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亡 同:无)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草屋的茅檐又低又小,溪边长满了翠绿的小草。含有醉意的吴地方音,听起来温柔又美好,那满头白发的是谁家的公婆父老?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亡 同:无)
大儿子在小溪东边的豆田锄草,二儿子正在家里编织鸡笼。最喜欢的顽皮的小儿子,他正横卧在溪头草丛,剥着刚摘下的莲蓬。
参考资料:
1、 徐中玉 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46-1472、 杨忠译注.辛弃疾词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44-1453、 蘅塘退士 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281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ǎo)?
茅檐:茅屋的屋檐。吴音:吴地的方言。作者当时住在信州(今上饶),这一带的方言为吴音。相媚好:指相互逗趣,取乐。翁媪:老翁、老妇。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wú)赖,溪头卧剥(bō)莲蓬。(亡 同:无)
锄豆:锄掉豆田里的草。织:编织,指编织鸡笼。亡赖:这里指小孩顽皮、淘气。亡,同“无”。卧:趴。
参考资料:
1、 徐中玉 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46-1472、 杨忠译注.辛弃疾词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44-1453、 蘅塘退士 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281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亡 同:无)
在这首词中作者通过对农村景象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主观感情,并非只在纯客观地作叙述描写。
上阕头两句,写这个五口之家,有一所矮小的茅草房屋、紧靠着房屋有一条流水淙淙、清澈照人的小溪。溪边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在这里,作者只用了淡淡的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不难看出,这两句在全首词中,还兼有点明环境和地点的使命。
三四两句,描写了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亲热地坐在一起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优闲自得的画面,这几句尽管写得很平淡,但是,它却把一对白发翁媪,乘着酒意,彼此“媚好 ”,亲密无间,那种和协、温暖、惬意的老年夫妻的幸福生活,形象地再现出来了。
这就是无奇之中的奇妙之笔。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限于这对翁媪的生活,它概括了农村普遍的老年夫妻生活乐趣,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吴音”,指吴地的地方话。作者写这首词时,是在江西上饶,此地,春秋时代属于吴国。“媪”,是对老年妇女的代称。
下片写大儿子担负着溪东豆地里锄草的重担。二儿子年纪尚小,只能做点辅助劳动,所以在家里编织鸡笼。三儿子不懂世事,只知任意地调皮玩耍,看他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神态。这说明农村中绝大多数并非坐以待食、不劳而获的闲人,即使是未成丁的孩子也要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则成年人的辛苦勤奋可想而知。“卧”字确实使用最妙, 它把小儿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天真、活泼、顽皮的劲儿,和盘托出,跃然纸上, 从而使人物形象鲜明,意境耐人寻味。表现出只有老人和尚无劳动力的年龄最小的孩子,才悠然自得其乐。作者用了侧笔反衬手法,反映农村生活中一个恬静闲适的侧面,却给读者留下了大幅度的想象补充余地。这与作者的一首《鹧鸪天》的结尾,所谓“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正是同一机杼,从艺术效果看,也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写景方面,茅檐、小溪、青草,这本来是农村中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作者把它们组合在一个画面里,却显得格外清新优美。在写人方面,翁媪饮酒聊天,大儿锄草,中儿编鸡笼,小儿卧剥莲蓬。通过这样简单的情节安排,就把一片生机勃勃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农村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了,给人一种诗情画意,清新悦目的感觉,这样的构思巧妙、新颖,色彩和谐、鲜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作者对农村清新秀丽 、朴素雅静的环境描写,对翁媪及其三子形象的刻画,表现出词人喜爱农村和平宁静的生活。
这首词 ,是作者晚年遭受议和派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的,词作描写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并不能说是作者对现实的粉饰。从作者一生始终关心宋朝恢复大业来看,他向往这样的农村生活 ,因而会更加激起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在远离抗金前线的村庄,这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也是存在的,此作并非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参考资料:
