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同欢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送别词，苏轼的友人梅庭老到上党（今山西长治）任学官，苏轼便写了这首词送他。《浣溪沙》词调，苏轼以前的词家手中，大抵只用于写景抒怀，而此词却用来写临别赠言，致力于用意，有如文章之序体，从而开拓了小词的题材内容。

　　“门外东风雪洒裾”是写送别的时间与景象。尽管春已来临，但因春雪，而气候尚很寒冷。而“飞雪似梅花”的情景，隐含无限惜别之意。这时有“雪洒裾（衣襟）”，而不言“泪沾衣”，颇具豪爽气概。次句即有一较大跳跃，由眼前写到别后，想象梅庭老别去途中，于“山头回首望三吴”，对故园依依不舍。这里作者不是强调三吴可恋，而是写一种人之常情。

　　第三句再进一层，谓“不应弹铗为无鱼。”这句用战国齐人冯谖事，冯谖为孟尝君食客，曾嫌不受重视，弹铗（宝剑）作歌道：“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战国策·齐策》）。此句意谓梅庭老做了学官，不必唱归来了。同时又似乎是说，尽管上党地方艰苦，亦不必计较个人待遇，弹铗使气。正因为意思在两者之间，语气显得尤为诚恳。

　　过片音调转高亢：“上党从来天下脊”。意谓勿嫌上党边远，其地势实险要。盖秦曾置上党郡，因其地势高，故有“与天为党”之说。杜牧《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上党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国时，张仪以为天下之脊。”作者《雪浪石》诗亦云：“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贷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可以参读。

　　“先生元是古之儒”此称许梅庭老有如古之大儒，以天下为己任，意谓勿以学官而自卑。此句与上句形成一联，笔力豪迈，高唱警挺，足以壮友人行色。然而，不免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上党是要地，梅庭老又是大儒，为何不委以大任，而任“学官”这种小角色呢？

　　末句补说，“时平不用鲁连书”。承接上句，用鲁连的典故，表达了作者劝勉和同情之意。鲁连，即鲁仲连，战国齐人，曾在赵国游学，当时正逢秦国围攻赵国，魏国派人劝告说赵国奉秦王为帝，鲁仲连力排众议，使赵国保持了独立。后来，齐国大将田单攻打聊城，久攻不下。鲁仲连修书一封，用箭射入城中，劝说守城燕将，燕将看到书信后，犹豫不定，哭泣三天后自杀。田单收复聊城后，想封赏鲁仲连，鲁仲连逃隐于海上。《史记》对鲁仲连评价很高。因上党是赵国旧地，当时宋辽早已议和，所以说时代承平，梅庭老即使有鲁连那样的奇妙计策，也没有用的地方。此句既有劝勉梅庭者随遇而安之意，又有对其生未逢时不得重用之遭的同情。

　　这首词全词仅六句，却寓义曲折深远，既同情于友人，又开导他努力工作，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想用自己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去影响友人，出语洒脱却发自肺腑，真挚动人。

参考资料：

　　“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着重写故友的重逢与别离。“憔悴”是说他们相遇时俩人的形貌已憔悴不堪，早已不象年轻时那样意气风发了。不仅重逢在垂暮之年，且颠沛奔波于天涯海角，这就更令人感慨嘘唏了。然而，友谊却没有因岁月流逝而淡漠，人虽憔悴，感情友谊并未憔悴。前句抑，后句扬，且重叠两个铿锵作响的“故”字加以强调，通过白描式的叙述，久别重逢时的喜悦，和对纯真友谊的珍重，在吟咏之中，自然能体味得出。“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这是一个急转。好友重逢，理应畅叙离情，如今却不能如愿。为了生计，大家匆匆相聚，又匆匆分别，怎能不伤怀、悲切呢！情之所至，开怀畅饮，唱一曲《阳关三叠》以遣情怀。然而，唱到动情处，呜呜咽咽，实在无法再唱下去了。这是真情的流露。。

　　“愁无据。寒蝉鸣处，回首斜阳暮。”在他乡遇故知，俩人都是人生旅途上的匆匆过客。正如苏轼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天涯沦落人，聚散苦匆匆。今朝一别后，何日再相逢？一个“更”字道出这是非同一般的送别和愁怨之深。“愁无据，塞蝉鸣处，回首斜阳暮。”此时俩人心头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是很难用言语尽情表达的。只有在依依惜别，频频回首相望中，看着斜阳在寒蝉鸣叫的树林里降落，天色逐渐黯淡下来，这种感情才体味得更深切。以写景结句，点出时令，渲染离别的环境气氛，不言愁，而愁自见。

