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杂诗

一帽红尘，行来韦杜人家北。满城风色，漠漠楼台隔。
目送飞鸿，景入长天灭。关山绝，乱云千叠，江北江南雪。

　　上片开头便由骑马出游写起。先写骑马出游的风貌。“一帽红尘”，点明出游时风尘仆仆， 同时，还说明了出游所经之路是尘埃飞扬的闹市。再写骑马出游的行踪，以“韦杜人家北”代指清都京师中的显贵豪门的住宅区。随后， 写所见到的显贵豪门住宅区的楼台，并以“满城风色”作比，认为有“隔”。作者在此未发一个议论， 但却表示了对显贵豪门厌弃的态度。

　　下片转写飞鸿南去。飞鸿飞去的地方正是作者家乡所在的江南，于是，禁不住对家乡的思念而“目送飞鸿”，一直望到飞鸿的影子在远天消失。作者的思乡之心便飞过了隔绝的关山，从千迭的乱云中穿过，想象到家乡可能也正是千里飞雪。下片写南去的飞鸿，进而抒发了思乡之情，表面上看来与上片表达的思想关系不大，实际上，越写思乡之切，就越使得对显贵豪门厌弃的态度更加鲜明。

　　词的上、下两片，虽各有侧重，但又是完整的一体。两片相接，照视线的移动，由望高楼到望空中，再到望飞鸿，合理而自然。全词无议论，以形象的语言写所见、所想，再透过所见、所想显露出要表达的思想。写所想，能驰骋想象，飞过关山，穿过乱云，展现了千里飞雪的壮阔图景。

参考资料：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开头的“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似乎是写眼前景，——他们会饮的大明湖水亭外不也正有千余株杨柳，枝条低拂水际吗？但第四句的“江干”（长江边上）一词却暗示了此首所写仍是第一首所歌吟的“白下门”，诗人只是从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南京的杨柳罢了。

　　其下四句则曲折地显示南京的破败与荒凉。把“荷”与“镜”联系起来，出于梁代诗人江从简的《采莲词》：“持荷欲作镜，荷暗本无光。”寻是讽刺当时宰相何敬容的无能的，以“荷”影“何”。王士禛却只是利用“荷”与“镜”的这种关联，由“浦里青荷”想到了妇女用的镜子。“中妇”一词出于陈后主《三妇艳词》的“大妇上高楼，中妇荡莲舟，小妇独无事，……”是妯娌三人的中间一人，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到了中年。诗题为“三妇艳”，这当然也是一位艳妇。

　　第四句则出于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堪作女儿箱。”所以，这两句是说，在南京，伴随着万千杨柳的，是可以使人想到年轻，漂亮的妇人所用镜子和少女箱子的青荷与黄竹。南京本是有许多美丽的女性的地方，她们也常见于诗人的歌咏；而今却只能由青荷而想象对镜的“中妇”，由黄竹而想象使用箱子的少女，却再也见不到那许多美艳的妇女了。

　　“隋堤”本指隋炀帝所开通的运河堤岸，在堤上筑有供其行幸所用的道路，路边植有很多柳树。这里借指南京杨柳众多的水边大道。第六句“不见琅琊大道王”下有王士禛自注：“借用乐府语。”“乐府”指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此处以“琅琊大道王”借指穿着华美衣衫的贵家少年。总之，以前在南京经常看得到的艳丽妇女、贵游子弟，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只有行将摇落的大片杨柳，伴随着青荷与黄竹，满目荒凉。

　　末两句则用唐代白居易《杨柳枝词》的典故。白居易的原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永丰坊为唐代东都洛阳的坊里名，白居易曾寓居洛阳。又据孟启《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国为《杨柳》之词以托意。”孟启听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它在古代文人中却广泛流行。因此这两句是说：像过去那样的生长着娇嫩的杨柳——丰艳的青年女性——却令人深感青春的浪费、夭瘀的悲惨场所，现在也已成了值得羡慕的“风景地”，倘若有幸经过，就应“含情重问”。因为那里还有青春，虽然是悲凉的青春；而今却已压根儿没有青春了。——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洛阳”实暗寓南京。洛阳为唐代的第二个首都，南京则为明代的第二个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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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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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梁任父同年》这首诗是1896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时写给梁的一首诗。诗中表现了作者为国献身，变法图存的坚强决心和对梁启超的热切希望。

