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阴吊崔员外坟
荒坟遗汉阴,坟树啼子规。存没抱冤滞,孤魂意何依。
岂无骨肉亲,岂无深相知。曝露不复问,高名亦何为。
相携恸君罢,春日空迟迟。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一弯蛾眉月挂在柳湾的上空,月光清朗,凉爽宜人。越中山色倒映在水平如镜的溪面上,煞是好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了三天,溪水猛涨,鱼群争抢新水,夜半人静之时纷纷涌上溪头浅滩。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255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凉月:新月。越:古代东南沿海一带称为越,今浙江省中部。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兰溪:兰溪江,也称兰江,浙江富春江上游一支流,在今浙江省兰溪市西南。桃花雨:江南春天桃花盛开时下的雨。三日:三天。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255这是一首富于民歌风味的船歌。全诗以清新灵妙的笔触写出了兰溪的山水之美及渔家的欢乐之情。
歌唱当地风光的民歌,除有特殊背景外(如刘禹锡《踏歌词》)取景多在日间。因为在丽日艳阳照映下,一切景物都显得生气蓬勃、鲜妍明媚,得以充分展示出它们的美。此篇却独出心裁,选取夜间作背景,歌咏江南山水胜地另一种人们不大注意的美。这是它在取材、构思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凉月如眉挂柳湾”“凉月”二字,既写出月色秀郎,又点出春雨过后凉爽宜人的气候。“挂柳湾”,使人想象月挂梢头,光泻兰溪,细绦弄影,溪月相映增辉的情景。
“越中山色镜中看”是低头观看溪水,把兰溪山水写得极为飘逸迷人。“镜”,是喻溪水,并且暗示出月光的明洁,溪面的平静,水色的清澈。这里,诗人没有着意渲染疏星秀月,夹岸青山,只说了“镜中看”三字,而丰富的韵致恰恰就在这里。它启发读者去想象那幽雅的兰溪山色,在溪水的倒影中,摇曳生姿,朦胧而飘渺,使人如坠入仙境一般。淡淡的笔墨,描绘出一个多么美妙的艺术境界。
这两句是诗人的视觉感受。首句是仰望天空。次句写俯察,一俯一仰,景象清新。“凉月如眉”,“山色镜中”,都是比喻一明喻山色之形,一暗喻溪水明净。挂字比拟,看字更点明人在景色之中。闪光水色有了人的活动,则更显得灵动,跟显生机,使兰溪有胜似仙境之感。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船继续前行,不觉意间已从平缓如镜的水面驶到滩头。听到滩声哗哗,诗人才联想到连日春雨,兰溪水涨,滩声听起来也变得更加急骤了。在滩声中,似乎时不时听到鱼儿逆水而行时发出的泼刺声,诗人又不禁想到,这该是撒欢的鲤鱼趁着春江涨水,在奔滩而上了。南方二三月间桃花开时,每有绵绵春雨。这种持续不断的细雨,能使江水上涨,却不会使水色变浑,所以次句有水清如镜的描写,如果是北方的桃花汛,则自无“山色镜中看”的清澈之景。由此可见诗人观察事物描写景物的真切。因是夜中行舟,夜色本来比较黯淡朦胧,这里特意选用“桃花雨”的字面,感觉印象中便增添了黑暗的冬天色彩;夜间本来比较宁静,这里特意写到鲤鱼上滩的声响,遂使静夜增添了活泼的生命跃动气息。实际上,这里所写的“三月桃花雨”与“鲤鱼来上滩”都不是目接之景,前者因滩声喧哗而有此联想,后者因游鱼泼刺而有此猜测。两者都是诗人的想象之景。正因为多了这一层想像的因素,诗情便显得更为浓郁。
这首诗,从头至尾没有写到“人”,也没有写到“情”,而读来却使人感到景中有人,景中有情。诗人将山水的明丽动人,月色的清爽皎洁,渔民的欣快欢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明澈秀丽的画卷中,读后给人以如临其境的美感。从诗的结构看,前二句是静景,后二句是动景,结句尤为生动传神,一笔勾勒,把整个画面画活了,使人感到美好的兰溪山水充满蓬勃生机,是全诗最精彩的点睛之笔。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676-677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有的人说:“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屏风上周昉画的美人丰满而细腰,时间长久画上的颜色大半已褪消。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娆。
斜倚玉窗梳着鸾凤形发髻的少女,拂去画上灰尘还在嫉妒美人娇娆。
参考资料:
1、 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677-678屏风周昉(fǎng)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屏风:室内陈设。用以挡风或遮蔽的器具,上面常有字画。周昉:字景玄,唐代画家,长安人。工仕女,兼工肖像。丹青:指画像;图画。
斜倚玉窗鸾(luán)发女,拂尘犹自妒娇娆(ráo)。
玉窗:窗的美称。鸾发:鸾髻。犹自:还是,尚自。娇娆:柔美妩媚,代指画上的美女。
参考资料:
1、 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677-678周昉是约早于杜牧一个世纪,活跃在盛唐、中唐之际的画家,善画仕女,精描细绘,层层敷色。头发的钩染、面部的晕色、衣著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相传《簪花仕女图》是他的手笔。杜牧此诗所咏的“屏风”上当有周昉所作的一幅仕女图。
