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筇杖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疏 一作：苏)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江汉”句，表现出诗人客滞江汉的窘境。“思归客”三字饱含无限的辛酸，因为诗人思归而不能归，成为天涯沦落人。“乾坤”代指天地。“乾坤”句包含“自鄙而兼自负”这样两层意思，妙在“一腐儒”上冠以“乾坤”二字。“身在草野，心忧社稷，乾坤之内，此腐儒能有几人？”（《杜诗说》）黄生对这句诗的理解，是深得诗人用心的。

　　“片云”二句紧扣首句，对仗十分工整。通过眼前自然景物的描写，诗人把他“思归”之情表现得很深沉。他由远浮天边的片云，孤悬明月的永夜，联想到了自己客中情事，仿佛自己就与云、月共远同孤一样。这样就把自己的感情和身外的景物融为一片。诗人表面上是在写片云孤月，实际是在写自己：虽然远在天外，他的一片忠心却像孤月一样的皎洁。昔人认为这两句“情景相融，不能区别”，是很能说明它的特点的。

　　“落日”二句直承次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积极用世的精神。《周易》云：“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恰好说明：次句的腐儒，并非纯是诗人对自己的鄙薄。上联明明写了永夜、孤月，本联的落日，就决不是写实景，而是用作比喻。黄生指出：“落日乃借喻暮齿”，是咏怀而非写景。否则一首律诗中，既见孤月，又见落日，是自相矛盾的。他的话很有道理。落日相当于“日薄西山”的意思。“落日”句的本意，就是“暮年心犹壮”。它和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的诗意，是一致的。就律诗格式说，此联用的是借对法。“落日”与“秋风”相对，但“落日”实际上是比喻“暮年”。“秋风”句是写实。“苏”有康复意。诗人飘流江汉，而对飒飒秋风，不仅没有悲秋之感，反而觉得“病欲苏”。这与李白“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的思想境界，颇为相似，表现出诗人身处逆境而壮心不已的精神状态。胡应麟《诗薮·内篇》卷四赞扬此诗的二、三联“含阔大于沉深”，是十分精当的。

　　“古来”二句，再一次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的情怀。“老马”用了《韩非子·说林上》“老马识途”的故事：齐桓公伐孤竹返，迷惑失道。他接受管仲“老马之智可用”的建议，放老马而随之，果然“得道”。“老马”是诗人自比，“长途”代指驱驰之力。诗人指出，古人存养老马，不是取它的力，而是用他的智。我虽是一个“腐儒”，但心犹壮，病欲苏，同老马一样，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的。诗人在这里显然含有怨愤之意：莫非我真是一个毫无可取的腐儒，连一匹老马都不如么？这是诗人言外之意，是从诗句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
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
萧条桑柘处，烟火渐相亲。

　　贾岛以“幽奇寒僻”的风格著称，这一首羁旅诗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

　　起句从听觉形象写起。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山村，远远便闻到山涧的潺潺流水声：“数里闻寒水”。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凄冷。而映在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山家少四邻”。这一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相互衬托，生动地渲染出山村的萧索而冷落的氛围。首联点题，作者用淡墨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

　　颔联，重点描摹山区萧瑟阴森的景象：“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是鸱鸮一类的鸟。这种怪禽在荒漠凄寂的旷野上鸣叫，本来就令人闻而惊惶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下山，山区渐渐暗黑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此刻自然更加感到不寒而栗。这两句诗写声写色，声色均骇人听闻。诗的境界幽深险僻，自是贾岛本色。

　　诗人从数里外的旷野走向山村，一路行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夜幕悄悄地拉开。颈联转写夜景：“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边烽，指边境的烽火。唐代边烽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指今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月亮高悬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阒静，安谧。这时候诗人逐渐走近山庄。

　　尾联即写接近山村时的喜悦感受：“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诗人经过萧疏荒凉的山区旷野，终于隐隐约约地看到山村人家宅边常种的桑树柘树和茅舍上升起的袅袅轻烟，内心不禁感到无比的温暖与亲切，先前的惊惧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感情。结句“烟火渐相亲”，写得极富生活情趣与韵味。诗人对生活的感受相当敏锐，体验深刻，又着意炼句，因此，诗里的心理刻画也显得细致入微而耐人寻味。

　　这样，诗的格局便显得有波澜，有开阖，寓变化多样于章法井然之中。

　　诗的形象写得险怪寒瘦，境界幽深奇异，在中唐诗歌中确实别具一格。明胡应麟推崇“浪仙之幽奇”为“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从风格这一角度上看，这一评语也说得中肯。

参考资料：

1、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965-966页

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元稹以其艳诗和悼亡诗而闻名，但他的用情不一和对薛涛的始乱终弃，一直被后人诟病。而且，其妻韦氏去世当年，元稹便在江陵府纳妾，不少人认为他口是心非。此诗是元稹写给薛涛的回信，为表达离别之后的对薛涛思念之情。