　　诗题中梁任父即指梁启超，梁启超号任公，父是作者对梁的尊称，旧时“父”字是加在男子名号后面的美称。“同年”，旧时科举制度中，同一榜考中的人叫同年。

　　首句“寸寸河山寸寸金”作者起笔便饱含深情的赞美作国的大好河山，蕴涵着对大好河山的珍爱之情。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又会体会出作者内心的几多痛楚，这么好的河山却被列强瓜分殆尽，此种局面又怎不让人扼腕叹息，痛恨。

　　次句“侉离分裂力谁任”侉(kuǎ)离,这里是分割的意思，意指当时中国被列强瓜分的现实，面对着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受灾受难的国家，作者不禁仰天长问：什么人才能担当起救国于危难之中的重任。一片爱国激情溢于言表。

　　第三句“杜鹃再拜忧天泪”杜鹃，传说中古代蜀国的国王望帝所化。望帝把帝位传给丛帝，丛帝后来有点腐化堕落，望帝便和民众一起前去劝说丛帝，丛帝以为望帝回来夺取皇位，就紧闭城门，望帝没有办法，但他誓死也要劝丛帝回头，最后化成一只杜鹃进入城里，对着丛帝苦苦哀哀的叫，直到啼出血来死去为止。丛帝也因此受到感动，变成了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据传说望帝始终在叫着这样的话“民为贵，民为贵”。这里是作者自比，表达了深切的忧国之情，表达了作者愿意为国家像杜鹃一样啼叫哀求，呼唤着国家栋梁之材，共同为国家出力。再拜，古代的一种礼节，先后拜两次，表示隆重，此处体现的是作者的拳拳爱国之心。

　　最后一句“精卫无穷填海心”精卫，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本是炎帝的女儿，因游东海淹死在那里，灵魂便化为精卫鸟，不停的衔来西山之木石，誓把东海填平。后来用精卫填海这个典故作为力量虽然微弱，斗志却极坚强的象征。这句诗歌借精卫填海典故表达了自己，──同时也勉励梁氏──要像精卫那样，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定决心。

　　诵读此诗，觉字字含情，句句蕴泪，作者那一腔忧国报国之情，跃然纸上。其殷殷之心，皇天可鉴。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新雷，就是春雷。经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一声春雷，引来明媚如画的春天，人间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这首诗写了诗人渴望春天尽快到来的急迫心情，以及春天即将来临的喜悦。

　　首先，诗人的移情手法，赋予自然界具有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

　　“造物无言却有情”造物，万物的创造者，指天。造物无言，来自孔子《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原意是，天什么时候说过话呀，但四季的轮转，百物的生长，都由它来掌管。这句是说:天不会讲话，但却是富有情感的。

　　“每于寒尽觉春生”寒，寒寒冷，指冬天。觉，启发，催动。意思说:每当冬天将要完了时，就催动着春天到来。这就是诗人认为天有情的地方。其实，四时变化，冬去春来，是一种自然规律。诗人把它说成是天有情感，有意这样做的，正是诗人自己有情，他感到春天即将来临了，产生了无限的喜悦，和对天——造物主的感激之情。同时，还有渴望尽快让春天到来的希冀。

　　其次，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

　　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时刻，使画面更富悬念，更具戏剧色彩。因为造物有情，寒尽春生，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所以，平静、寂静之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在人们的情绪上，只有这样的时刻，最令人紧张，也最富于想象力。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渴望。

　　这首诗写诗人呼唤春天，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社会的春天。当时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落后，诗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社会发展也必然要改变它。诗入借新雷的描写，渴望和坚信社会变革的到来。诗的构思巧妙，情调激昂向上，语句清新，寓意深刻。读着它，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博，不由产生奋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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