　　全词风格婉约、言辞朴实、情感真挚，没有对匆匆相逢又别离的全过程进行具体描写，而是侧重突出即将分手之时的愁情，写得凄恻动人，可谓送别词中的佳作。唐代诗人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诗就对这种客中相见又分手的情形作了细致的刻画，可与本词参照理解。

参考资料：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第一首诗写遇赦归来的欣悦之情。首句写历尽坎坷，九死一生，次句谓不曾想还活着出了瞿塘峡和滟滪关，表示劫后重生的喜悦。三四句进一步写放逐归来的欣幸心情：还没有到江南的家乡就已欣然一笑，在这岳阳楼上欣赏壮阔景观，等回到了家乡，还不知该是如何的欣慰。此诗意兴洒脱，诗人乐观豪爽之情可以想见，映照出诗人不畏磨难、豁达洒脱的情怀。全诗用语精当，感情表述真切。

　　诗以望君山一个动作，让读者自己去猜测揣摸，去体会。这样的结尾，与王维《酬张少府》结句“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及杜甫《缚鸡行》结句“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相同，都是不写之写，有有余不尽之意。

　　第二首诗写凭栏远眺洞庭湖时的感受。“满川风雨”，隐指作者所处的恶劣的政治形势。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困苦的环境中，他还兴致勃勃地凭栏观赏湖山胜景，足见其胸次之高。次句写凭栏时所得印象，说放眼远望，君山众峰的形状好像湘水女神盘结起的十二个发髻，写出了君山的灵秀之气。三四句推开一步，设想如能在湖风扑面白浪掀天的波心浪峰上，细细观赏君山，当是非常惬意。“银山堆里看青山”，以简洁的笔墨，写出了极为壮丽景观。诗人忧患余生，却能以如此开阔之胸襟，写出如此意气风发的诗句，千载之下，令人钦佩不已。

　　独上高褛，可以望洞庭湖；楼在岳阳城西门上，和湖还有一段距离，则在风雨中又不能在“银山堆里看青山”，所以只好出之以想象，而将其认作湘峨鬟髻了。刘禹锡《望洞庭》云：“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雍陶《望君山》云：“应是水仙梳洗罢，一螺青黛镜中心。”可能给黄庭坚以某种启发，给他提供了想象的依据。

　　诗人自绍圣初因修国史被政敌诬陷遭贬，到徽宗即位，政治地位才略有改善。此时从湖北沿江东下，经过岳阳，准备回到故乡去。诗人历经磨难，长途漂泊，旅况萧条，在风雨中独上高楼，所以一方面为自己能够在投荒万死之后平安地通过滟滪天险活着生还而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回首平生，瞻望前路，又不能不痛定思痛，黯然伤神。因而欣慨交心，凄然一笑。苏轼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此老真是胸次浩然，早已将一切忧患置之度外，真像关汉卿在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所说的“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黄庭坚与之相比，似乎还未能完全忘怀得失。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很准确地表现在作品中。

参考资料：

　　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自古人知贵兰，不待楚之逐臣而后贵之也。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是所谓“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者也。兰虽含香体洁，平居与萧艾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

　　然兰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别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尽知其族。盖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离骚》曰：“予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是以知不独今，楚人贱蕙而贵兰久矣。兰蕙丛出，莳以砂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花，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蕙虽不若兰，其视椒则远矣，世论以为国香矣。乃曰“当门不得不锄”，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北宋的散文小品中，最著名的当属周敦颐的《爱莲说》。该文以莲喻人，赞扬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稍后黄庭坚的《书幽芳亭记》，堪称与《爱莲说》相比肩的精美小品。但由于前者被选入中学教材，广为人知；而黄庭坚本人以诗名世，他的散文创作被掩盖了。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苏门四学士”之首。黄庭坚诗、书、文均有极高造诣，与苏轼并称“苏黄”。他的一生风波跌宕，饱受磨难。在北宋党争中，他属旧党，屡遭贬谪。但无论处于何种艰难的境地，他都以气节自励。此文就是他高尚品德的流露。他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达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至高境界。

