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阁夜坐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初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惟鲔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鹁。
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
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耈。
东征徐虏阚虓虎，北伐犬戎随指嗾。
象胥杂沓贡狼鹿，方召联翩赐圭卣。
遂因鼓鼙思将帅，岂为考击烦蒙瞍。
何人作颂比崧高，万古斯文齐岣嵝。
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
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文字谁记某。
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
扫埽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
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
登山刻初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
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
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随击掊。
传闻九鼎沦泗上，欲使万夫沉水取。
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
是时初鼓何处避？无乃天工令鬼守。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
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初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在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初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在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初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在口”的懊丧。昔韩愈作《初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初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初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初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初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初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初鼓的“古”“妙”二字在。用笔精炼，而初鼓的态势已历历在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初鼓的原始。初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初，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在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初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初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初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初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初鼓的崇高。在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初鼓的表象，进入了初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初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在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初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初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初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初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初门、会稽等处立初，这些初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初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初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初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初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初既如此作伪，初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初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初，碣初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初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初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初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初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初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初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初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初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在，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在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参考资料：

1、 缪钺 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314-319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恋树湿花飞不起，愁无比，和春付与东流水。
九十光阴能有几？金龟解尽留无计。寄语东阳沽酒市，拚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

　　这首词风格俊丽，是作者的得意之作。原题为“春词”。

　　开头两句“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写暮春时节，好风吹，细雨润，满城杨柳，郁郁葱葱，万家屋舍，掩映杨柳的青烟绿雾之中。正是“绿暗红稀”，春天快要悄然归去了。次三句：“恋树湿花飞不起，愁无比，和春付与东流水”，借湿花恋树寄寓人的恋春之情。“恋树湿花飞不起”是个俊美的佳句。“湿花”应上“小雨”，启下“飞不起”。“恋”字用拟人法，赋落花以深情。花尚不忍辞树而留恋芳时，人的心情更可想而知了。春天将去的时候，落花有离树之愁，人也有惜春之愁，这“愁无比”三字，尽言二愁。如此深愁，既难排遣，故而词人将它连同春天一道付与了东流的逝水。

　　“九十光阴能有几？金龟解尽留无计。”感叹春来春去，虽然是自然界的常态，然而美人有迟暮之思，志士有未遇之感，这九十日的春光，也极短暂，说去也就要去的，即使解尽金龟换酒相留，也是留她不住的。词句中的金龟指所佩的玩饰，唐代诗人贺知章，曾经解过金龟换酒以酬李白，成为往昔文坛上的佳话。作者借用这个典故，表明极意把酒留春。“寄语东城沽酒市。拚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虽然留她不住，也要借酒浇愁，拚上一醉，以换取暂时的欢乐。“寄语”一句，谓向酒肆索酒。结句“而今乐事他年泪”，一语两意，乐中兴感。

　　这首词袭用传统作词法：上片写景，下片写情。结句“而今乐事他年泪”，一意化两，示遣愁不尽，无限感伤。作者亦自以“而今”句为得意之笔。

参考资料：

1、 蘅塘退士 等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 ：226 ．

贤愚相去，算其间能几。差以毫厘缪千里。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孳孳者，等是鸡鸣而起。
味甘终易坏，岁晚还知，君子之交淡如水。一饷聚飞蚊，其响如雷，深自觉、昨非今是。羡安乐窝中泰和汤，更剧饮，无过半醺而已。 　　这首词是开禧二年，宋王朝又任命辛弃疾为绍兴府知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但是辛弃疾在镇江任上遭受的打击，伤痕犹在，无意出山，便上疏辞掉了。十二月又任命为陵兴知府，并诏命于上任前先赴阙奏事。奏事后，又升任为兵部侍郎。侍郎仅次于尚书的职务，有一定的兵权。辛弃疾始终以统一祖国为已任，按道理讲，这个差事，他是乐于接受的。但他早已认清宋王朝的昏庸无能，韩侂胄专权肆虐，宋金两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而且战争必以宋军失败而告终。辛弃疾以国家为重，乐意奔赴前线，年老病重。到了开禧三年的八月大病在身，九月南宋小朝廷又诏命他为枢密院都承旨。可是诏书到达铅山前九月十日，这位民族英雄、南宋的大词家“大呼杀贼数声”含恨离开了人间，享年六十八岁。辛弃疾在病中对自己的一生作了一番回忆，他经历了农民起义，青年时代就踏入官场，迭经波折，有欢乐，有悲哀；观察了从皇帝、权臣，到一般官吏，更结识了数量可观的农民，从而对人的贤愚优劣有了个认识。总的说来，他认为人有贤愚之分，即好坏之分。他们中间“差以毫釐缪千里。”辛弃疾分清贤愚的界限，是以义利为标准，即以义为主的人是贤者，它的标准人物是舜，以利为主的人是愚者，它的标准人物是跖。下片总结了自己一生交友的经验教训，“君子之交淡如水。”对那些响声如雷的“飞蚊”才有了正确的认识。他沉痛地说：“昨非今是。”作者最后下决心不出山了，想在“安乐窝中”半醺“泰和汤”了此一生。没有想到这首词竟成了他的绝笔！

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的这种主理的诗，对那些喜好唐诗的人来说，常有味同嚼蜡之感。但诗如能用简捷的句子，深刻地表达一种哲理，也不能不说有其特殊的妙趣。杨朴的这首《七夕》，就是具有这种妙趣的哲理诗。

