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

　　这是一首送别词，苏轼的友人梅庭老到上党（今山西长治）任学官，苏轼便写了这首词送他。《浣溪沙》词调，苏轼以前的词家手中，大抵只用于写景抒怀，而此词却用来写临别赠言，致力于用意，有如文章之序体，从而开拓了小词的题材内容。

　　“门外东风雪洒裾”是写送别的时间与景象。尽管春已来临，但因春雪，而气候尚很寒冷。而“飞雪似梅花”的情景，隐含无限惜别之意。这时有“雪洒裾（衣襟）”，而不言“泪沾衣”，颇具豪爽气概。次句即有一较大跳跃，由眼前写到别后，想象梅庭老别去途中，于“山头回首望三吴”，对故园依依不舍。这里作者不是强调三吴可恋，而是写一种人之常情。

　　第三句再进一层，谓“不应弹铗为无鱼。”这句用战国齐人冯谖事，冯谖为孟尝君食客，曾嫌不受重视，弹铗（宝剑）作歌道：“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战国策·齐策》）。此句意谓梅庭老做了学官，不必唱归来了。同时又似乎是说，尽管上党地方艰苦，亦不必计较个人待遇，弹铗使气。正因为意思在两者之间，语气显得尤为诚恳。

　　过片音调转高亢：“上党从来天下脊”。意谓勿嫌上党边远，其地势实险要。盖秦曾置上党郡，因其地势高，故有“与天为党”之说。杜牧《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上党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国时，张仪以为天下之脊。”作者《雪浪石》诗亦云：“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贷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可以参读。

　　“先生元是古之儒”此称许梅庭老有如古之大儒，以天下为己任，意谓勿以学官而自卑。此句与上句形成一联，笔力豪迈，高唱警挺，足以壮友人行色。然而，不免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上党是要地，梅庭老又是大儒，为何不委以大任，而任“学官”这种小角色呢？

　　末句补说，“时平不用鲁连书”。承接上句，用鲁连的典故，表达了作者劝勉和同情之意。鲁连，即鲁仲连，战国齐人，曾在赵国游学，当时正逢秦国围攻赵国，魏国派人劝告说赵国奉秦王为帝，鲁仲连力排众议，使赵国保持了独立。后来，齐国大将田单攻打聊城，久攻不下。鲁仲连修书一封，用箭射入城中，劝说守城燕将，燕将看到书信后，犹豫不定，哭泣三天后自杀。田单收复聊城后，想封赏鲁仲连，鲁仲连逃隐于海上。《史记》对鲁仲连评价很高。因上党是赵国旧地，当时宋辽早已议和，所以说时代承平，梅庭老即使有鲁连那样的奇妙计策，也没有用的地方。此句既有劝勉梅庭者随遇而安之意，又有对其生未逢时不得重用之遭的同情。

　　这首词全词仅六句，却寓义曲折深远，既同情于友人，又开导他努力工作，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想用自己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去影响友人，出语洒脱却发自肺腑，真挚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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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亮在作词中善于用典使事，这使他的作品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大大增加内容。他运用历史典故，不同于其他词作者，有其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不拘限于原来的历史故事，而是取其一个侧面，死事活用，以衬托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读他的词，必须反复揣摩，才能领略其深刻的涵义。这首词就是这样。

　　词的上片主旨在于议论天下大事。首句“老去凭谁说”，写知音难觅，而年已老大，不惟壮志莫酬，甚至连找一个可以畅谈天下大事的同伴都不容易。词人借此一句，引出以下的全部思想和感慨。他先言世事颠倒变化，雪仇复土无望，令人痛愤；下片则重叙友谊，二人虽已老大，但从来都是志同道合的，今后还要互相鼓励，坚持共同主张，奋斗到底。

　　上片先借《庄子·知北游》中“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和《淮南子》所说的“冬日之葛”、“夏日之裘”来指说世事的不断反复变化，并且，越变越颠倒错乱，越变对国家越不利，人们日渐丧失了收复失地的希望。控诉了南宋朝廷的是非不分。朝廷数十年偏居江南，不图恢复，对人们心理有极大的麻痹作用。经历过“靖康之变”的老一辈先后谢世，后辈人却从“生发未燥”的婴孩时期就习惯于南北分立的现状，并视此为固然，他们势必早已形成了“无仇可雪”的错误认识，从而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战斗力。这才是令人忧虑的问题。上片最后四句，重申中原被占，版图半入于金之恨。词以“二十五弦”之瑟，兼寓分破与悲恨两重意思。《史记·封禅书》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一如圆月平分，使缺其半，同是一大恨事。末再以“胡妇弄，汉宫瑟”，承上“二十五弦”，补出“多少恨”的一个例证。汉、胡代指宋、金。而说汉宫瑟为胡妇所弄，又借以指说汴京破后礼器文物被金人掠取一空的悲剧。《宋史·钦宗本纪》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人掳徽、钦二帝及皇后、太子北归，宫中贵重器物图书并捆载以去，其中就有“大乐、教坊乐器”一项。只提“胡妇弄，汉宫瑟”，就具体可感而又即小见大地写出故都沦亡的悲痛，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愤慨自在其中，同时对南宋朝廷屡次向金人屈躬卑膝，恢复大业坐失良机的现实，也就有所揭露、鞭挞。读到这里，再回头去看“老去凭谁说”一句，益感词人一腔忧愤，满腹牢骚，都是由此而发的。

