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晚宿

　　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

　　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万马齐喑”，比喻在清朝统治下，人们不敢讲话，到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这里用了一个典故。苏轼《三马图赞引》：“时（宋元祐初）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风骨，虎背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齐喑。”对于“万马齐喑”的局面，用一“哀”字，表明诗人痛惜之情与爱国之心。诗人于1810年到北京做官，满怀经世之志、治国之略，但是仕途的失意。政治主张的破灭，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他处在“平生进退两颠簸”（《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的境遇中。

　　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

　　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表现了诗人渴望砸烂黑暗统治，出现一个崭新世界的愿望。“天公”，即玉皇，亦即世俗所谓老天爷。诗人揭露时弊，忽然就劝起老天爷来了，诗末自注云：“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数万，道士乞撰青词。”这个自注说明了诗人写这首诗的具体环境，看出了诗人是借“道士乞撰青词”之机，用民间迷信活动来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服务。“不拘一格”，充分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远大的目光，具有战略性的设想。当时的清政府，腐朽无能，内忧外患，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虎视耽耽，奴役中国民族、灭亡中国国家之心不死，瓜分风潮，迫在眉睫，要拯救暴风中破船似的中国，非有各方面的大批人才，是无济午事的，所以诗人劝天公重新振作精神，不拘一格而降大批人才，共挽即倒的狂澜，将倾的大厦。“劝”字，颇具积极意义。它是奉劝，而不是乞求，表现了诗人处于踞离临下的地位，也显示出诗人变革的信心。

　　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万马齐喑”比喻在腐朽、残酷的反动统治下，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到处是昏沉、庸俗、愚昧，一片死寂、令人窒息的现实状况。“风雷”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比喻尖锐猛烈的改革。从大处着眼、整体着眼、大气磅礴、雄浑深邃的艺术境界。诗的后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传诵的名句。诗人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他期待着优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它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呼唤着变革，呼唤未来。

参考资料：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诗人思绪纷纷。上句尽情渲染了除夕夜千家万户的欢迎气氛。“千家笑语”四字紧扣题目“除夕”，描写了除夕之夜千家万户守岁迎春，欢歌笑语的气氛。人们感觉时间流逝得太快了，以至于不知不觉已到了深夜。诗人此时思绪连绵，独生忧患。“忧患”与“千家笑语”的气氛很不协调，而在这里却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封建社会里，由于贫富悬殊，除夕之夜，几家欢乐几家愁。诗人与家人团聚，本可以过愉快的除夕，但诗人却忧虑重重，这充分表现了诗人“众人皆醉吾独醒”的孤高情操和幽愤多思的性格。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这两句写诗人心中忧闷而产生的独特行为。上句的“悄立”二字，写诗人一人静悄悄地站在市桥上，用外形的静谧暗示内心的不平静。“人不识”三字，写出并不是人们不认识诗人，而是感叹那些欢歌笑语的人们不了解他心中的忧患。因而诗人感到更加孤独。下句是“悄立”的“延伸”，诗人心中的忧患无法排解，便独立一人到市桥上，长久伫立，凝视天上的一颗亮星。周围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似乎已经超然物外，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看多时”含蓄地回答了诗人“忧患”的内容。诗人感到星移斗转，岁月如桥下的流水，一去不返，联想自己，少负盛名，却怀才不遇，即将而立之年，功不成，名不就，穷途潦倒，贫病交加，愤激悲伤之情，一齐涌上心头。

　　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是：诗人没有正面着墨去写忧思，而只是描写诗人在除夕之夜家家团聚、笑语声声的时刻悄立市桥上的特殊行为，从气氛的渲染和诗人默然无声凝视长空的形象给人一种感染。这样写，看似平淡，但含蓄深厚，把诗人的忧愁郁闷的’心情表达得更为深沉，更加强烈，也更有艺术表现力。