　　中国古代历来有“芳草美人”的传统。这是典型的类比手法：以自然界的某种动植物来类比人的品行。周敦颐建立起了莲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黄庭坚此文则建立起兰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

　　黄庭坚一开始就连用三个类比：国士、国色、国香，将兰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楚之逐臣”是指屈原。屈原在《离骚》里种兰、佩兰、赋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兰来象征自己美好的品德。黄庭坚指出兰与君子十分类似：“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君子就像兰花，从不吹嘘自己，也不因无人赏识而愁闷；在遭受外界残酷的摧残后，也不改变自己的本性。这两句话的精警，可与“出淤泥而不染”相比肩。

　　为什么黄庭坚要特意点出这两点呢？因为在这两种环境中，最能见出君子的品格。在第一种环境下，君子尚未成名，无人赏识，要耐得住寂寞；在第二种环境下，虽屡遭打击，而不改其操守。“遁世无闷”句，语出《易经》。《乾卦》《文言》：“初九日：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孔疏》：“遁世无闷者，谓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不见是而无闷者，言举世皆非，虽不见善而心亦无闷。上云遁世无闷，心处僻陋，不见是而无闷，此因见世俗行恶，是亦无闷，故再起无闷之文。”《易·大过》《象传》：“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孔疏》：“明君子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遁乎世而无忧，欲有遁难之心，其操不改。凡人则不能然，惟君子独能如此。”可见，只有君子才能在这两种环境中卓然挺立。“含章”句，亦出自《易经》。《易经》第六三章云：“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章，即文采，也就是美德。含章，即藏善，韬光养晦，保养美德。贞，正。含章可贞：蕴含美德，心地守正。时，时机。成，居功。君子应耐心等待最佳时机再行动。含蕴秀美，品德坚贞；如为天子做事，不要居功，则有善终。黄庭坚在这里又一次赞扬君子立身处世的特点：一是含蓄，不张扬，不刻意追求。就像兰花，平时与其他花草混处，香味不明显。二是把握时机。君子一旦有机会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就会尽心尽力地报效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如兰花，一阵清风吹过，香气芬芳，远近皆知。

　　接下来，作者特意比较了兰与蕙的不同，指出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兰与蕙的栽培环境相同，但两者有花之多少与香味远近不同。“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花少，则含蓄，不张扬；香味远，则有真才实学，内蕴丰富。作者还指出，“蕙虽不若兰，其视椒则远矣。”椒，一种香味浓烈的常见草本植物，此处指庸碌之辈。士大夫虽然品德修养不如君子，但较之庸碌常人，又已远甚。可叹的是，椒居然被当世之人称为“国香”。“当门”，指当权者。当权者昏庸，不能辨别蕙与椒，更无法赏识那含蓄的、清幽的兰了。所以，那些品节高尚的“山林之士”，纷纷远离当局，“往而不返”了。在这里，作者寄予了深沉的世道感叹。

　　黄庭坚对兰的推崇，是在北宋推崇君子气节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周敦颐《爱莲说》就说：“莲，花之君子者也。”黄庭坚也说：“兰似君子。”此文写于他贬居戎州之时。戎州有山名兰山，上有野生兰花。他将之移植于院中，建一小亭，名为“幽芳亭”。在北宋党争中，黄庭坚属苏轼党，屡遭新党打击。但是，他并无怨恨詈骂之词。苏轼称赞他：“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答黄鲁直书》）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了。黄庭坚将居处先后命名为“任运堂”、“槁木庵”，表现了他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他为人“内刚外和”，有如兰花，含蓄，不张扬，内蕴深厚，讲求气节。他的诗也反复吟咏了兰花的高洁品质，如《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为韵寄李子先》、《丙寅十四首效韦苏州》、《次韵答和甫卢泉水三首》、《答李康文》、《和答刘中叟殿院》、《寄晁元中十首》、《寄傅君倚同年》、《次韵答黄与迪》等诗。他还亲手书写了唐韩伯庸的《幽兰赋》，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行书佳作。

　　黄庭坚学识广博，善用典故。他提倡广泛学习古代优秀文学作品，厚积薄发，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这篇短文中，黄庭坚随手引用《易经》、《离骚》，展示了他深厚的学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