　　下片转入抒情。所抒之情正与上片所论之事相一致。词人深情地抒写了他与辛弃疾建立在改变南宋屈辱现实这一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真挚友谊。过片一句“树犹如此堪重别”，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东晋桓温北征时，见当年移种之柳已大十围，叹息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堪重别”即“岂堪重别”，陈、辛上饶一别，实成永诀，六年之后，即绍熙四年（1127年），陈亮就病逝了。虽然他当时无法预料这点，但相见之难，却在意料之中。这一句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上承“老去凭谁说”自然引出的。下句“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又正是对岂“堪重别”原因的解释，也与词首“老去”一句遥相呼应。这句正面肯定只有辛弃疾才是最能理解他的唯一知己。据辛词《虞美人》题下小序记，此次陈亮别后，弃疾曾追赶到鹭鹚林，因雪深路滑无法前进，才悻悻而归。“行矣置之无足问”一句，就是针对这件事宽慰这个远方友人的，也是回答对方情深意切的相思。句后缀以“谁换妍皮痴骨”，意为自己执着于抗金大业，尽管人们以“妍皮痴骨”相看待，终不想去改变它了。“妍皮痴骨”出自《晋书·慕容超载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语耳。”谚语原意本谓：仪表堂堂者，其内心必不愚蠢。姚兴以为慕容超虽貌似聪隽，而实则胸无智略，便说谚语并不正确，对慕容超的行动也不限制。词人借此来说明，即使世人都说他们是“妍皮裹痴骨”，遭到误解和鄙视，他们的志向也永不会变。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友情乃愈可贵，所以就自然地发而为“但莫使伯牙弦绝”的祝愿，将两人的友情跟抗金的共同志向联系到一起，使这种感情升华到圣洁的地步。然后，话题一转，写出“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以“九转丹砂”与辛弃疾共勉，希望能经得起锻炼，使“寻常铁”炼成“精金”，为国家干一番事业。这两句至理名言，实际说的还是救国之道。

　　全文中词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其中，词人信手拈来历代相传的炼丹术中所谓经过九转炼成的丹砂可以点铁成金的说法，表达出尽管寻常的铁也要炼成精金的恒心，比喻只要坚定信心，永不松懈，抓住一切时机，则救国大业必能成功。最后，再借龙虎丹炼成而迸裂出鼎之状，以“龙共虎，应声裂”这铿锵有力的六个字，刻画胜利时刻必将到来的不可阻止之势。至此，全词方戛然而止。这最后几句乃是作者与其友人的共勉之辞，也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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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这些年的生活、情怀写给朋友们看，提笔便有许多辛酸。诗人把这许多辛酸，融铸在“衰发萧萧老郡丞”这个起句里，先给朋友们展示一幅自画像：白发稀疏，老态颓唐，这已是一层辛酸；官位又不过是辅佐州长官的郡丞，而且是“老郡丞”——多年来一直作一些细碎事务，更加上一层辛酸。计自三十四岁初入官场，在宦海中沉沦二十多年，始终未曾独当一面，以展其抗敌救国的壮志雄心。岁月流逝，人生倏忽，自然界的酷暑严冬与政治生涯中的风刀霜剑，交相煎迫，他安得不老。虚捐少壮之年，空销凌云之志，又安得不颓。这个起句，挟半生忧患俱来，把斯人憔悴的形象描绘得逼真，读之便令人泫然。第二句“洪州又看上元灯”是反接，以上元灯火的彻夜通明，反衬此翁的颓唐潦倒，更有酒酣耳热，悲从中来的感慨。于是引出颔联直抒胸臆，诗情步步展开：“羞将枉直分寻尺，宁走东西就斗升。”这十四个字是近年宦海生涯的概括。谗言可畏，三人成虎，世间枉直，一时谁能评断清楚。即以放翁而论，他一生受了多少冤枉，哪一件又曾得到公正的裁判。早在四川，他就有“讥弹更到无香处，常恨人言太深刻”（《海棠》）的感慨；去岁奉诏东归，孝宗有意任为朝官，又被曾觌等人从中梗阻，这些政治上的枉和直，是和非，语言是不能分辨其寻尺高低的。何况，他本来就不屑向他们分辩，甚至以这种分辩为“羞”。显然，他对政治上的翻云覆雨、钩心斗角是十分厌恶的，对那些吠影吠声的群小是不屑一顾的。他宁愿作外郡佐僚，东奔西跑，就升斗之俸以糊口，这样到能避开许多风波。这是陆游郑重的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诗句中“羞”字、“宁”字，下的很重，感慨遥深。