　　诗的作者从牛郎、织女七夕踏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发端，别出新裁，表达了作者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前两句设问：弄不懂牛郎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是怎么想的，非得邀天上的仙女来织满天的锦绣云霞。这里的“须”字，是一种怀疑和否定，从正面来解释，就是没有必要来邀请织女作这一切。这两句来得非常奇，出人意料，因为很多人把把牛郎织女的神话作为美妙的故事来接受，对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从未提出过质疑。以为神胜过人，天上的仙女自然比人间的一切都要聪明许多。但诗人却对此表示怀疑。前两句的这种怀疑只涉及到神话故事本身，但这已足以造成悬念。这两句为诗的末联所发的奇论，做了有力的铺垫。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己多”。这两句是说：每年人们都要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的织女乞求赐予刺绣、纺织等的聪慧、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己经是很多了，多得有点可怕。诗人在这里并非是在赞扬人间的机巧，而是来了一个大转弯，诗人此时想起的不仅仅是人间创造幸福的巧智，还有行恶的智巧：有巧取牵夺，互相倾轧，以及繁复、杂多而又绞尽脑汁的勾心斗角。诗人赋予末一行诗中的“巧”的含义已经不同于第三行诗中“巧”的含义。恰是这种新的含义，不无道理，但又非常出人料想地拓宽了诗思的领域，这就便诗的情思和哲理向更深处开掘，一使诗具有了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当人间充分运用他的机巧来进行勾心斗角的时候，要邀织女来已无意义。从四句诗的整体和诗情的深入来看，诗人的愤世嫉俗之情表现得很是恰当、巧妙、深刻。

　　杨朴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种思想和见识是很深刻的，加之诗语简练、晓白、朴实，就使诗思凝重、洗练，富有趣味。

参考资料：

1、 沈祥源．千家诗助读：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622、 贾三强．千家诗新绎：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125-1263、 蒙万夫．千家诗鉴赏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97-98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
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
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礼记·檀弓》上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就是隔年的草，意指一年以后对于已去世的朋友不必再哀伤哭泣了。“宿草”，后世便成为专指友人丧逝的用语，这里蓬蒿泛指野草，句意正是由《礼记》脱胎而来，暗喻故友虽去世一年，而他犹不能忘情。当时王安石身在汴京而王令之墓则在千里之外的常州，然而凭着诗人沉挚的感情与驰骋的想象，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凄怆悲凉的画面。哀痛之情也于景中流露而出，于是从坟地写到了长眠地下的人。

　　“妙质”二字，后世注释的版本往往解释为“美妙的品德、卓越的才能”云云，其实不然。根据原诗第一首的尾联：“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这里是用《庄子》中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这里的“质”指箭靶，用以比喻投契的知己。因而“妙质不为平世得”一句是说世人不能像匠石深知郢人那样理解王逢原。据当时记载，王逢原为人兀傲不羁，不愿结交俗恶献谀之徒，甚至在门上写道：“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可见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其不为世人所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微言”是用了《汉书·艺文志》中“仲尼没而微言绝”的话，意指精辟深刻的思想言论。这句说只有深深了解死者的人才明白他的微言，言外之意，他才是唯一理解王令的人，因而引出下联的回忆。这两句用典熨贴精确而又不影响词意畅达，并通过典故的运用，给原来枯燥板滞的议论注入了活力和丰富的意蕴，可见王安石铺排典故的娴熟技巧，陈师道怀黄鲁直的诗中说：“妙质不为平世用，高怀犹有故人知”，即从此联化出。这两句对怀才不遇，知音者稀的感慨，关合王令与诗人自己，虽是为诗人王令叹息，也包含着他对自身的感喟。

　　颈联是追忆当年与王令一起读书饮酒的豪情逸兴。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按临鄱阳，王令六月中便去鄱阳与王安石聚会，诗句就是写这次会晤：庐山向南倾侧，犹如自天而降，对着他们的书案；湓水滔滔东来，像是流入了他们的酒杯。这两句以雄伟的气魄、丰富的想象、精炼的字句成为王安石诗中的名联。庐山如堕、湓水东来，已是雄奇绝伦，并以“当”与“入”两个动词作绾带，遂将自然景物的描写与人事的叙述融为一体，且气势阔大，令人可以想见他们当日豪迈的气概和诚笃的友谊，庐山、湓水便是他们的见证。这种昂扬的格调，宏阔的意境与前文凄凉悲慨的调子适成鲜明对照，而诗人正是以这种强烈的对照，表达了不可压抑的悲愁，同时也自然地引出了尾联无限的今昔之感。

　　诗人沉痛地慨叹道：一切往事都随你的离世烟消云散，昔日的欢会已一去不返。全诗便在深沉的悲哀中戛然而止。

　　这首诗所以成为王安石的名作，就在于其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意，无论是对故友的深切思念，还是对人生知己难遇的怅恨，或是对天不怜才的悲愤，都是出于肺腑的至情。这正说明王安石不仅是一个铁腕宰相，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诗人。此诗通篇以第二人称的口气来表达，如对故友倾诉衷肠，因而凄恻感人。短短八句中，有写景，有议论，有回忆，有感叹，运用了想象、使事、对比等手段，总之，体现了王安石高超的律诗技艺，所以有人以此诗为他七律的压卷之作，也是不无道理的。

参考资料：

1、 王镇远 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203-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