　　这首诗的特色是言近旨远，意象鲜明，贴近生活，而又诗意含蓄，寄情远大，诉说的是对整个现实、人生的忧虑与感愤。

参考资料：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惭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参考资料：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国古代的婚姻亦复如是：既有焦仲卿和刘兰芝、陆游和唐婉因客观产生的不幸，也有蒋张这样兼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幸。蒋士铨婚后长期在外奔波，虽然是出于当时儒士难以摆脱的无奈，但其外出之频繁、离家之长久，与其仕途之追求似亦不无关系。此首词起首二句“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是说合法有情却难以相聚，既以之开篇，又以之定下悲剧性的基调。上片围绕“十载”、“九载”句而设，泪似“秋河（即银河）”喻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首已似飞蓬”化用《诗经·卫风·伯兮》“首如飞蓬”一句，点出妻子张氏独守闺中的憔悴，一切“愁病”皆因“别离”。其中“新妇”一语，尤其沉痛，绝非漫不经心道出。结婚已然十载，妻子竟然长久独居，闺房犹如牢房，时光流逝，她的青春也被迅速无情地吞噬，而这正是因为自己外出奔波（尽管多半出于无奈）。作者饱含沉痛写下此句，出于真诚的内疚和反思，非有情丈夫不能为。

　　下片是作者内疚的继续与发展。与上片“新妇”相呼应的是“几见”两句。照常理，让自己的妻子“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是一位丈夫（特别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丈夫）所应尽的职责，事实却不然。全篇仅有的一处欢乐情景，其实却是沉痛的衬托，冠以“几见”一语，沉重的内疚立即凸显，妻子的长期委屈凄苦亦不言自明。蚕丝绵绵不断，雁行比翼并肩，蛩鸣缠绵哀怨，这些似乎都是与夫妻双方有关的描写，但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是侧重于女方的，因为男子尚有事业的追求，女子只能以思念填补空虚，以幻想麻痹自己，最终陷入愁病之中。作者对妻子的“消瘦”只能“问道”，念及梁鸿，更加内疚不已。“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的别离思念愁苦画面，正是“共命”、“可怜”的真实写照，虽似信手白描，却是力透纸背之结。

　　予观弈于友人所，一客数败，嗤其失算，辄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己也。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得先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

　　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

　　弈之优劣有定也，一着之失，人皆见之，虽护前者不能讳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弈者之不若已！。

　　该文选自《潜研堂集》。弈喻，即用下棋打比方，借下棋的事情讲道理。

　　以弈为喻，并不少见，如“世事如棋”、“常恨人生不如棋”等等，孟子也曾以弈为喻，指出“不专心致志不得也。”但是钱大昕的《弈喻》一文更能引起读者深入的思索。

　　该文第一自然段生动简洁地叙述了一次观弈、对弈的经历。观弈时，作者对客是“嗤其失算”、“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已”；对弈时却是数子先失，中盘苦思冥想，终局惨败。最后落得个“赧甚，不能出一言”的结果。观弈和对弈时，作者对自己和对客人的棋技判断差距如此之大，这引起了作者的深思。“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默坐”正是作者弈败后冷静反思的表现。

　　由此引出第二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以“弈”喻“学”，提出学者应辩证客观地看问题，要像下棋一样，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冷静地思考问题。这一段首先列举“今之学者”不正确的治学态度。“多訾（非议、毁谤）古人之失”，“乐称今人失”、“多訾”、“乐称”，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的学者的浮躁情态。然后提出作者的主张，看问题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

　　第三段，扣住弈棋情况深入一层议论，指出下棋的好坏有标准，大家能评判。事理方面的问题由于各人都认为自己正确，是非标准就难定了。“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由此，作者指出：别人的短处，可能正是自己的长处；而自认为没有短处，却正是最大的短处，于人于己，都应当正确对待、全面评价，所以绝不应该彼此嗤笑。

　　该文的弈喻，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观他人之失易，观自己之失难，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的哲理。全文依事取警，抽象事理，短小精悍，议论风生，能给读者以许多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