　　但是，高飞远引，甘居下僚，这不能使自己的心安适下来。远郡佐僚生涯，带给他的是更大的苦恼：“吏进饱谙钳纸尾，客来苦劝摸床棱。”“钳纸尾”用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事，说明自己现任分管茶盐的佐僚，对主官只能唯唯诺诺，天天在公文上随着主官的意志画押签名，丝毫不能做主；甚至，连属吏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尝尽了俯仰随人的滋味。“饱谙”二字，浓缩了无限屈辱辛酸。下句“摸床棱”用《新唐书·苏味道传》中事，全句说，好心的朋友来了，总是苦苦劝我遇事模棱两可，假装糊涂不要固执己见。当然，这不失为一种处世自全之道；但，这不是壮夫所为，也不是陆游所愿。

　　看来，进而分枉直，论是非，诗人不屑；退而走东西，就斗升，更是屈辱难忍，真是“乾坤大如许，无处著此翁”（《醉歌》），他是走投无路了。愈转愈深的诗情，逼得他说出了一句隐忍已久又不得不说的话——“归装渐理君知否，笑指庐山古涧藤。”归隐山林，这是更大的退却，是在他心中酝酿了多年的无可奈何的退却。但是，他真正打算退隐么。要正确理解这句话，还得联系他一生出处行藏来看。他毕生心存社稷，志在天下，到老不忘恢复：“蹈海言犹在，移山志未衰”（《杂感》之三），怎么会真的想到退隐山林。就在早一年，他也写过“向来误有功名念，欲挽天河洗此心”（《夜坐偶书》）的话。显然，这不是认真的后悔，而是愤激的反语，应该从反面读。那么，“笑指庐山”这层归隐山林的意思，自然也只能从反面来理解了。从无可奈何的一再退却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颠倒是非、不辨枉直的朝政的愤慨。所谓《自咏示客》者，也就是出示这样一种愤世嫉俗之情。

　　这首七律写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生痛苦，一种壮志难酬的苦恼悲哀，感情十分深沉。诗的抒情契机，全在一个“羞”字，一个“笑”字。这两个字是全诗线索，兴起许多波澜，构成许多转折，包含许多苦恼。在“羞”字里可以看到诗人的尊严，在“笑”字里可以看出诗人的眼泪。从句法上看，颔联属对工整，颈联用事贴切，增加了诗的容量。在章法上，诗意层层退却，诗情却层层推进，愈转愈深，尽曲折回旋之能事，而全诗以衰颓气象起，以苦笑终，更加强了这首诗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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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这是一首五律，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新颖自然，曲尽山行情景。这首诗运用丰富的意象，动静结合，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姿的山景图。山路崎呕，对于贪图安逸，怯于攀登的人来说，“山行”不可能有什么乐趣。山野荒寂，对于酷爱繁华，留恋都市的人来说，“山行”也不会有什么美感和诗意。

　　首联一开头就将这一类情况一扫而空，兴致勃勃地说：“适与野情惬”——恰恰跟作者爱好山野风光的情趣相合。下句对此作了说明：“千山高复低。”按时间顺序，两句为倒装。一倒装，既突出了爱山的情趣，又显得跌宕有致。“千山高复低”，这当然是“山行”所见。看见了山野非常喜爱，心中很满足，群山连绵起伏的，时高时低，一个“惬”字，足以体会出当时作者心满意足的心情。“适与野情惬”，则是 “山行”所感。首联只点“山”而“行”在其中。

　　颔联进一步写“山行”。“好峰”之“峰”即是“千山高复低”；“好峰”之“好”则包含了诗人的美感，又与“适与野情惬”契合。说“好峰随处改”，见得人在“千山”中继续行走，也继续看山，眼中的“好峰”也自然移步换形，不断变换美好的姿态。第四句才出“行”字，但不单是点题。“径”而曰“幽”，“行”而曰“独”，正合了诗人的“野情”。着一“迷”字，不仅传“幽”、“独”之神，而且以小景见大景，进一步展示了“千山高复低”的境界。山径幽深，容易“迷”；独行无伴，容易“迷”；“千山高复低”，更容易“迷”。著此“迷”字，更见野景之幽与野情之浓。

　　颈联“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互文见意，写“山行”所见的动景。“霜落”则“林空”，既点时，又写景。霜未落而林未空，林中之“熊”也会“升树”，林中之“鹿”也要“饮溪”；但树叶茂密，遮断视线，“山行”者很难看见“熊升树”与“鹿饮溪”的野景，作者特意写出“霜落”、“林空”与“熊升树”、“鹿饮溪”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为了表现出那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惟其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所以饱含着“山行”者的“野情”。“霜落”而“熊升树”，“林空”而“鹿饮溪”，很是闲适，野趣盎然。

　　尾联“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让人感觉余味无穷。杜牧的“白云生处有人家”，是看见了人家。王维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是看不见人家，才询问樵夫。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望近处，只见“熊升树”、“鹿饮溪”，没有人家；望远方，只见白云浮动，也不见人家；于是自己问自己：“人家在何许”呢？恰在这时，云外传来一声鸡叫，仿佛是有意回答诗人的提问：“这里有人家哩，快来休息吧！”两句诗，写“山行”者望云闻鸡的神态及其喜悦心情，都跃然可见、宛然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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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益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问，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当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庭，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为我言曰：“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剑槊相摩，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健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况与夷狄！请以为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