出两种不同的愁滋味。上句有芳草斜阳想起六朝旧恨，与唐代诗人韦庄的名句“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台城》）出于同一机抒。下句由细雨春草想起南浦伤别。这两句一句吊古，一句伤别，情景不同，却都是因春草惹起的愁思，隐含了诗人对人生的感慨，立意恰与李白《忆秦娥》同。
“近水欲迷歌扇绿，隔花偏衬舞裙红”颈联回想到眼前景物，在迷离的草色中，我们仍可看出六朝烟花歌舞的痕迹。在诗人眼里，水边的春草和野花似乎都变成了当年的歌扇和舞裙，当年的歌扇和舞裙又化作了今日的春草和野花。历史与现实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部梦幻般的图画。
“平川十里人归晚，无数牛羊一笛风”，结尾两句翻出新意，平川十里，牧入暮归，在茫茫的草色中，只见无数牛羊在慢慢蠕动，晚风习习，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笛声。六朝旧梦已完全隐去，代之而起的是一幅充满了田园气息的牧人晚归图。
从整体上了。这首诗以春草为题，借题发挥，写出了诗人对生命意义哲理性审视，以及他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朦胧追求，同时，又笔笔紧扣主题，几乎每一句都有春草的风情在摇曳，意境隽永，余韵不绝，不失为写景咏物诗中的珍品。
参考资料：
1、 马博士教育网.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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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天下者，常图其难难而忽其难易，备其难可畏而遗其难不疑。然而，祸常发于难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难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难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难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难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难能周，非法术之难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难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灭诸侯：指秦先后灭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封建：指自周以来的分封制。郡县：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任免。汉帝：指汉高祖刘邦。起陇亩之中，刘邦出身农民家庭。起兵反秦前，只做过乡村小吏“泗水亭长”。陇，田垄。建庶孽：指汉高祖即位后大封同姓诸侯王。七国：指汉高祖所分封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临淄七个同姓诸侯王。篡弑之谋：汉景帝在位时，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王莽：西汉末年外戚，逐渐掌权后称帝，于公元九年改国号为新。祚（zuò做）：皇位。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哀、平：西汉末年的哀帝刘欣、平帝刘衎。晋：指西晋。唐太宗：李世民。武氏之杀其子孙：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民间流传《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太宗问太史令李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武氏：指武则天，她十四岁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高宗时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中宗即位，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689年（载初元年）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执政数十年间，屡兴大狱，冤杀许多李唐宗室和朝臣。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五代方镇：指唐代以后五代的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拥有兵权的藩镇。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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