　　诗作所云，单就作品内容而言，几乎全是对薛涛的赞美。“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说薛涛为山川名秀所生，同时又以卓文君类比。“滑腻”、“秀”等赞美之词，作者信手拈来，用词巧妙。接下来的两联则说其巧于言语，极具文才，擅长文词的人都纷纷搁笔，公侯们也都自愧弗如。而末二句“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可以看出还是寄寓了作者很深的缅怀之情的。“菖蒲花发五云高”，这是婉曲表示自己思慕薛涛，而又无由相会的惆怅心情。据说菖蒲花不易开，开则人以为祥。“菖蒲花”在此暗喻薛涛，所谓“菖蒲花发”，句面意思是说自己曾见过这种不易开的花，实际即说自己与薛涛曾有亲密交往。“五云高”即空望美人居处而不可及之。这句写得甚为含蓄。

　　此诗就思想性而言，无甚可取。不过是极赞薛涛人才、诗才及辞令之美，表示自己无由再会而怅然相恋之情。然全篇一气贯下，浑然成章，亦是才子佳人相赠的得意之笔。

参考资料：

1、 秦似主编. 唐诗新选[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11.第900-901页2、 关小凤. 美人如花隔云端 诗里诗外薛涛传[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16.06.第234页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
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
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
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
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

　　这首《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从对悲壮的胡笳声的描写中，表现了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胡笳吹奏之声如人之悲鸣。汉末蔡文姬曾作过《胡笳十八拍》，用以配合胡笳的伴奏而歌唱，倾诉乱离的悲苦。但岑参的这首诗，悲中有壮，表现出特有的风格。诗人从三个方面，用不同的手法，反复、深入地表现胡笳的悲壮。

　　第一个方面，是开始四句，诗人将胡笳之声与“胡人”的吹奏情形结合起来写。诗中用红胡子、绿眼睛的“胡人”形象，来渲染异域情调，同时用“楼兰征戍儿”的“愁杀”来衬托胡笳声音之悲，“君不闻”三个字，隐隐透露出豪壮的情调。

　　第二个方面，是中间四句，将胡笳之声与边地的荒凉冷落情景结合起来写。这四句，诗人将胡笳之声安排在晓月欲坠之时，那刺骨的寒气，那呼啸不停的北风，与胡笳的悲声融为一片，似乎充塞宇宙，使天地也为之寒栗，这边塞的荒寒之境，使得胡笳之声倍增其悲。

　　第三个方面，是最后四句，作者把胡笳之声与送别直接结合。这四句在深情的诉说中，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无限厚意。“秦山遥望陇山云”，是指自己对颜真卿走后的怀念，但云遮雾障，望而不见，流露出一丝怅惘，正与胡笳的悲声相一致；“边城夜夜多愁梦”，又从边地着笔，悬希望颜真卿对自己的思念，直接与笳声相连。这两层意思，把送别时依依难舍之情，与笳声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收到了动人的效果。尽管如此，诗中并无寻常送别那种凄然悲切的情调，从“秦山”、“陇山”、“边城”等字面中，仍然透出一种雄壮气魄。特别是最后一句，但用问句作结，意思并没有那么肯定，其中也包含着“不喜闻”而不得不“闻”之意。这些深长的余味，给全诗增加了悲而且壮的气氛。正如周啸天先生所说：“诗中的边关是那么哀怨又那么令人神往，月下胡笳的声音那么催人泪下又那么富于魅力，读者感同身受。大抵诗人这时已隐约下定亲历塞垣的雄心，此诗可谓其边塞诗的前奏。”（见《岑诗综论》）

　　这首诗为七言古诗，但开始却用八字句起头，用“君不闻”三字领起，显出陡然而起的气势。首句是问句，末句也是问句，前后呼应十分紧密。“胡笳怨兮将送君”，又用了楚辞句式，倍增激情。中间使用“顶针”手法，如“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语势贯通。全诗换韵频繁，开始四句作一韵（支微通押），较为舒缓；中间四句两句一转韵，平仄交替，由舒缓而变得特别急促；最后又四句作一韵，逐渐回复舒缓。这种错综交织的安排，恰切地表现了起伏顿宕、悲壮淋漓的激情。

参考资料：

1、 周啸天 等 ．唐诗鉴赏辞典补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0 ：326-328 ．

黄口为人罗，白龙乃鱼服。
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
鲸鲵未翦灭，豺狼屡翻履。
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
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
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
遥欣克复美，光武安可同。
天子巡剑阁，储皇守扶风。
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
胡兵出月窟，雷破关之东。
左扫因右拂，旋收洛阳宫。
回舆入咸京，席卷六合通。
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
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
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
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
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
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
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参考资料：

1、 詹福瑞 等．李白诗全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434-4362、 宋绪连 初旭．三李诗鉴赏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350-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