“屏风周昉画纤腰”,“纤腰”二字是有特定含义的诗歌语汇,能给人特殊的诗意感受。它既是美人的同义语,又能给人以字面意义外的形象感,使得一个亭亭玉立、丰满而轻盈的美人宛然若在。实际上,唐代绘画雕塑中的女子,大都体型丰腴,并有周昉画美人多肥的说法。倘把“纤腰”理解为楚宫式的细腰,固然呆相;若硬要按事实改“纤腰”作“肥腰”,那就更只能使人瞠目了。说到“画纤腰”,尚未具体描写,出人意外,下句却成“岁久丹青色半销”,—由于时间的侵蚀,屏风人物画已非旧观了。这似乎是令人遗憾的一笔,但作者却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画中人作正面的描绘。
“荷马显然有意要避免对物体美作细节的描绘,从他的诗里几乎没有一次偶然听说到海伦的胳膀白,头发美—但是荷马却知道怎样让人体会到海伦的美。”(莱辛《拉奥孔》)杜牧这里写画中人,也有类似的手段。他从画外引入一个“鸾发女”。据《初学记》,鸾为凤凰幼雏。“鸾发女”当是一贵家少女。从“玉窗”、“鸾发”等字,暗示出她的“娇娆”之态。但斜倚玉窗、拂尘观画的她,却完全忘记她自个儿的“娇娆”,反在那里“妒娇娆”(即妒嫉画中人)。“斜倚玉窗”,是从少女出神的姿态写画中人产生的效果,而“妒”字进一步从少女心理上写出那微妙的效果。它竟能叫一位妙龄娇娆的少女怅然自失,“还有什么比这段叙述能引起更生动的美的印象呢?凡是荷马(此处为杜牧)不能用组成部分来描写的,他就使我们从效果上去感觉到它。诗人呵,替我把美所引起的热爱和欢欣(按:也可是妒嫉)描写出来,那你就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拉奥孔》)
从美的效果来写美,《陌上桑》就有成功的运用。然而杜牧《屏风绝句》依然有其独创性。“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是从异性相悦的角度,写普通人因见美人而惊讶自失:“拂尘犹自妒娇娆”,则从同性相“妒”的角度,写美人见更美者而惊讶自失。二者颇异其趣,各有千秋。此外,杜牧写的是画中人,而画,又是“丹青色半销”的画,可它居然仍有如此魅力(诗中“犹自”二字,语带赞叹),则周昉之画初成时,曾给人无比新鲜愉悦的感受。这是一种“加倍”手法,与后来王安石“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明妃曲》)的名句机心暗合。它使读者从想象中追寻画的旧影,比直接显现更隽永有味。
诗和画有共同的艺术规律,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一般说来,直观形相的逼真显现是画之所长,诗之所短。所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穷形尽相的描写并不见佳;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动态写来,便有画所难及处;而从美的效果来写美,更是诗之特长。《屏风绝句》写画而充分发挥了诗的特长,就是它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所在。
参考资料:
1、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083-1084页独树沙边人迹稀,欲行愁远暮钟时。
水边沙地树少人稀,满腹离愁又被晚钟勾起。
野泉几处侵应尽,不遇山僧知问谁。
野泉侵路不知路在哪,不遇山僧谁解我心疑。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新年来临,思乡的心情格外迫切,想到自己漂泊在外不禁潸然落泪。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年老了反而被贬谪他处居于人下,连春天也脚步匆匆走在我的前头。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在岭南早晚只能与猿猴相依作伴,或与江边杨柳共同领受风烟侵吹。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我已和被贬为长沙太傅的贾谊同遭遇,不知今后还要几年才能还乡?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249-2502、 蘅塘退士 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126乡心新岁切,天畔(pàn)独潸(shān)然。
天畔:天边,指潘州南巴,即今广东茂名。潸然:流泪的样子。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居人下:指官人,处于人家下面。客:诗人自指。“春归”句:春已归而自己尚未回去。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岭:指五岭。作者时贬潘州南巴,过此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长沙傅:指贾谊。曾受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这里借以自喻。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249-2502、 蘅塘退士 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126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
参考资料:
1、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补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22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