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子口作寄吴隐君梦旸

　　《易》之《泰》：“上下交而上志同。”上《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上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上北曰太极门，上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上片在写法上很有层次，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音响有色彩，可谓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虽全是对秋景的描画，但又句句抒情，情景交融，从而由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形象渲染了思妇的满怀愁绪，突出其盼望远游人归来的急切心情。“萋萋芳草小楼西，云压雁声低。”闺妇伫身楼头，望及的是楼西的芳草萋萋，仰看则见空中有低压的云层。前句表面在写草，实则写人，交代闺思地点是小楼西的同时也指明闺妇不是一般的农妇，而是住在小楼上有身份人家的妇人，还以萋萋芳草形容思妇对远游人情思绵绵之况；后句则以幽咽悲切的征雁鸣叫声不时地传入闺妇耳中来增强了秋日画面的悲凉程度，渲染了思妇感伤的情怀。北雁南飞，使人想到一年一度秋风劲，雁去有时，人儿远去却无归期，思妇的伤悼之情自在不言之中。“两行疏柳，一丝残照，万点鸦栖”三句写衰柳依稀，一抹斜阳，万点昏鸦正飞向自己的栖息之处，一片萧瑟凄凉的景象。乌鸦倦飞后尚知归巢而人远游却不知归的鲜明对比使得让闺妇的愁肠百结而黯然销魂的怀念之情和孤独之感跃然纸上。

　　下片直接刻画闺妇由盼到怨的心理活动。“春山碧树秋重绿，人在武陵溪。”思妇目睹萧瑟的秋景已令人悲生，况树又重绿，人仍不归，那绵绵情怀无法可已。接着的“无情明月，有情归梦，同到幽闺”三句是思妇想象之词，虚写之笔，让读者能轻易地想见一位翘首以待的思妇空伫楼头埋怨圆月的情景：虽然天边残照已消失，凉风袭人，但她空伫楼头仍不肯归，仰望明月，思绪飞越干山万水。对圆月，她发出了埋怨，说圆月无情地照耀着她和游人，却只顾自己团圆而不顾人的团圆。

　　全词衬景如画，笔触精细，描摹生动，不写一些表面的情和景，而是着力地去写人物内心的动向，使得情感抒发委婉含蓄，温情脉脉，哀婉动人，闺妇的形象呼之欲出。

参考资料：

　　《西河》属三叠慢词，这是作者次韵北宋周美成（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的一首和作。它抒发了明清易代以后作者出自内心的黍离之悲、亡国之痛。

　　上片总写号称六代豪华的金陵古城已经破败不堪。念昔日之盛叹今日之衰，为全首词定下了沉痛哀伤的基调。

　　首句起笔擒题，令一个三字句“龙虎地”，即以诸葛亮的赞语“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突出古城金陵乃位居险要、气象万千之地。“六代繁华犹记”，这是对古城过去的繁华作空自回顾。历史上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皆在金陵建都，曾出现那些帝王统治下的繁华景象，故称六化豪华，可是今日词人眼下的金陵城已经“红衣落尽，只洲前，一双鹭起”了。唐赵嘏《长安晚秋》中有“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红衣”指荷叶，喻舞衣或舞裙，故此处写荷塘莲叶今已凋枯殆尽，喻指当时六朝弦歌妙舞的盛况今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白鹭洲上一两只正在起飞徒增荒凉的白鹭而已。

　　末了，“秦淮日夜向东流，澄江如练无际”。承上句写秦淮水东流，长江练无际，将当时金陵萧条冷落所引起的伤感进一步泼露笔端，犹如李后主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伤怀哀怨之声，给人以“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沉痛感觉。

　　全词中段，进一步写今日古城荒芜败落的景象，可谓词人情绪的铺展和延伸，伏而后起。

　　“白门外，枯杙倚”，首先一笔，绘出金陵城多为东倒西歪的断木残桩。“白门”即金陵；“枯杙”即指枯断之木橛。仅此一物，就突出了古城的败落萧条。用笔之精，可见一斑。继而“楼船朽橛难系”，说明由于到处是朽木残桩，即使有高大的楼船或战船也无法系桩停泊。比之于宋周美成词作中的同韵同句－－“断悬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无论写景抒情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石头城坏，有燕子，衔泥故垒”一句，整个金陵已是满身疮痍、处处狼藉，破败不堪了。昔之六朝胜地，雄称盘龙卧虎的名城，今已沦为楼航战船难系、城堡垒窝的亡都，其亡国之痛全然溢于词中。而末句“倡家犹唱后庭花，清商子夜流水”，这是作者感情的崛起，“后庭花”乃南朝陈后主所创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清商子夜”则是南朝的《清商曲》《子夜曲》。这里词人将晚唐杜牧的政治讽刺诗《泊秦淮》中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揉进自己的词中，对不知亡国之痛、陷于靡靡之音、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人们表示了无比的激愤！

　　全词末段，首句“卖花声过春潮满市，闹红楼，烟月千里”，写古城沦亡以后一种虚假的繁荣。紧随一句“春色岂关人世”，道出了虚假繁荣的端倪；春色岁岁虽然有，与人世变幻有何干系呢？春色掩饰不了古城沦丧以后的惨状。

　　最后“任野棠无主，流莺成对，衔入临春故宫里”，这是作者用典作结束。“临春”乃陈后主为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建造的三阁之一的“临春阁”。词人写野棠无主花散落，为流莺衔入“临春”里，运用想象借南朝陈叔宝这个亡国之君的败迹，隐含哀而鉴之的嗟叹。