1、 唐圭璋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1516-1517马趁香微路远,沙笼月淡烟斜。渡波清彻映妍华。倒绿枝寒凤挂。
马追赶,香微吹,路遥远,沙笼罩,月淡照,炊烟斜。渡水清彻映照着美艳的梅花。倒垂着的绿枝,深寒的凤栖在上头。
挂凤寒枝绿倒,华妍映彻清波。渡斜烟淡月笼沙。远路微香趁马。
凤栖在寒枝上与绿树相映。鲜艳梅花映照着透彻的清波。渡口斜烟,蒙着淡月,托着笼沙。远远的道上,微微的香气,追赶着马儿。
参考资料:
1、 (宋)苏轼著 吕观仁注,东坡词注,岳麓书社,2005年01月第1版,第38页2、 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编著,苏轼词新释辑评 (下册),中国书店,,第1215-1217页马趁香微路远,沙笼月淡烟斜。渡波清彻映妍(yán)华。倒绿枝寒凤挂。
妍华:喻梅花美丽姿色。唐·李峤《东飞伯劳歌》:庭前芳树朝夕改,空驻妍华欲谁待。倒绿:即幺凤,亦名倒挂子。
挂凤寒枝绿倒,华妍映彻清波。渡(dù)斜烟淡月笼沙。远路微香趁马。
华妍:同“妍华”。
参考资料:
1、 (宋)苏轼著 吕观仁注,东坡词注,岳麓书社,2005年01月第1版,第38页2、 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编著,苏轼词新释辑评 (下册),中国书店,,第1215-1217页上片,写梅的生活环境,亦是写朝云的生活环境。前三句,以七个景物叠印成一幅梅花盛开的背景图:马趁,香微,路远,沙笼,月淡,烟斜,渡波等衬托着梅花开放,鲜艳迷人。“倒绿枝寒凤桂”,描绘梅的形态,如幺凤般。朝云自杭州来到惠州,成为一尘不染的词人的最宠爱的妻妾,词人对她的情感不言而喻。
下片,写梅的凋谢,亦是悼念朝云的逝世。开头二句,写梅花的盛开,幺风与梅枝同绿。鲜艳的梅花又映照着透明的水波。再一次渲染了梅、幺凤的青春丽色,即朝云的青春丽色。最后两句,笔锋一转,环境变化,亦用六个景物来衬托着梅花凋谢、朝云英逝的凄凉气氛:渡口边呈现着的景象是“斜烟,淡月,笼沙”,还有那“远路,微香,趁马”。“微香”二字,特别醒目地告知读者:梅已谢了,只剩下“微香”,暗示着王朝云也已远走了,正在“趁马”进入到另一世界。眷恋之情,尽在不言中。
这首词是以“梅”格喻朝云。全词,采用上片尾句字倒行的回文形式,构成了下片的另一情境。词人没有直接写朝云,而是从梅—凤—人的互喻象征意蕴,渲染了梅的红叶,风的红喙,以此衬托出朝云的红颜。这种文体写作起来,难度较大,但词人非常自然地构成了新的意境,塑造了新的形象。
参考资料:
1、 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编著,苏轼词新释辑评 (下册),中国书店,,第1215-1217页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易经》的乾卦,表示天道创造的奥秘,称作万物之父;坤卦表示万物生成的物质性原则与结构性原则,称作万物之母。我如此的藐小,却混有天地之道于一身,而处于天地之间。这样看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坤地之气),就是我的形色之体;而引领统帅天地万物以成其变化的,就是我的天然本性。人民百姓是我同胞的兄弟姊妹,而万物皆与我为同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天子是我乾坤父母的嫡长子;而大臣则是嫡长子的管家。“尊敬年高者”(的意义),乃是为了礼敬同胞中年长的人;“慈爱孤苦弱小者”(的意义),乃是为了保育同胞中的幼弱之属。所谓的圣人,是指同胞中与天地之德(案:指健德与顺德)相合的人;而贤人则是其中优异秀出之辈。天底下无论是衰老龙锺或有残疾的人、孤苦无依之人或鳏夫寡妇,都是我困苦而无处诉说的兄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及时地保育他们,是子女对乾坤父母应有的协助。如此地乐于保育而不为己忧,是对乾坤父母最纯粹的孝顺。若是违背了乾坤父母这样的意旨,就叫做“悖德”,如此地伤害仁德就叫做“贼”。助长凶恶的人是乾坤父母不成材之子,而那些能够将天性表现于形色之身的人就是肖似乾坤父母的孝子。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能了知造物者善化万物的功业(了知我们的道德良知如何成就人文价值),才算是善于继述乾坤父母的事迹;能彻底地洞透造化不可知、不可测之奥秘,才算是善于继承乾坤父母的志愿。即便在屋漏隐僻独处之处也能对得起天地神明、无愧无怍,才算无辱于乾坤父母;时时存仁心、养天性,才算是事天奉天无所懈怠。崇伯之子大禹,是透过厌恶美酒,来照顾赡养乾坤父母的;颖谷守疆界的颍考叔,是经由点化英才、培育英才,而将恩德施与其同类。不松懈、继续努力,以使父母达到欢悦,这便是舜对天地父母所贡献的功劳;顺从父命,不逃他处,以待烹戮,这是太子申生所以被谥为“恭”的缘故。临终时,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身体完整地归还给乾坤父母的是曾参;勇于听从以顺父命的是伯奇。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富贵福禄的恩泽,是乾坤父母所赐,用以丰厚我的生活;贫贱忧戚,是用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的。活着的时候,我顺从(乾坤父母所要求的)事理;死的时候,心安理得,我安宁而逝。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怀乡访古事悠悠,独上江城满目秋。
金陵繁华多少事,都不过是历史中的一笔,我独自登上了江城的高处,只见满目萧然,凄清寒凉。
一鸟带烟来别渚,数帆和雨下归舟。
一只飞鸟飞过,身后一缕细烟飘散在江边。几片帆船在风雨中向下游飘去,可是游子的归舟?
萧萧暮吹惊红叶,惨惨寒云压旧楼。
晚风吹来,红叶萧萧作响。寒云惨淡,沉沉的压着旧楼。
故国凄凉谁与问,人心无复更风流。
故国亡去,失去故园的凄凉有谁知道?人心怎么还能像以往一样,自在潇洒呢?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参考资料:
1、 上海辞书出版社《宋诗鉴赏辞典》1986年版190—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