　　纵观全词，作者没有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写景抒发感情，即写古城破败景象抒发亡国之恨。因为作者毕竟不是李后主和陈后主，荒淫误国哀伤得直不起腰来；他痛父殉于国难，能终身不仕新朝，所以，一咱幽怨交加之情、哀而鉴之之心表现在词中，可谓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和作。

参考资料：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

　　人家住溪左，则溪蔽不时见，稍断则复见溪。如是者数处，缚柴编竹，颇有次第。桥尽，一亭树道左，署曰“缘江路”。过此则武侯祠。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乃睹“浣花溪”题榜。过桥，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溪周之，非桥不通，置亭其上，题曰“百花潭水”。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像颇清古，不必求肖，想当尔尔。石刻像一，附以本传，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碑皆不堪读。

　　钟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

　　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钟惺记。

　　《浣花溪记》一文记述了作者游览浣花溪和杜甫草堂的经历。文章以浣花溪为线索，主要写溪，兼及他物。作者是以自己的游踪所至展开描写的，由于其沿溪而下最后走到杜工部祠，所以文章随着溪流的宛转逶迤一步步将读者引入胜境。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开篇起到“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止，写浣花溪的地理位置、溪流走向、景色概貌及享有盛名的缘由；第二部分，从“行三四里”至“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记叙游览浣花溪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三部分，从“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至篇末，交代游览的时间、天气和作者与世人不同的游览境况。作者在写景中，蕴含着对杜甫处于穷愁奔走之际仍能择胜而居的崇敬，寄托了自己卑视庸俗礼教，追求清闲自适的情怀。

　　文章第一段，是作者对浣花溪的总体印象。作者从浣花溪的方位落笔，接着以“西折纤秀长曲”总写溪水的流向和形状。进而用“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五个比喻，极写纵目所见溪流的曲折多变，生动地描绘溪流的形状。而后又以“鉴”“琅玕”“绿沉瓜”喻溪水，展现了它清澈透明、莹然如镜而又澄碧柔美的特点。作者穷形尽相地描写溪水的形状和颜色，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接着作者把笔锋转到视点近处，对“长曲”下游给予概括描写：“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至此才点出浣花溪的名字。这句话收束并紧承前文的比喻，分别从颜色和形状两方面着笔，最后双承一收，句法错综而行文严密，描绘出一幅完整而丰富的图景。接着，用“然”承上文“皆浣花溪委也”作一转折，作者特地强调浣花溪与杜甫草堂的关系。这一精当的议论，褒扬了杜甫的名望，为后文的进一步议论作铺垫。

　　第二段，作者把笔墨落到浣花溪附近的青羊宫，写随溪前行所见之景。“溪时远时近”，从空间感觉上写溪水的曲折迂回；“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描写岸上竹柏成荫，苍然一片，隔岸而望，黑郁郁的几乎沿溪尽是；“平望如荠”，形容树木在远望中犹如小草一般，与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天边树若芥”意蕴相近。“水木清华，神肤洞达”，总写两句，表现浣花溪山光水色的清幽秀丽，增添了文章情趣。杜甫在穷愁奔走中犹能择此胜地而居，这样旷达的襟怀令人钦佩不已。这一段描写青羊宫附近的浣花溪景色，视野空阔。

　　第三段介绍浣花溪的源流，但仅从轿夫口中侧面点出，一笔带过，作为传闻之辞。而重点写溪旁人家，错落有致，景色如画。凡有人家住处，溪流就被遮挡；一到没有人家的空阔出，溪流又呈现在视野之中，“如是者数处”，写出人家错落和溪流掩映的情状，于溪水的隐现中抒发了愉悦之情，颇有风致。“缚柴编竹，颇有次第”两句以工整的句式描写临溪人家的风貌，展现出其乡野淳朴之趣，成为沿溪景致的点缀。随后，作者一一交代沿溪的“缘江路”亭、武侯祠、“浣花溪”题榜等古迹。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杜甫祠堂后，作者不再着力写水，转而描写这座建于宋代的杜工部祠。作者未对其作浓墨重彩的描摹，写祠中的画像，仅以“清古”二字传其风神，以求与溪之清逸相协调。这一段介绍浣花溪、杜甫祠，意在为写杜甫及由此引发的感慨蓄势。

　　第四段中，作者直抒胸臆，叙说杜甫“穷愁奔走”之事，以此反映杜甫在穷困之时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突出杜甫幽恬渊静的人格与从容的风度。行文至此，作者对杜甫的敬仰、爱慕跃然纸上，凸显了文章主题。

　　最后一段，交代出游的时间和经过。作者厌恶世俗的应酬，清早独自探访杜甫草堂，正是其高洁自持情怀的体现。文末用自己“偶然独往”同“使客游者”的附庸风雅、冠盖喧哗相比照，表达了作者对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的嘲讽和鄙视，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作者对杜甫的敬仰和对浣花胜地的热爱。并衬之以“是日清晨，偶然独往”，烘托出作者的孤独之感。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线索清晰，作者以浣花溪为主线把所观所感贯穿其中。最后两段，以“钟子曰”发感想，实仿古辞赋篇末乱辞之例；记出游时日及缘起并具名，实仿唐宋古文家游记体例。这两段体现出作者对人生境界的思考。文中写景，善用比喻、白描，其语言显示了竟陵派散文的独特风格。

参考资料：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瞽瞍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

　　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君（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君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君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